2003年8月19日傍晚，车马喧阗的耶路撒冷市中心，年轻的讲师雷伊德・阿布德尔・米斯克微笑着拉响了隐藏在宽大罩衫下的土制炸弹。 鲜血漫天飞溅。米斯克是2003年第4枚成功爆炸的巴勒斯坦“人肉炸弹”。
而自2000年9月巴以之间爆发新一轮暴力冲突以来，在巴勒斯坦人清贫的军火库中，“人肉炸弹”早已成为对付以色列的最致命武器。
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面对这种坚韧决绝的战斗方式，均无应对良策。
决绝的袭击
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发言人阿布杜尔・阿齐兹・兰蒂西说：“那些自杀爆炸勇士决定着以色列的前途。”他认为，即使“人肉炸弹”的袭击无法结束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的局面，至少也让他们始终生活在痛苦不安之中。
而据以色列安全部门掌握的情报显示，一般只是在执行任务前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前，“人肉炸弹”的人选才被选定。不久，这些即将走向死亡的勇士会被带到某个公墓。在那里，哈马斯的领导人要求他们在坟墓间躺上几个小时，提前感受一下死亡的滋味。此后，“人肉炸弹”被带往一个秘密地点，进行最后的宣誓。整个宣誓过程被摄录下来，当他们牺牲后，巴勒斯坦民众便会收看到其生前的短暂片断――一些宁静而忧伤的画面。
出于保密原因，哈马斯禁止“人肉炸弹”在出发前与家人告别。与此同时，哈马斯也已选好了准备袭击的以色列目标。
萨义德・霍塔里与他的伙伴马哈默德・马尔马希，就是这样完成了哈马斯赋予他们的任务。
2001年5月18日，以色列海滨城市内塔尼亚一家购物中心的警卫利奥・卡米萨看见了21岁的马尔马希。当时，马尔马希正与几十名以色列人站在一起。
卡米萨后来回忆说：“我们交换了目光，他的眼神像是被冻住了。”卡米萨感到这个人有点不对劲，尤其是那人穿着一件与自己身材不相称的肥大夹克。于是，卡米萨马上通过对讲机请求增援。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后，马尔马希与5名以色列人化作了灰烬。
6月1日，轮到霍塔里上阵了。哈马斯的两名特工开车将霍塔里送到了特拉维夫“海豚”迪斯科夜总会。霍塔里悄悄溜进了夜总会大门，很快，他就挤到几位姑娘的身边。不一会儿，炸弹就爆炸了。
哈马斯
所有针对以色列的“人肉炸弹”袭击中，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声称，绝大多数的“人肉炸弹”，是他们“组装”而成的。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桑・尤素夫说：“每当我走在大街上，儿童们追逐着我，嚷嚷着‘教长，再来一次自杀爆炸事件吧’。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他们不必等待很久。”
以色列安全部门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哈马斯掌握了一支“人肉炸弹”队伍，并且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除了有这样一支敢死队之外，哈马斯声称，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愿意成为“人肉炸弹”的预备力量。
尤素夫说：“我们训练他们，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然后，从中挑选出我们所需要的人，对以色列发动致命一击。”在哈马斯开办的幼儿园里，墙壁上都涂写着这样的标语：“今天幼儿园里的孩子，就是明天神圣的烈士。”
加沙城内一所伊斯兰小学的小学生阿赫迈德这样说道：“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当作一枚炸弹，去炸死那些犹太佬。”
哈马斯开办了很多研习班。在研习班上，以教长面目出现的哈马斯领导人，反复向学员们述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野蛮暴行。经过几个星期的学习之后，学员们早已怒火中烧，心甘情愿加入“人肉炸弹”的行列。
而为了让那些“人肉炸弹”义无反顾踏上征程，哈马斯除了授予他们“烈士”的荣誉称号外，他们的家人还能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那些死去的“人肉炸弹”的照片会悬挂在学校和寺院中。哈马斯告诉他们，在“天国”里，他们还将获得特殊的待遇。他们可以拥有“天国”里72名美若天仙的姑娘，这些美女“面容美如红宝石，肤色白皙如同钻石和珍珠”。
在加沙布雷耶难民营，16岁的哈马斯童子军首领巴萨姆・哈利费说：“我知道，与美国人相比，我非常贫穷。但是，美好的天国在等待着我，它让我感到，我现在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
新“文化”
现在，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并不仅仅包括由极端组织招募的狂热分子，而是呈现出全民上阵的情势。
“8・19”自杀爆炸袭击的凶手米斯克是希伯伦SHARIA学院的讲师。他正在谋求当地的一个政府职位。
与普通巴勒斯坦民众相比，米斯克可谓前途无量，更与传统的“人肉炸弹”有着天壤之别。况且，米斯克与妻子阿里杰育有两个孩子，妻子目前又有5个月的身孕。
然而，米斯克成为一枚“人肉炸弹”的原因很简单――在漫无边际的巴以冲突阴影之下，在杀戮与迫害中生存的巴勒斯坦人，对于死亡的感觉已日渐淡漠。
当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边墙”修筑完成后，真正属于巴勒斯坦的，实际上只有两座城市。狭窄的生存空间，必将扼杀一个独立自由的巴勒斯坦。
困兽犹斗。很多巴勒斯坦人觉得，自杀爆炸袭击或许是惟一的出路。
以色列安全部门对“人肉炸弹”背景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表明，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巴勒斯坦人，并非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激进分子。或许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得他们成为了“人肉炸弹”。
而这也正是以色列感到忧虑之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知晓，会有什么样的巴勒斯坦人，会在什么时间，会选择什么地点，制造新的自杀爆炸袭击事件。
同样，许多巴勒斯坦人直至看到新闻报道后，才知道自己的亲人成了一枚“人肉炸弹”。
对于目前这种情势，加沙城的巴勒斯坦精神学家伊亚德・萨拉亚非常担忧：在爆炸声中成长起来的巴勒斯坦青少年，已经将死亡等同于某种可以随时与什么交换的东西。他说：“他们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20岁的大学生阿里安・阿赫迈德，便是这种新一代“人肉炸弹”的代表。
与“前辈”不同的是，在成为“人肉炸弹”前，阿里安与哈马斯等圣战组织毫无关系，她也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
而她自发地充当“人肉炸弹”，个人方面的因素是她失去了爱情，因此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而政治方面的因素是，巴以冲突也让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2002年5月23日，阿里安身穿紧身T恤衫，背着双肩包，背包里面装满了炸药和铁钉，走在一个以色列城镇的大街上。
事实上，五天前阿里安才向伯利恒的一个激进组织提出了申请，要求成为“人肉炸弹”。直到行动的前一天，她的申请才突然被批准。当时，阿里安在伯利恒大学上课时，忽然被一个并不认识人叫了出去。那人给了她一只背包，然后教她如何按下爆炸开关。随后，那人将她送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
对于巴勒斯坦精神学家萨拉亚来说，他不能通过直接批评像米斯克这样的“烈士”，从而批评整个巴勒斯坦社会正在接受这种“文化”的令人不安的趋向。他说：“在这个社会，你可以谴责恐怖主义，但是你不能谴责‘烈士’。”
然而，当“烈士”成为惟一的社会价值取向，当“人肉炸弹”有层出不穷之虞时，脆弱的以巴和平“路线图”，也许就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炸声中，被炸作碎片。
（摘自《周末》原标题为《谁诱惑他们成为“人肉炸弹”》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