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女英雄非刘胡兰莫属。她的事迹能够传遍大江南北，和毛泽东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紧密相关。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重新开始了战争。作为双方最先重新交手的区域，两党在山西的争斗也格外惨烈。在不同的信仰支撑下，国共双方都产生了许多不怕死的“英雄”。
共产党方面，十五岁的刘胡兰和十六岁的尹灵芝，在同一年，1947年，走向铡刀。几个同志已经横尸身边，她们仍是毫不畏惧，慷慨赴死。
国民党方面，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堂妹、山西省国大代表阎慧卿，眼看太原城破在即，仰药自尽，此前嘱咐身边人员焚烧自己尸体，“尸首不与共匪相见。”
在众多的牺牲者中，毛泽东是如何知道刘胡兰事迹的?是哪些人最早决定宣传刘胡兰的事迹?长期以来，相关的文章都是语焉不详。近日看到一本《文水解放纪事》，有些事情才算明白：原来不是事实不清楚，而是记述者有难言之隐。
叛变的县委书记
刘胡兰是云周西村人，云周西村当时属文水县第五区。按照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先向文水县委报告刘胡兰就义噩耗的，是杜杰。当时，杜杰是五区区委委员和二、五、六区武工队负责人。
对于刘胡兰的就义过程，杜杰回忆：“胡兰同志就义的噩耗，我是在她就义的那天下午得知的。那天下午，我们武工队正在二区一带活动。云周西村一个民兵跑来告我，说胡兰子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就义时表现得十分刚烈……回到神堂村(注：中共文水县委驻地)，我立即向当时文水县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说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宣传。”
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杜杰将刘胡兰的事迹报告给文水县委后，文水县委书记最先主张褒扬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杜杰在回忆的时候没有给出文水县委书记的名字。
在编成于2008年的《文水解放纪事》中，收录了当时中共文水县委组织部长郭维屏的一篇回忆文章，终于写明了这个书记的名讳：孙景浩。
郭维屏回忆：刘胡兰1月12日牺牲，2月2日我军就重新攻克文水县城。一天，县委书记孙景浩说：“延安各界慰问团张仲实、吴满有等同志，昨天听了我关于刘胡兰同志生前和牺牲情况的汇报，明天要我们作详细情况的汇报。”
第二天汇报后，孙景浩晚上向县委副书记石玉、宣传部长刘光和组织部长郭维屏传达慰问团的意见，其中一项是文水县要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先修烈土陵园，并在陵园门口琢磨一副楹联，文字不要长，要把刘胡兰的个性、特点表示出来。大家沉默思索了很长时间，谁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措辞来。这时，孙景浩说我有个不成熟的意见，大家推敲推敲，即：乃中华优秀儿女，为中共候补党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斟酌了一会儿，都认为概括得可以，对仗也工整，于是就这样定下来。”
孙景浩又名梅村，他的这个楹联，真可以说是歌颂刘胡兰的第一联。
在宣扬刘胡兰精神中出过大力的孙景浩，本来应该日后大大扬名，可惜，他却成为被长期隐晦的人物。在回忆他当时在刘胡兰事迹宣传中的行动时，长期以“县委”“党组织”名义出现，像杜杰那样写清楚“县委书记”已经是破格的了。因为，刘胡兰献身七个月后，孙景浩却叛变了!这就难怪，长期以来在公开材料中难觅踪影了。
被忽略的“劳模”吴满有
刘胡兰的事迹是怎样传到延安的呢?这和孙景浩所提到的“延安各界慰问团”有关。
据慰问团副团长、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副科长的张仲实回忆，这个慰问团于1947年1月中旬成立，成立后即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部队。
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十个代表组成，其中，农民代表、劳动英雄吴满有和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张仲实，是最知名的两个代表。
在文水县，慰问团了解到刘胡兰等人的事迹后，准备前往云周西村慰问，晋绥独立第五旅旅长独臂将军贺炳炎担心那里刚刚解放，极不安全，特派一个排将慰问品――西北农民银行币一千万元、白洋布两匹及其他各种用品送去。后来，把刘胡兰事迹传到延安的，应该就是慰问团的人。
在慰问团的十个人中，人们现在常常提起的就是张仲实，缘由自然是他在推崇刘胡兰事迹中起了重大作用。那为什么郭维屏记忆里孙景浩还说了吴满有?
无独有偶。当时共产党文水县工区区长陈德照回忆中也有“中央慰问团来到文水进行慰问，有全国劳动模范武(吴)满有、副团长张仲实”的表述。吴满有在宣扬刘胡兰事迹上，是否有突出表现?除了郭维屏回忆中孙景浩的说法这一孤证，现在没有这样的证据。
不过，在当时慰问团的十个代表里，吴满有是风头最劲的人物。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可见吴满有的作用。
在当时的延安，人人有生产任务，吴满有就公开声明，毛泽东的劳动任务由他帮助完成。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让他拜农民为师，了解中国国情，这老师就是农民吴满有。
这个吴满有，后来强烈要求参军打仗，王震任命他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结果在1948年5月被俘。他是西府战役中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的干部，于是国民党方面如获至宝，献俘京城。
被俘后，吴满有受到优待，住好房子吃小灶，逛大公园看电影，穿呢子将校服，并三次发表反共广播讲话。也有人说，吴满有骂共产党的话是国民党炮制、伪造的，他只录制了第一句“我是吴满有”，后面是一个陕北口音的人配的音。南京解放后，吴满有返回家乡，被开除党籍。
由此，最先主张褒扬刘胡兰精神的孙景浩，以及可能在刘胡兰事迹传人延安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吴满有，在此后的历史中被有意忽略。
历史就是这样的时时在大浪淘沙。这种淘洗拣选，标准并不是颗粒的大小，而是颗粒的比重。因为比重大，刘胡兰、尹灵芝这些普通分子可以尽显黄金成色；因为比重小，县委书记也可能暴露沙石本相。国民党大肆进攻，共产党丢城失地，连首府延安都沦陷敌手，怎能挡住有些人改换门庭呢?这就是历史，真实而残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