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克老师 我们回首母校，不可不提及涂克先生。 半个世纪前是谁“亲手谛造”这所学校？是党的助手涂克同志。 1916年，涂克（原名涂世襄）出生于广西的地主之家，一个能供他上“国立艺专”去玩艺术的家庭。后来他脱离家庭和艺专，二十二岁从戎投奔新四军。在军旅中他画画、刻木刻、作曲和“抓舌头”，历经抗战和内乱。
1949年，涂克作为新政权的功臣，佩枪南下参与接管大上海，初期干的是公安。
涂克是一位本质意义的画家，“革命”没有消磨他自由知识分子的特性和爱好。他必须符合“党性”，又沉溺于艺术，从而毕生不能摆脱下述信仰的矛盾，即：革命固然能催生艺术，但艺术所追逐的“美”乃自由之表征，而非革命的表征。他必须同时崇拜他的老师吴大羽先生的抽象画，又转过身来斥责戴上“右派”帽子的俞云阶先生的种种不是。在学生面前他不掩饰对吴先生的赞美有加，并把这位被认作“资产阶级祖师爷”请进学校，此举由衷而恳切，又十分冒险，同时他声斥“右派”分子的声音也不弱，做出一个标准的“党性姿态”。
涂克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美术处长，他利用这个身份之便，把深藏于这个城市每个角落的艺术名家聘来任教，待以优厚的报酬。他关照接送颜文�先生来母校讲授，每次的授金为人民币四十元。七年后的“文革”，这些名师均悉数成为“牛鬼蛇神”。
因而当母校开张之初，映入新生眼中的第一号人物就是涂克先生，以及影随涂先生从文化局带来的秘书――那位克己谨慎、渊博又满腹经纶的陈向老师。
久违了涂克先生！也许应该略略勾画一下这位洋派的“革命知识分子”，以完成他的肖像。
母校的“先民们”看到学校的第一领导在讲台上指挥合唱，是忘情而大幅度挥舞手臂的那种指挥套路。他微秃，皮肤白皙，鼻微勾而成为脸部重要的表情器官，一副普通的秀琅架眼镜搁在脸上，我一直误以为是贵重的金丝边眼镜。排练合唱时，他身着包括领带、马甲在内的“三件套”西服，进门那一刻，他脱下了浅色的春季大衣，他的大衣不是穿着的而是披着的。
涂克老师在资产阶级聚居的上海西区，有一处党分配的住宅，然而他从不准时回家，宁可在夜自修课堂与我们这帮十五六岁的少年混在一起，热情洋溢地发表他那一套时而“文艺座谈会”式的讲话，时而超阶级的唯美主义说辞。他酷爱鲜亮的色彩，酷爱美食及华服，他从不将印象主义的色彩原理纳入资产阶级美学的范畴。
涂克是一名奢华享乐型的艺术殉道者，如同当年他的佩枪不离身，涂克总是随身带着他定做的珍爱的著名的小油画箱在上海各处写生。每当完成一幅得意新作时，从不弄脏他的手和身披的浅色大衣。他喜欢安坐在淮海路某家西餐馆树荫下的座位里，混在拿“定息”而尚未改变西菜习惯的那帮“资产阶级”人堆中，一边接受赞誉，一边用进口颜料给他的油画新作最后几笔润色……
1963年临近暑假，我见到涂克先生徘徊在“阿连”所在的校门内外，显得不安和欲言又止，不时拉某位教师去校门外的树丛边私语。此刻他行将告别上海，告别这座十四年前他佩枪南下解放的城市。当年的上海美术界容不得他，他必须继续南下，去他的广西老家，全家都得动迁――谅必是去担任更重要的职位。我不记得学校有没有举行送别仪式，涂克先生就此黯然离去了……许久没有涂克先生的消息――无消息就是好消息，遥祝近百岁的涂克老人安康无恙！
孟光老师
我与孟光老师相见，是在入美专以前，但并非在著名的“孟光画室”中――上世纪50年代，孟光在当年法租界的马思南路77号辟室授课，美术青年趋之若鹜。我之初见孟光老师，竟是在西子湖畔的一个石洞之中。
1957年，我在杭州念初中，兼学一点美术，那个夏天我意外撞见了“反右”。由暑及秋，斗争尘埃初步落定，一帮惊魂未消的同伴约我去“紫云洞”耍子儿，在洞内见到两个画画的人。识货的同伴告诉我，他们一个叫孟光，一个叫任微音，都是上海有名气的画家。那年酷暑，沪杭懊热难当，可想，他们肯定是为图清净，而结伴来杭州写生偷闲的。理着锅盖头的那个少年双眼紧盯着叫孟光的画笔起落，唯恐稍稍走神便错过了什么，透过肩头，画布上慢慢出现了洞口巨石、错落树影、白炽秋阳正照在附有青苔的石面上。当下，少年便决定全程跟踪，至另一个写生点“黄龙洞”，仿佛彼此有了交谈的机会……
隔年我被遣散回沪，再隔年我便考入母校。在众多教师里，我瞬间就认准了主课专业的那一位，正是我对其后脑比颜面更为熟知的叫孟光的画家，孟光也想起了洞里的事，一眼认出了我。从此，我与师长结下了数十年的师生之谊。
我对老师早期的记忆总与某些场景联起来。1959年，在徐家汇图书馆内，一栋普通楼房是母校第一处校舍，二楼为素描室，那里天花板特别低――可能是个夹层，室内多方柱，把空间隔得十分局促。方柱正好用来挂供写生用的石膏像，还有很多拉奥孔、维纳斯、奥古斯特、阿克里巴和酒神等等，全是颜文�先生早年从欧洲请来的“缪斯”，虽一再翻铸已面目不清，但一经发烫的铝壳强光灯的照射，变得分外生动夺目，其明暗交界线分明，细部寸缕毕现，亮部的反光，竟容易被误认为和受光面一样亮。孟光老师侧身穿梭于画夹缝间给学生辅导，他向我们揭开了光暗和造型的奥秘，以及诸多简单然而毕生受用不尽的原理。曾记否？教室里几十支铅笔竞相画在纸上，同时作用于画板而发出的那种空洞的此起彼伏、时断时续急风斜雨般的声响。期间有孟老师的讲述，他不时咳嗽一记，轻叹一声。这便是我们熏陶其中的那个环境，我们视觉审美经验的开始，也是六十位同学早期的集体记忆。
我并不以为与孟老师的洞中“前缘”，使他格外厚待我，事实上他悉心于每个学生，特别是那些从农村考上来的，裤腿还露出一截红色球裤的学生，孟老师屡屡赠与他们铅笔颜料等物。事实上他在审察我的习作时，经常重叹一口气，这里不是那里不是的几乎从不表扬。但凡稍有天分，或者仅仅是肯学的学生他都钟爱，一视同仁。
不久，发生了一点麻烦，我被分去学广告设计，老师深知我的志向乃绘画，如此两年仍未放弃我。于毕业前的关键时刻，他与何志强老师暗中向校方陈情力争，终于将我与同班的丁荣魁、毛兆明三人调整了专业。1961年岁末一个寒冷的下午，我万念俱灰正蒙头睡觉（我必须储备能量，以应付寒冷和自然灾害），孟老师兴冲冲爬上三楼寝室，告知我“你归队了！”这一句“归队了”我至今犹在耳边。孟老师如此在乎学生，须知在那个年份是颇为冒险的，有引导学生走上“只专不红”死胡同之虞。
长久以来我不能确定老师是否受到过校方的非难。在我眼里，老师不快乐，总有几分郁郁寡欢，在某几日显得特别消沉，不与学生多作交谈。直到70年代，老师未老而见苍凉。我们是未经世事不明就里的一群，以为老师总是老师，终归要高学生一等，岂知，教师也有左中右的等级之分，甚至还有令老师“头疼”的学生。十多年后的某次，孟老师对我抱怨，说是在他家中客厅讲什么话，隔天校方都能知道得一清二楚，而每当发生这类情况时，总有同一名学生在场。早年的我们更是愚不可及，冲进教师的进修室，那里有多名老师在作画，我们往往拥着孟光老师而轻忽了其余，我们甚至不能识破他一声声轻叹有什么征兆……
孟光老师的油画技法是卓越的，他擅长于淋漓尽致、流畅地运用色浆的不定型去表现和塑造，这种手法正满足了年轻学子对油画的想像和好奇心。当年的我们如果够精明的话，应该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以老师的资历，他仅在40年代中叶求学于“上海美专”？众所周知，刘海粟那所学校崇尚的是后期印象派及野兽派风格。未几，时局恶化，孟光投笔从戎入了新四军，供职于文化宣传队，后离开军旅，在上海自立画室。很难解释他何以另类于“上海美专”，又从何处学得一手50年代流行的苏派画法，以至于十分符合当时的风尚。“在当年的上海美术界，孟光是属于跟得上时代，特别能画的一类”（何振志先生语）。唯一的解释是他聪颖和才气过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师风华才情并茂，作品在美展中很是出挑。他有订件、出版物和博物馆收藏（大型油画《锻工》、《返航》和电影招贴《海魂》等等），学生们刻意追随争睹其新作。孟老师一贯以造就美术人材的教育匠自许，他刻尽心力，从多难的壮年、中年而渐入老境，都在那条不甚畅通的路上行走，从未间歇。老师与他的众多学生由师及友自不必说，对于校内不起眼的工友他也同样施以厚待。他天生的儒雅之风，以及些许慵懒加上谦让，十分具有吸引力与亲和力。他是一位可以被学生心甘情愿称作“恩师”的长者，孟光老师将长久为后世所缅怀。
俞云阶老师
俞师卧病及临终的噩耗传来之时，我正困顿异乡。关于先生的死，我只隔洋听到其中一节，说是弥留之际，先生感觉表明心迹之时已刻不容缓，于是他所在单位――上海油雕院的领导被唤到床前，俞师紧握来人之手，并说出大意如下的话：“我一生其实是热爱祖国，也热爱党的……”真相终于大白。
几乎当我听说达•芬奇、伦勃朗、齐白石、徐悲鸿这一连串中外伟人名字的同时，也知道了俞云阶。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李育康先生，把历来的艺术大师们和俞云阶的名字，等量齐观地罗列在一起，并注入我的脑袋。校园四周张挂的宣传画也使我得到求证，它们大多出自俞云阶先生与赵延年先生的手笔。
接下来的几年，俞云阶先生在我的视野中似乎消失了。
再次遇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是在八年之后。
这一次，常人一般的俞云阶先生在我身边走动。那年我在上海美专中专部的工商美术科学习，课程中安排有水粉画静物写生，俞先生是主课老师，他的教学方法是采用相同的绘画材料，与学生们一起画，并随口说出他的体会。令我欣慰的是，俞师不在乎什么广告式的水粉画法，他只是传授正确的写生方法――强调色彩的精妙，笔触的韵律，以及朴实无华的表达等等，他要求我们用笔去塑造而不是去雕琢，他还教我们用大笔画精微的部分。
在工商美术课上，我们得到的告诫是：无论何时何地，颜色必须干净与鲜艳。俞师却看着我的作业指导我：“若把调色盘上的脏色混在一起，再加上某种缺少的颜色，便能找到你所需要的色彩。”他还告诉全体学生：“颜色无所谓干净肮脏，各得其所才能形成色彩，正如红烧肉吃在口里是好，而掉在衣服上则肮脏不堪。”在工商美术科的两年里，我被认为是不安于专业、一心想画画的坏学生，在俞师的课堂上我却得到了表扬。我的描绘铝锅与其他物件相组合，一张十分幼稚的水粉画，被俞师挑选并陈列出来，这在我处于心情压抑沮丧的那个年头，实属非同小可，它及时地平衡了我的心绪。
我们的有幸之时，却是俞师的受难之日。1957年俞云阶先生被强戴“右派”帽子，他从人生的巅峰――被上海独一无二地选送北京，师从马克西莫夫――跌至谷底。在“油训班”结业前夕，因“右派”而被除名，随即贬谪并押回沪上故里，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中，俞师没有分文工资收入，沦为一名接受批判改造的专业户。他来我校任教是他成为“右派”的第三个年头，大约是生活无着落，本着改造其思想而不消灭其肉体的仁慈，被安排于一个每月能领取四十元工资的“平台”。俞师来到我校，虽受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但并未因而丧失心志，他仍孜孜不倦于绘画，利用一切机会画画，写生，还勤于创作。他能在学生堆里，占得一个较好的角度去画他的静物写生，而未必能在教师进修室行得通，在那里他必须排在最后，通过若干画架才能看清他的写生对象，而且俞师随时可能被叫出去做一些工友做的事情，我曾多次听到叫他出去把痰盂倒清的吆喝声。
1961年某日，全体师生步行去静安文化馆看电影，俞师邀我同行。我们也许有意地落在人后，途经一家杂货店，俞师入店买烟，我也跟进。当时的纸烟实行配给制，按人头计，一人一盒，俞师以我的名义又多买了一包“飞马牌”。翌日，忧心忡忡的俞师伺机把我拉向一边，慎重地向我道歉，表示不该冒我之名多买香烟，从而破坏党的政策，并嘱我千万千万不要揭发出去。俞师显然为他所行使的“阴谋”而彻夜未眠。
那时节，在宿舍三楼走廊的扶梯口，有一个颇为“学术”的角落，俞师为自己占据了几平方米并布置成型，打起灯光坚持以写生之法创作。作品有《革命烈士王孝和被绑》、《白衣天使》、《炼铁工人》等。同时，在家中的客厅内，完成了《鲁迅与瞿秋白》、《载得友谊归――张瑞芳》，这两件重要作品，终被画家本人自毁于某年，实为一大损失。
俞师的习作与创作几乎有着同等的魅力与特性。他行笔阔大、色浆浑厚，要改就彻底重来，一气呵成，绝不在画就的底子上作任何修补工作。他技艺卓群，在遵循此法的同代画家中出类拔萃。他给我们讲解伦勃朗以及诸多绘画大师的作品，都极得要领，强调他们技法上的大气及含而不露。记得俞师给我们讲解某东欧画家的作品时，并不拘泥于一般的技术性分析，他只说，“这是一道素菜，然而是用鸡汤煨的一道菜”，得以启发我们的心智，唤醒我们对于绘画格调的思考。
俞师于抗战时期作于重庆的油画《读书人》、《吾土吾民》，以及若干重庆郊外的风景，可称中国绘画的经典，其时他不足三十岁。他某些发自内心的作品，朴实而毫不矫情，如同徐悲鸿、司徒乔等大师一样略带“市井之俗”。这种“俗”并不具有任何贬义，而是一种好的品质和境界，这种“俗”充斥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油画，它们均能透出强烈的人文气息和难以名状的、可贵的、我们暂且称作“庶民精神”的光芒，这与接轨以后的中国油画不可类比。
俞云阶，江苏常州人氏，和瞿秋白同乡，他大约因此而画了不止一幅秋白先生的作品。太湖之滨的这一隅，它的比邻是常熟与无锡，而独独在常州这一小区域内，人性特别耿直不讳而多冒犯人，往后我在许多常州籍的画家身上都印证了此种品性，比较突出的是气吞山河的绘画大师刘海粟。俞师的“右派”罪状之一是骄傲而“不买账”，他被称为“华东第一大画家”。在我的眼里，俞师并非狂傲不羁之辈，对于他钟爱的绘画艺术无论对己、对同辈画家，或对于学生的作品，均本着他所信赖的原则，一丝不苟地耿介与不妥协，凡看不入眼的，只要有可能，一律上前“动手术”。他大刀阔斧地修改学生及自己的作品，刮刀是他的常用武器，毫不顾忌在旁学生的情绪和微词，也不考虑他“右派”分子的卑微身份，照旧给予尖刻的评判与否决。他改自己的作品是从画布底层改起的，凡是从他画前经过的学生，他都会捉去征求意见并作出修改。
俞师背圆体胖，患过胆结石，额坦而光润，直至老年而无一丝皱纹并呈高光（高光必须加群青），肤色棕且匀。德国画家培•海勒，于1954年俞师人生的黄金时期曾作下一幅特别传神的素描，画中的俞师踌躇满志，鼻耸而唇厚，镜片背后的眼睑厚重低垂，仿佛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厄运。俞师口中常含着烟卷，烟卷是靠肥厚的下唇黏合住的，很少用手指接烟（因为手是用于作画的），而任凭烟灰堆积，靠地心吸力散落一地。这应该是一张天生喜好美食的嘴，然而在我们初见俞师的60年代物质匮乏时期，他在食堂的窗户前排队混在学生堆里，而且不得不排在最后一名，去领取他的二两稀饭及半块乳腐。我曾见到张充仁先生也在队伍中，不过他把乳腐风雅地叫成“一客乳腐”。
往后的三年半时间，在几位可敬的师长鼎力相助之下，我从学工商而插入同校本科的油画系，俞师从此成为我的主课老师。我在中专部从来未摸过油彩，些许水彩画的经验使我初入油画系频频失手，在周碧初先生的课堂上，我的静物写生得了两分，同学间开始传闻，并争论我到底是“色弱”还是“色盲”。
俞师家住上海西区太原路路边的一个底层，学生只要跨上两级台阶，便可登堂入室。初抵俞师家，我便见到他替学生凌启宁及陈适夷画的一幅两人坐卧草地的油画写生。这正是我十分向往的那种画法，最近得知，我记忆中的这幅杰作，于某年当着全体油雕室成员，自然也当着俞师本人的面，被就地正法，“破膛”而遭毁灭了。俞师家中满墙的油画，还随处搁置着俞师及师母朱怀新先生的新老油画作品。在鲜有学术参照的当年，俞师的家从卧室的床笫之间到客厅都印遍了学生的足迹，每逢周末我们必去，那里是我们的第二课堂、我们的小灶、我们的罗浮宫。可以这样认为，对历朝历代西洋绘画的综合认知，通过俞、朱二位长辈的消化、吸纳及提炼，均流于他们的笔端，都是货真价实的油画原作呀！这些既是他们的作品，又是我们的教材，正摆在眼前无穷尽地供我们吸收。这里也隐含先贤徐悲鸿的教诲――俞、朱二师均受教于悲鸿大师，而悲鸿大师从欧洲“窃取”了火种。
在不知不觉的某一时刻，不过一二个作业的忽然之间，我自觉摸到了油画的门道，在俞师眼中我或许还不至于落后，开始将俞师给我改过的油画，又不自觉地重新改回来，自觉羽毛颇丰。学生时代的浅薄，便不外乎于此。八个月的农村“四清”过后，转瞬就是毕业创作。凌启宁同学保留了一帧俞师在我的“毕作”上动手脚的珍贵照片。最后的“盛宴”过后，便是毕业分配了。那时不懂开后门，傻傻地等着分配，直到通知去上海手工业局报到，方知我的宿命乃是“不准绘画”。
1965年一个炎热的秋日午后，刚刚分配完毕，我沮丧地进入俞师的客厅，无言以对。俞师面有愠色厉言对我说：“你这人怎么搞的，与某先生总是搞不好关系，相处了八个月还是搞不好！你本可以进入油雕室的，现在不能获得通过，我爱莫能助……”然而，即便是入了油雕室又能怎样？也一律是下乡，俞先生与他的同僚们去崇明搞“阶级教育运动”，睡在草堆上。
十个月后正当酷暑，“文革”全面爆发，旋即愈演愈烈。上海中国画院从三楼到底层，长距离拉下一幅标语“把牛鬼蛇神丰子恺揪出来！”，斗争的对象换了一批人，俞云阶先生经过“反右”斗争一役，取得了免疫力，不过是在单位大字报上略中数弹而已，但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俞师家的四周遍布“牛鬼蛇神”，后院对面是民国总统黎元洪后代的宅邸，右侧弄堂底是“巴黎和约”签订者之一、卖国贼曹汝霖的后代。入夜后尤为恐怖，“红卫兵”驾着黄鱼车轰轰烈烈地驶来就意味着遭殃。那晚，我与陈逸飞相约，戴上“革命造反队”红袖章，提前进驻了俞先生的家。我们在二楼转角的亭子间�望，严密监视外界动静，只要“红卫兵”的战车在门前一停，我们便马上出来宣布这里早已经是“沦陷区”。不知是出于防御本能，还是安全考虑，我们搬来上百本俞师收藏的厚重画册，垒在亭子间临街的墙边，它们真能抵御什么？只能作彻夜观赏。真是奇特的夜晚，一边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抗战逃难存留的画册残本，一边是外面传来的叫嚣声、口号声、热水瓶摔地的爆炸声。弄堂底曹汝霖的儿子正被“上体司”的“造反派”用浸了水的皮带抽打，发出阵阵惨叫和哀号。俞师与师母如惊弓之鸟，他们在卧室里该作如何想？
当我再度想为俞师及师母做一些什么时，却犯下了罪孽。我曾替朱怀新先生画过一幅名曰《顶风船》的大批判报头，不料冒犯了她所在的学校――上海第一师范的组织，朱先生一度在学校受到了磨难。
我替俞先生转移了一捆油画，其中不乏精心之作，我将它们藏于工艺美术研究室的暗房内，在锅炉的背后。当风声平息取画之时，却发现早已被人取走，我至今还记得这些画面，不胜痛惜。
我与俞师的缘分，不因我未能进入油雕室而终结。1975年，我结婚的新居，几乎是俞先生的毗邻，因而更是常去他家。我因单位没有条件作画，经常徒手无事，而俞宅之内的新作不断，每有新作，我是最初的观赏者。俞师时而赏我一支笔说：“你来动几笔？”我毫不推诿地画起来，画得不对，他又改过来。我时而反省：我从未允许学生在我的画面上胡来，俞师对绘画的虔诚琢磨却从不间断，使后辈如我感到汗颜。
每当晚间，我踱步即兴闯入俞宅，见两位长者坐在黑暗中，面对一架九英寸黑白电视机，光影摇曳烟雾缭绕，茶几上几粒花生、一方豆腐干、半包麻酥糖、一个水梨，这便是俞师及师母的全部享受，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原来是那么的简单。他们的上方挂着悲鸿先生1938年赠予的励志横幅“勇猛精进”，边上是俞师本人的作品《吾土吾民》，描绘一群孱弱的老人以身体筑成长城的故事，未完成的一幅油画搁在画架上，在黑暗中静静地挥发着松节油的气味。
1978年我与妻子在路口遇见老邻居俞云阶先生，他站停了，问去何处。我说，去看一部名叫《恶梦》的美国电影。俞先生“嘿”的一声，并用他的全部恶毒接着说：“你们还嫌恶梦不够，还要去做恶梦？！”十足常州人的坏脾气！不过那时的恶梦，现在看来是美梦。
俱往矣……我在母校的六年半时间，由中专插入本科，遂以金山农村搞社会主义“四清”运动历时八个月而告终，这一切仅仅是人生的演习期。学校如同一顶保护伞，师长就是撑伞人，在伞的遮掩下我们演习如何去“面世”，真枪实弹的“面世”毕竟杀伤力太大（即便保护伞下也风雨如稠，充满艰险）。住宿学校就是不分昼夜地与人相处，领教人生的况味，排练这项“面世”的课程，待至尝尽冲淡了的甜酸苦辣，自认天性趋于成熟之时，1965年9月我踏进社会。隔年，“文革”肇始，我感到扑面而来的风风雨雨只不过似曾相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