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狂夫》是我在1991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引起一些反响，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当年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有了许多评论，以后又获1994年的“人民文学奖”。没想到的是，这部书在二十多年后，又被列为建国六十年的500部优秀长篇之一。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这部书送给了我的日本朋友藤尾昭先生。他是大阪府日中友协的副会长，与我同是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理事，每年都要在理事会上见面。这位已届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对中国十分友好，已经一百多次访华，做了许多有利于日中两国交流的好事。当我参加江苏中心组织的访问团赴日本访问的时候，曾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并亲自为我们开车，送我们到奈良去，为我们导游。
半年之后，我接到江苏中心黄志雄先生的来电，说藤尾通知他：在看了我的《白发狂夫》之后，感到非常好，认为这是一部真实地介绍中国文化和民风的小说，他想在日本出版，他已为我选择了一位资深的翻译家，想征求我的意见。对于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好事，我只有感谢的份，连连答应。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又接到他的电话，说那位翻译家得了病，改请另一位翻译家福井耕一先生来翻译，这也是一位资深的翻译家，曾经翻译过《家》《春》《秋》等名著。最有利于工作的，是他能发中文的E―MAIL，能说中国话，这为我俩的沟通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一本中文的书并不好翻译，我的这本书更不好翻译。在这本书里，最难翻译的有几类：一是美术的术语，二是方言，三是中国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事物和名词，四是引用的古诗词句，五是地方民俗。由于这本书是写了中国美术界，人物是高级知识分子，地域纵跨四川和陕西，时间则从抗战前到“文革”。对于一位日本人来说，是极难理解这本书里提及的这些知识的，但如果不把这些翻译出来，又不能体味出这本书的独特韵味。所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福井先生以他特具的细致和耐心，以日本人特有的坚韧和认真，对书中这些难翻之处一一理出，并随时通过伊妹儿与我联络。他的工作很认真，即使是在今年极度严寒的冬天里，以及在日本的地震之后，也没有停止过翻译工作。我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但我从他的来信中感觉到一种特别的认真和细致，一种特别的敬业和友爱，他在通信中会提及一些对文学的看法，非常有见地，令我钦佩。我们也通过电话，在话机那头，我听到的是一种谦恭而和顺的声音，用不算太流利的汉语和我交流，以日本人特有的礼貌向我频频致意。
福井先生向我提出问题的种类之庞杂，在创作时并未觉得，但在他提出后，连我也觉得我的回答也难准确地达到其意。有些美术上的名词，如“乱柴皴”“穷款”“净皮纸”“棉料纸”“九朽一罢”“弘仁渐江”“荆、巨、董、范和李、米、夏、马”“漆书”“色墨相破”“迁想妙得”以及“野怪乱黑”等等，即使一位中国读者都不会太明白，何况日本人呢？
书中的方言还可以解释，提及的古诗词句也都能找到出处，进行翻译。至于书中提及的外国画家名字，都一一找到了原文，以便供他找字典。有的民俗句子，也只能大致地向他解释。但最难的是那些政治词语，那是在中国特定的时期出现的，非当时经历者而不能明白。如“刘介梅的教训”“社教”“反标”“根正苗红”“资反路线”“红联文总”“专政”“交白卷”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名词，真让一位外国翻译家满身出汗！真亏了这位福井先生！我不知道日本读者是否能够看得懂这些艰难之处？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前，福井先生来信嘱我为日文版写一篇后记，他和藤尾先生又携译稿亲自来到我的家乡，征求我的意见。对于这部凝集着中日两国三位老人的心血的译作，我百感交集，我真不知如何去回报这份厚谊。中国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绝大多数是靠中国的外文局向外推介的，极少能被外国的译者和出版社看中而出版。藤尾先生并不是出版家，也不是文化人，更不是大富翁，他却是出于对中日两国的友谊，而全力促成了这件事。在此之前，我曾在日本举办过我的个人画展，让日本的观众看到了我的画作，现在，藤尾先生和福井先生又让日本的读者看到了我的书，我能做的，只能是：
感谢促成出版此书的藤尾昭先生！
感谢翻译此书的福井先生！
感谢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感谢一直为我提供帮助的黄志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