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一算，霍廷霄在电影美术这一行已经做了22年。虽然不少当年的同行们都转做导演或是其他行当，他却踏踏实实没变过，“我就干这一件事，想做得精到嘛。”霍廷霄生长在陕西，他说，西北人生来都带着一股狠劲儿，自己认准的路就要走到底。这话放在霍廷霄的身上，的确不假。
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上学，霍廷霄就是班里的第一名。1990年，陈凯歌拍《边走边唱》，第一次参加实习的霍廷霄被招过去做副美术师。这一步跨出去，起点够高。此后，他便从未离开国内最出色的电影人群体。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戛纳登顶，到张艺谋的《英雄》开启“国产大片时代”，再到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首破华语电影1亿美元票房纪录……这20年来，第五代导演忙着打破华语电影的各种历史纪录，那些电影的幕后，霍廷霄一直都在。
从美术少年到电影青年
虽然离开陕北老家近20年，霍廷霄的乡音依旧未改，他待人的淳朴厚道也仍是西北人的做派。他的书架上，几座金鸡奖和金像奖奖杯旁边，记者偶然看见“米脂婆姨绥德汉”的石雕。“家里头都是这样讲嘛。”霍廷霄一笑。虽是民间传闻，但是作为四通八达的“旱码头”绥德，早年间就是文化繁盛之地。不过，霍廷霄的家里，祖辈都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并无跟艺术沾边的人。霍家兄弟姊妹九人，霍廷霄排行老九。父母亲和哥哥姐姐们都很疼爱这个老幺，母亲知道他喜欢画画，尽管家里并不宽裕，她还是鼓励霍廷霄出去学画。离霍家十几里地的绥德县电影院，有一位美工师画电影海报之外，平日里还教远乡近邻的几个孩子画画。霍廷霄十岁时，就离家跟着这位启蒙老师学画。
70年代的县城电影院，还是露天的。霍廷霄记得，很多个晚上，幕布那边放着《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那些样板戏电影，幕布这边，他自己苦练画功。虽然那时的他对电影没有太多兴趣，如今忆起，霍廷霄还会觉得同电影缘分早就悄然种下。老师虽是义务教学，对学生的要求却和正规学校的老师一般无二。霍廷霄常常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写生作业，跑到县城里的小旅店。那里面住着许多乡下来城里看病的人，这些学画的孩子就以这些农人做模特，每小时付人家五毛钱，大家围坐在旅馆里写生。旅店里的灯泡只有十五瓦，灯光太暗，霍廷霄他们就自带二十五瓦灯泡，到了房间就换上。
“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都逐步恢复招生。1981年，西安美院附中开始在陕西省内招生，第一届的名额有30个，绥德县考上两人，霍廷霄就是其中之一。霍廷霄在西安美院附中苦读四年，要做一个画家的梦想越来越清晰，“在学校里面要是能借到一本列宾（俄罗斯画家，巡回展览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印刷很好的画册，就激动不已，会连着几天研究它。”四年的学习结束之后，霍廷霄留校任教，给新生们上一些基础课。
西安美院附中的生活，让霍廷霄对更遥远的未知世界有了渴望。1987年霍廷霄赴京，参加中央美院的考试。因为霍廷霄在西安美院附中的一个同学两年前考入电影学院，于是这次他也顺便报考了电影学院美术专业。专业课成绩出来，霍廷霄同时进入央美和电影学院的候选名单，不过，在电影学院这边，他是专业课第一名。电影学院的老师对他讲，“只要文化课能过线，你肯定能来这儿上学。”权衡一番，霍廷霄选择了电影学院。
霍廷霄回到西安，开始准备文化课考试。当时的西安美院在西安城外的长安村，霍廷霄就租下当地农民的房子复习考试。他整整三个月不出门，就像大侠闭关一样看书做题。“出关”的时候，房东都认不出来这是那个租他房子的年轻人。霍廷霄的文化课考试顺利过线。他也是87级美术系唯一一名来自西北的学生，同学们都喜欢叫他“老霍”。霍廷霄坦言，直到进了电影学院，他自己才真正开始了解电影是什么。
一个善于“做旧”的新人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这些第五代导演正处在创作高峰。同这些78级的学长们相比，霍廷霄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1990年，临近毕业的霍廷霄先后得到两个实习机会。第一个是陈凯歌的《边走边唱》，第二个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因为先答应了陈凯歌，霍廷霄选择进入《边走边唱》的剧组实习，担任副美术师。
虽然陈凯歌的剧组已经是当时国内的顶级团队，人员编制却远远不能和如今动辄上百人的大片剧组相比。现在霍廷霄做美术指导，美术组至少有十几个人；而《边走边唱》的美术组只有三个人，除了霍廷霄，另外两个美术师都来自北影厂。第一次进正式剧组，霍廷霄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可能是我以前在西安美院附中做过老师，社会经验丰富些，也知道怎么迅速进入自己在剧组里的角色。”《边走边唱》里的佛像和壁画都是霍廷霄自己动手做出来的。第一次合作，他就给陈凯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1年，霍廷霄大学毕业，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部美术创作室做美术设计师。不久，陈凯歌准备开拍《霸王别姬》，邀霍廷霄接着做副美术师。正赶上八一厂也要开拍一部电影，领导不愿意放他走。后来厂里的戏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拍成，霍廷霄就偷着跑到陈凯歌这边。拍《霸王别姬》的那些日子，霍廷霄每天都要从六里桥的八一厂骑自行车到北影厂的摄影棚，颇多辛苦，他却觉得很值。《霸王别姬》的外景都搭在北影厂的明清街里面，电影中，戏班后面有条胡同，陈凯歌交给霍廷霄来做效果。那个胡同的一砖一瓦，霍廷霄都亲手弄过。陈凯歌看过效果后说，“以后（做效果）就全部交给霍廷霄。”
从《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霍廷霄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场景做旧，让这些场景具有特定时期的质感。“（做这个工作）实际就是一种感觉，景需要新到什么程度，旧到什么程度，达到某种效果需要哪种材料，对场景色彩的判断和把握，就是从这两部戏里学到了很多。”毕业两年，经过陈凯歌的两部电影，霍廷霄在创作上更加精进。1993年，霍廷霄开始独立担任美术师的工作，为何平的电影《炮打双灯》做执行美术，而这部电影最终获得第1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
一个好的美术师对色彩的感觉跟一个画家大相径庭，画的色彩是直接反映在观画者的眼睛里，而布景的色彩却要经过胶片的“翻译”。因此，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正常颜色，和在现场比起来，很可能差异巨大。霍廷霄在这方面的感觉非常准确，这也是导演何平最欣赏他的地方。何平说：“小霍的经验就是，这个颜色反映在胶片上是什么感觉，你现场看着布景的颜色跟日常不太一样，但是拍出来就是特别舒服……” 古装片的写实派
1999年，陈凯歌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大片”《荆轲刺秦王》，制作耗时两年，成本高达8000万人民币，创了上个世纪华语电影的纪录。这部电影的总美术师是屠居华，霍廷霄担任执行美术师。陈凯歌希望这部战国史诗片，走写实路线。片中有许多浩大的场景，其中秦王宫就占地好几百亩，全部用水泥搭建出来的，却要做出先秦建筑的效果，霍廷霄着实费了不少功夫。“颜料都要几车几车地买，那个面积太大。”陈凯歌的这部野心之作，在第52届戛纳电影节上无缘金棕榈，只拿到最佳技术大奖。
《荆轲刺秦王》之后，霍廷霄与古装片走得越来越近。1999年夏天，韩国导演金成洙来华拍摄古装动作片《武士》。该片的成本达到700万美元，也创造了当时韩国电影的新纪录。《武士》全部在中国取景拍摄，从银川到东北，行程一万多公里。因此，金成洙也希望找到一位中国美术师来置景。霍廷霄因为朋友的推荐，和金成洙在北京见面。金成洙跟霍廷霄讲了《武士》的创作意图，也跟他描绘了大决战所在的土城的构想。最后，金成洙让霍廷霄回去画土城的设计图给他，两天后看效果。霍廷霄说，“不需要两天。”他现场拿起纸笔画了一个设计稿，金成洙看完，当即就邀请霍廷霄进组。两个人虽然言语不通，但是视觉构想可谓一拍即合。
如何把设计从纸面落实到现实里，这是霍廷霄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座土城既要临海，又要满足360度的全方位拍摄而不穿帮。霍廷霄沿着中国的海岸线找了很长时间，最后在辽宁的葫芦岛兴城地区，发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海边悬崖，面积也合适。“感觉这个环境就是等着我们来找的。”一个多月后，土城从这片渤海海滩上“长了出来”。其实，土城里面全是用木料搭建，只有外围用土坯。为了做成上百年的陈旧效果，霍廷霄让人用海水往下冲，最后城墙的颜色质感终于跟周围的礁石融为一体。韩国媒体前来探班，真以为这座城堡就是几百年前的遗迹。
《武士》不单是中韩合拍片历史上的一个标杆，也成为霍廷霄全面展现个人创作力的重要作品。
接受“浓墨重彩”的挑战
秦人的故事的确和霍廷霄有缘，2000年的冬天，《英雄》剧组的制片主任张震燕给霍廷霄打电话，“张艺谋导演这边有部比较大制作的古装片，需要几个美术师才能干完这个活儿。”霍廷霄当时的回答是：“做联合美术师可以，如果做副美术我就不去了。”张震燕答应了，霍廷霄和老乡张艺谋的第一次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英雄》拍摄初期，影片美术师是张艺谋的老搭档曹久平，此后霍廷霄和易振洲先后到组。不久，曹久平离开。霍廷霄坦言，自己当初也没有刻意想过做商业大片，是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国产大片时代”的启幕。“用色彩讲故事”，这是张艺谋所坚持的商业片视觉标签。《英雄》的“红绿蓝白黑”五色对叙事章节的区分，《十面埋伏》的蓝绿色调调和出的东方壁画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琉璃宫色调……用色彩叙事或表意，色彩的准确性尤其重要，而霍廷霄从最初就负责对色彩的把握。“导演要求尽量做到极致的东西，实际上你把这红色做到全红肯定不行。什么叫分寸？就是对这几种颜色分寸感的把握，就是你对审美的一种理解。”
《英雄》中的书法馆以红色调为主，而人在现场看到的红反映到胶片上往往会发生很大变化。霍廷霄带着人尝试了许多红色，效果都不太理想。后来，他们偶然发现红鞋油的颜色做出来的效果最好。美术师先给书法馆打上底色，再用红鞋油涂、打蜡，最后用砂纸反复打磨，才得到了想要的质感。“我不喜欢平涂。平涂的话拍出来肯定俗艳……你看我们的红色里面都透着木纹的感觉，红色里面有一些素描的轻重关系，这就需要美术师很具体地去做这个质地。”
2001年《英雄》一出，无论张艺谋自己还是华语电影业，都再不能也不会回到以前那个更理想主义的时代。陈凯歌、冯小刚也纷纷投入古装国产大片的浪潮，而张艺谋也紧接着拿出《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两部大片。霍廷霄进入张艺谋的核心主创团队，担任这两部电影的美术指导。
《英雄》在视觉上的极致就像一个标杆，张艺谋和霍廷霄要像撑杆跳的运动员，不单要刷新高度纪录，还要考虑腾空动作的变化和难度。《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琉璃宫的出现，给人的感觉是，视觉设计上“太满”，已经有些“外溢”了。张艺谋对美术设计的要求是，宫殿中，即使同一个人物所走过的走廊也不能重复，“目的就是让人都摸不清这座宫殿究竟有多大，万般奢华又深不可测，人心更如这宫殿般难测。”一个镜头，太子一过，这条走廊就不能用了。霍廷霄带着美术团队重新改布景，既要改宽窄、造型，也要改色彩。“移步换景，因人变色”。最后算下来，单是走廊的设计，霍廷霄和他的美术团队就改了五六十次，费尽心思。
“现在看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颜色还是有点儿扎眼，如果再做旧一点，有些生活痕迹，效果会更好。”霍廷霄如是说，“《黄金甲》之后，许多广告都开始学这种视觉风格，也算开创了一种潮流吧。”
处处有景处处无
从《英雄》《十面埋伏》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若论个人创作上的荣誉，以上几部视觉系的大片就已让霍廷霄收获颇丰，“毕竟这几部电影的美术设计更能看出个人想象力的发挥。”
然而，你若用心看就会发现，这十多年来，“视觉系”的霍廷霄之外，还存在一个“生活流”的霍廷霄。1998年，《英雄》还未出世，导演杨亚洲找到霍廷霄，邀他一起合作自己的处女作《没事偷着乐》。小成本、现实题材、市井生活、写实风格，从此成为杨亚洲电影的一贯标签。从陕北平常人家走出来的霍廷霄，对“北方日常写实的东西，熟悉也喜欢。”
《没事偷着乐》改编自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讲的是天津某个暖壶厂工人张大民一家六口的蜗居生活。剧组主创在天津转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适合拍摄的老宅院。霍廷霄跟杨亚洲建议，直接搭景。“电影布景的优势是，它更方便拍摄。”杨亚洲的疑问是，搭出来的房子会不会跟真正的平民区失去有机的联系？几天后，霍廷霄给出了解决方案。他在平民区附近找到一处废弃厂房，把张大民的家建在那里，而周围的房子又是实景，刚好让布景融入当地的市井空间里。杨亚洲记得，有一天他们正在拍戏，当地派出所的片警过来，他在去现场的路上跟杨亚洲讲，“我都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随便哪户人家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正说着，他走到“张大民的家”，一下子愣住了，“我走错了吗？”杨亚洲乐了，“这是我们自己搭的。”
从《没事偷着乐》开始到现在，霍廷霄同杨亚洲合作了四部电影。谨慎、不张扬、刻意淡化，这就是霍廷霄在这些电影美术设计上的自觉。
《白鹿原》里的土地
从1980年代开始直至现在，陕西走出了许多拔尖儿的电影人，而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直是这些电影人都希望实现的银幕之梦。不过，对于这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史来说，一部电影的长度如何承载这种太过庞大和深邃的表达，着实是个巨大挑战。
2010年9月，电影《白鹿原》在内蒙古海拉尔开机。导演王全安、编剧芦苇、美术指导霍廷霄等主创都是陕西人，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也来自陕西。这部电影的制作仿佛成了陕西电影人完成自我的一个仪式。
“《白鹿原》的价值在于土地，土地是不会变的。”这是王全安对《白鹿原》的理解。农民依存于土地而生，乡村依存于土地而长，关中平原上的麦田就是这部电影最无法忽略的背景。“电影里的麦田还是想朝诗意的风格表现”，但是如今关中地区的麦田又不够广阔，霍廷霄把王全安拉到了内蒙古海拉尔，那里的麦田足够广阔，足够好看。这也是此前霍廷霄和何平拍摄《麦田》时发现的外景地。但是，如何能让麦田在视觉上有秦地的感觉呢？霍廷霄带人仿制了一大批陕西西安、咸阳附近历朝王陵特有的石人石马，散落在麦田之中，用这种地域文化的符号来烘托陕西平原的感觉。
回看二十多年的创作经历，霍廷霄的一个感悟是，美术师不能被动，不能成为导演的工具，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去激发导演和演员。《白鹿原》的剧本中，黑娃他们这些麦客本是住在窝棚里。现场置景的时候霍廷霄发现，原本“郭举人宅院”的后面有一个废弃不用的戏台。“这个景不用就可惜了”，他在边上搭上马厩等等，就让麦客们住在戏台底下。这样一来，这个布景既暗合了郭举人喜爱唱戏的人物设计，又为麦客们唱陕西老腔《将令》提供了绝妙的场地。镜头在戏台正面摇移，“就像是一场没有观众的表演。”
《白鹿原》之后，霍廷霄又接到了贾樟柯的邀约，担任其执导的古装片《在清朝》的美术指导。同第五代导演一同起伏了二十多年，霍廷霄又悄然走进了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图景。
而霍廷霄从不会忘记的一件事就是，离开片场，回到自己工作室的时候，他依旧会拿起画家的笔。
本文图片由霍廷霄提供责任编辑/辛加坡王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