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江山板荡，国事日衰。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使人铭记。单看这些民国大人物的名字，就令人热血沸腾，心生仰慕；而透视民国大人物名字的变化，更能认识其人生态度，志向所在。
“国父”孙中山，一生中用过很多名字，说来颇为有趣。他幼年的乳名叫“帝象”，听起来好生伟岸。其实只是其母祈求神灵“北方玄武玄天大帝”保佑爱子免除灾祸的意思。入学后，取名为文，于是，在以后凡正规场合宣言、著书、电文等皆署名“孙文”。17岁时，孙中山在香港加入基督教，名字改为“日新”。取《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后来，牧师就以“日新”的粤语谐音，为他改名“逸仙”。此后，孙中山以“孙逸仙”的名字在澳门、广州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
其实孙中山的谱名应叫“明德”，但几乎不用，最为举世所知的名字就是“孙中山”。1896年，孙中山逃往英国，为摆脱清廷的追捕，曾改名陈文。1897年，抵达日本，向旅日华侨宣传革命，又改名“中山樵”，意为“中国的山樵”。“中山”既是日本人的姓，也是“中山樵”的省略。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孙中山还改过高达生、公武、吴仲、杜嘉偌、高野长雄等名字。孙中山屡次改名是革命的需要，也反映出他对革命的不懈追求。
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他的改名很有深意。章太炎生于浙江余杭，初名学乘，是希望学业上步步前进的意思。字梅叔，梅与枚同音，有时也作“枚叔”。因他出生在农历腊月，腊月梅花开，他的家乡盛产梅花，梅为“岁寒三友”之一。“叔”为古人兄弟排行之序。他取梅叔为字，不仅说在兄弟间排行第三，而且寓意高雅。
后来，他改名炳麟，取典自《昭明文选》“炳炳麟麟”，是期待有个光明似锦的前程，体现家族望子成龙的意愿。他成年后决心反清革命，因仰慕反清复明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就改名章绛，字太炎。学者多称太炎先生，他以字行世。
章太炎终生以反清，反封建专制独裁为己志。据考查，他的笔名、别号很多，有章燐、章缁、绛叔、膏兰室主人、西狩、日本西狩祝予、末底、戴角、独角、台湾旅客、知拙夫、亡是公、支猎胡、支拉夫、支那夫、萧海琳、陆沉居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毛一、穷荒孤客、牛马走、夜叉、章氏学、独立生等二十余个，他的不同名号，既含有怀远的理想与追求，也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与时代的动荡。
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的李大钊，是个遗腹子。一岁多，他母亲又病逝，是爷爷抚养的他。他六岁进私塾读书，有了第一个大名李耆年，字寿昌。其含义无非是期盼他长寿，不要重蹈父母短命之意。
但志存高远者不在乎能否活得长久，农家出身的他不甘心在故土乐亭县读书，只身来到大都市天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他曾在人生晚年自述离乡游学原委：“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一心救国的李耆年选择了法政学堂，他把学名“耆年”和字“寿昌”都改了，改成了日后响彻云霄的“大钊”与“守常”。“钊”意为“勉励”，勉励自己要成为坚忍不拔的有志者，“守常”虽与“寿昌”同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
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他的原名叫嗣糜，学名为洪骍。儿时随父至其台湾任所，14岁赴上海求学，先后入梅溪学堂、中国公学，服膺赫胥黎、梁启超。
1910年，他北上应试，因笃信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改名适，字适之。这年他考取清华学校第2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赴美留学。胡适说他的名字是新思潮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确是如此，杜威是他留美时的老师，教会他怎样思考，而赫胥黎则教会了他怎样怀疑。
新文化运动时期，另一位持有“疑古”思想的人是钱玄同。他原名师黄，后改称怡，字德潜。受章太炎、邹容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为表示“光复大汉”的决心，自取号“汉一”，后又听章太炎说古人名号皆有相连的意义，又改名为夏（“夏”字，据《说文》解释乃“中国之人也，从页首也，臼两臂也，攵两足也”），取其与汉一相连。
后又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献廷造新字的“字学说”，引起浓厚兴趣，于是矢志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改号“掇献”，表示要“掇拾刘献廷之坠绪”。钱玄同编辑《新青年》的3年是他思想发展中最为光耀夺目的时期，他以“疑古”为笔名，成为文字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将“夏”改为“玄同”，号“疑古”。“疑古玄同”意义非同一般。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北平沦于日寇之手，钱玄同再一次恢复旧名“钱夏”，表示自己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刘半农，原名寿彭，取“寿比彭祖”之意，后觉得太俗，改名复，初字半侬。
1912年，他到上海开始文学生涯，度过了5年的卖文生活。他写小说的署名叫“刘半侬”，一个“侬”字，透露出浓厚的上海滩“鸳鸯蝴蝶派”的气息，也颇有半个上海油子的味道。1918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时，毅然将笔名“半侬”改作“半农”，决心不再写那些“吴侬软语”般的缠绵悱恻之作，而要用他的一支笔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去鼓吹、去呐喊了。
与毛泽东诗词唱和的柳亚子先生，初名慰高，号安如。20岁时，他鼓吹民权之说，大声疾呼排满兴汉，言论风采，为人倾倒。他改名人权，号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况，后再次更名号亚子，并以其为终身名号。柳亚子在解释这个名字时说，其含义是“亚洲的浪荡子”。
陶行知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名字的变化反映了认识论的发展。陶行知原名陶文俊。他青年时崇拜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的观点，曾改名陶知行。后来，他通过实践领悟到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应当是“行而后知”，于是又改名陶行知。
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是位民主战士，他原名永祥，号晋祥。他的三哥叫永康，二人合起来是“康祥”。李公朴感到“富贵荣华，隆盛康祥”，封建色彩太浓，便与三哥一起改了名字。三哥改名“公愚”，他改名“公朴”。“公朴”和“公仆”谐音，含有人民大众的仆人之意。
同列救国“七君子”的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他是近代著名的新闻出版家，“韬奋”一名，是他1926年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时的笔名。他曾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奋’是‘奋斗不息’，不过自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