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5年台湾光复，应台湾心理文化重建迫切需求，一批大陆作家肩负重建台湾文化，复兴台湾中文文学的文学、文化重建使命，怀抱在台接续大陆“五四”传统，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的启蒙理想和文化理念渡海来台。与台湾当局在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中标举“三民主义”，一力推行“中国化”不同，赴台作家以“五四”新文化精神传统为主要思想资源，高扬鲁迅精神和“五四”新文学中关注现实，富于反抗斗阵传统的一面，与台湾新文学在五十一年的殖民统治中形成的反抗斗阵传统相结合。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学重建根植于台湾新文学的固有传统中，实现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在台湾的弘扬，“五四”新文学文脉在台湾的接续，将台湾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之中，加强了两岸文学发展的紧密联系和两岸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也使得战后台湾文学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转型中的重要部分。
关键词：光复初期 台湾文学重建 大陆赴台作家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文学正式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版图”[1]，而战后台湾文学的转型也成为四十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重要内容。长达五十一年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上的严重隔膜。台湾文学也因为日语普及和“皇民文学”浪潮的影响，打上了深重的殖民烙印。这种隔膜和表现在文学上即为除少数精英分子外，普通民众对大陆“五四”文学传统以及大陆新文学发展进程的陌生，和日语普及，汉文没落所造成的台湾文坛中文写作的断绝。因此，与大陆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文学转型不同，正式告别日据时代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台湾文学的转型更多集中在其去殖民化重建上。
面对台湾光复初期强烈的文化心理转型和回归要求，台湾文学急需恢复因“皇民化”政策造成的中文断裂，迫切要求文学转型和重建。为此，一批曾经经历“五四”新文学运动，坚守“五四”新文学精神，在大陆已经具有一定文学、文化成就的大陆作家[2]为配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心理建设之要求，在自身文学理想和启蒙理想的感召下渡海赴台，以“五四”新文化传统为主要思想资源参与到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进程中，对战后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和台湾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光复初期，许寿裳、李何林、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袁珂、钱歌川、雷石榆、黄荣灿等以及如欧坦生、杨梦生等一批主要来自闽粤浙等东南沿海省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渡海来台，他们或以官方身份加入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机构“台湾省编译馆”；或投身报业，从事出版编辑工作；或进入高校专注学术研究。与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的作家不同，光复初期的赴台作家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对国民政府的统治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对他们而言，跨海赴台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统治现状的认同，也并非对“三民主义”的坚持。跨海赴台对他们而言是人生际遇中一种选择，是肩负政府使命的文化重建，更重要的是自我文化启蒙、文学理想的召唤，他们试图在光复初期台湾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中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和文学主张。也正因为如此，与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作家依靠政治力量强势入驻台湾文学发展进程不同，在参与台湾文学去殖民化重建的过程中，光复初期的大陆赴台作家充分尊重台湾在51年的殖民历史中所形成的民族坚守和殖民文化相交织的特殊社会文化心理，将台湾的去殖民化文学重建根植于台湾已有的新文学传统中，试图以“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的接续和传承实现台湾文学的转型和重建，实现了大陆“五四”新文学传统和台湾新文学传统的汇流。
1、台湾新文学在殖民历史中奠定的反抗斗争传统
20世纪20年代，在大陆“五四”思潮的影响下，台湾新文学运动以《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等新文化刊物为前沿阵地，在日本殖民统治由“文治”转向“武治”，台人抗日运动由武力反抗到非武力反抗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发展。“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分为20年代的开拓期（或称萌芽期），30年代前、中期的兴盛期（或称繁荣期），1937年到1945年的战争期（或称挫折期）。”[3]台湾新文学从诞生伊始就将启蒙和救亡的两大主题贯穿其间，对文言文的批判，白话文的提倡都有其发扬民族文化，抵制殖民同化的意义。对新文学作家和倡导者而言，台湾新文学运动不仅是他们文学创作、文化建设的理想和主张，更是他们用来揭露台湾社会现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呼唤被压迫人民觉醒的有力武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战场。作为台湾人民非武力抗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新文学并没有经历大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论争，而是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其关注社会现实、反抗殖民压迫的入世精神。“鲜明的表现出政治意义上的反抗性格和文化意义上的革新性格，其间抗日救亡，认同祖国的战斗特色又尤为突出和鲜明，形成了台湾新文学反殖救亡的战斗品格和审美特征。”[4]虽然，随着1936年到1945年日本“皇民化”同化殖民政策的推行，日语普及、汉字禁止造成的台湾文学失语，台湾新文学运动走入低潮，但其反抗斗争传统依旧在台湾文坛的隐忍中持续传承。光复初期，面对台湾社会的动荡、黑暗和台人对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重建政策的日渐不满，这种与大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关注现实，反抗压迫精神共通的文学品格使得台湾文学很快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找到了台湾文学去殖民化重建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也使得大陆赴台作家找到了两岸文学汇流的重要依据。
2、赴台作家之于台湾文学去殖民化重建的意义
光复初期，日语普及率达到了80%，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文的母语地位成为台湾民众社会交往、家庭生活乃至学习思考的第一语言，台湾文坛能够使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少之又少，而在光复第二年，台湾当局就废除报纸日文版面，作家又一次陷入“失语”的境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台湾本省作家可以在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成为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的主导显然力不从心，与之相比，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大陆新文学的发展中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已经形成成熟思考，在新文学创作技巧和思想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大陆赴台作家无疑具有更有利的思想资源。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作家不同，光复赴台作家赴台时国内政局并不明朗，跨海赴台，并不是追随国民政府，认同“三民主义”的表现，相反的，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和国内形势有着自己清醒和独立的认识（其中不乏部分作家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对他们而言渡海赴台是官方邀请，肩负在台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参与台湾文学、文化去殖民化重建的文化使命，但更要的是渴望在光复后的台湾开拓新的文化空间，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和文学、文化理想。 与台湾官方在台湾去殖民化重建中抱以“接收者”的优越，在台湾文学、文化重建中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宗旨不同，赴台作家对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是在理解台湾文化殖民化和民族主义相交织的特殊性和台湾新文学固有之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许寿裳在陈仪并未主张台湾研究的情况下，在编译馆专设“台湾研究组”以整理台湾在日据时期创造的研究成果，在国语的推行中顾及光复初期台湾日语的普及，在中教授怎样从日语来学习国语。歌雷在《桥》副刊上广邀台湾本省作家写稿，重视两岸作家的交流和合作，对本省作家的日文来稿给予积极翻译刊登。台静农等在台大中文系的建设中任用台湾本省知识分子，任人唯贤，并不以大陆文化优势而对本省知识分子加以歧视。《桥》副刊上的论争中，赴台作家对台湾新文学成就给予客观的评价。
因此，在光复初期台湾社会动荡，民众生活不如人意，民怨愈演愈烈的历史背景下，在交织着殖民遗毒和民族节操的台湾文化里，在台湾新文学固有的反抗传统中，赴台作家在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中很快找到了关注现实、富有反抗斗阵精神这一台湾新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相通的精神资源。他们在重建台湾文学中极力宣传富有战斗精神、抗争力量和启蒙意义的鲁迅精神，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关注现实，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一面，将光复初期台湾文学的去殖民化重建根植在台湾文学固有传统中，实现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在台湾的弘扬，“五四”新文学文脉的接续，将台湾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之中，加强了两岸文学发展的紧密联系和两岸现代文学的整体性，也使得战后台湾文学转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转型中的重要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光复初期赴台作家之于台湾文学去殖民化重建的文学理想和文学努力，决定了光复初期台湾文学转型和战后台湾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对台湾文学重建和发展意义深远。
注释：
[1]黄万华.。《台湾研究集刊》。第1期：页39-48。
[2]这里的大陆赴台作家指是指那些经历五四，在大陆文坛享有盛名，原籍大陆与台湾本省无太大关系，于台湾光复初期赴台，奉有协助振兴、重建台湾文化使命的作家。
[3]朱双一、张羽.《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57。
[4]陶德宗.《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3：107。
作者简介：吉霙（1987.08-），女，宁夏固原人，学校：山东大学，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