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托尔斯泰经历过彻底的悲观绝望,重新找回宗教,成为宗教中所说的“二度降生的人”;忏悔自身罪孽、宽恕和怜悯所有人,这种爱的理念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内核;反对一切暴力、把“爱”当成救世良方,“托尔斯泰主义”越来越呈现出乌托邦的特性;“托尔斯泰主义”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不乏积极意义。
关键词:二度降生 忏悔 宽恕 乌托邦 改良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二度降生的人”
托尔斯泰生活在在科学思想日益取代宗教信仰的时代,进化论学说和实证主义思想极为盛行,用科学的思维模式来探究人类社会的规律逐渐为人接受,社会上开始提倡用价值中立的态度评判人的行为,以左拉和德莱塞为代表的欧美自然主义文学大有取代强调人道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趋势,执意寻求人生的意义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过了时的创作观。但是托尔斯泰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社会使命和哲学使命,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的创作和生活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
托尔斯泰在孤独而焦虑地寻求人类和社会的出路时,曾经把自己的想法与中国老子的某些观点联系起来,一度相信个人保持高远宁静的境界是缓和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他清楚地看到,老子强调内省式的道德自我完善是逃避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压力的有效方式,节制欲望走向澄明的精神生活是人类社会走向和谐的基础。在乡村庄园创作《战争与和平》的时期,托尔斯泰暂时找到了心灵的平静。他笔下逆来顺受的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是其“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思想的最早体现,成为今日仍受诟病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精神内核。
勒鲁说过,法国革命恰当地把政治归结为这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虽然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托尔斯泰却没能从平等和自由的高度出发,反对农奴制和沙皇的专制统治。“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家,奴隶们总是以自由的名义,砸碎他们的枷锁,推翻他们的暴君;自由这个适合于战争的词,从未带来宽容与和平。”而宽容与和平却是托尔斯泰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他更强调博爱而不是自由,更强调利益平均分配的“平均主义”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农奴制的枷锁没有被砸碎之前,托尔斯泰的农村改革不可能结出他所期望的果实。
无法解决农民问题,托尔斯泰内心的焦灼和不安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阿尔扎马斯危机”让他陷入从未有过的绝望。他认识到,如果死亡存在,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一切真理都毫无意义。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在宇宙和社会中的位置何在?“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泡沫,这水泡一刹那破灭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泡。”这个所谓“理性”的答案让他一度失去了生存的动力和勇气。
《战争与和平》中,走在自杀边缘的列文在和农民的一次聊天中,突然间顿悟他的困扰之所在:在他身上,科学的实证的思维模式导致了理性的过于膨胀,让爱与善的真正源泉――上帝――被排斥在心灵之外,在他心里造成了一片真空地带,科学不仅无法填补这片空白,反而使得内心世界越来越空虚而迷惘。这一顿悟让列文心灵豁然开朗,煎熬多日的内在冲突瞬间消逝。通过列文这一自传性艺术形象,托尔斯泰生动地再现了解决自我内在冲突时的痛苦挣扎。
年轻时代的托尔斯泰否定过宗教,但他又常常在自然的美和善面前看到了宗教的身影,惊讶于他所追求的理想与宗教信条如此接近。他终于发现千万民众的生存不是靠理性而是靠信仰,信仰是灵魂武建的力量和源泉。在宗教思想家詹姆斯看来,托尔斯泰属于“二度降生的人”,要得到所谓“二度降生”的快乐,必须经历彻底的悲观绝望不可。“在病态的忧郁苦痛中,精神欲走向与世界的正常关系的努力,往往将人导向宗教信仰和由此对精神苦痛的解决。由绝望而后达到的信仰,使得世界之恶及其恐怖为超自然的美所超越。这种超越不但能恢复自然的健康,而且使人的生命达到更为深刻的完善,这正是所谓‘二度降生’的内涵之所在。”因为内心有了“信”,托尔斯泰重新找回了生存的意义,但是其自救之路也才刚刚开始,从“信”到“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 “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忏悔和宽恕
托尔斯泰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的天性是自私的,那么个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何求得自身的自由和幸福?他清醒地看到,在人们追求财富、荣誉和权力的表象之下,他们真正渴望的东西是爱。事实是,所有的人爱自己都胜于爱别人,人们用财富、荣誉和权力只能买到爱的幻象,因此幸福也是无稽之谈。
关于这一问题的关键,中国的儒家和道家都强调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托尔斯泰不否认这一点,但他认为只有身处能够“爱你的仇敌”的“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语)中,人们才能跳出本能的控制,真正无私地奉献自己。托尔斯泰在宗教道德中找到了自新和自律的精神力量,提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要有一颗博爱之心,人生最幸福最自由的时刻,正是发扬忘我精神和友爱精神的时候。理性在人身上找到了可能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而感情则起了促进作用。
《复活》中,当聂赫留朵夫决定去娶监狱里的玛丝洛娃时,他开始走上忏悔之路。从宗教上看,“忏悔从根本上铲除了罪恶之根,将罪过从个体生命中心驱逐出去,以此而促成一种新的生命的开端。”尽管有了忏悔之心,聂赫留朵夫仍然没有得到灵魂的救赎。只有当他懂得了怜悯和宽恕,才能使小我与他人完全融为一体,获得最大的幸福和自由。爱他人,首先要忏悔自己的罪孽,同时宽恕和怜悯所有的人,这种爱的理念是 “托尔斯泰主义”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托尔斯泰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深深打上了俄罗斯文化的烙印。作为一个集体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农业大国,俄罗斯虽然把目光投向西方寻找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但在精神上一直拒绝接受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历史学家耶鲁・瑞奇蒙德指出:
“俄罗斯一直重视大家共同遵守的生活方式,而不重视个人的选择”。
群体内的亲和力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当时俄罗斯的主要思想流派中,无论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托尔斯泰主义”,都从大众利益出发,认为“互助”是人的天性,是建构美好社会的基石。
托尔斯泰生活的时代,传统的宗教意识形态与神学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教会多年苦心经营的“道德共同体”已摇摇欲坠。表面上看,托尔斯泰再次搬出即将被时代淘汰的宗教思想确实有点不合时宜,事实上,“托尔斯泰主义”与官方教会的教义走得不是一条路,托尔斯泰甚至被官方教会革除了教职。托尔斯泰说得很明确:
“我相信神,神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的要素――但我们不能把基督教当作神而向他祈祷,这将冒犯最大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的真正的幸福在于完成神的意志,我相信神的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了他们服务,如神要一切人为了他而活动一般。”
“托尔斯泰主义”的酝酿出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社会的变化运动中,每当处在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伴随着宗教的变迁。某些群体的个体成员丧失了安全感和认同感,思想上出现混乱与困惑,产生一种明显的挫折感或失落感。他们一方面抱怨旧时代的败坏、物质的匮乏及道德的沦丧;另一方面去追随一种新的价值观,依附可以重新获得安全及共鸣的新的载体。这时,宗教会成为这部分人获得内心平衡与精神抚慰最易理解、最为方便的一种途径与手段。”
由于东正教在俄民众中的思想基础和对流血革命的担忧和惧怕,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从质疑宗教走向重归宗教。迪尔凯姆指出,宗教能够在个人身上创造出力求符合于社会需要的责任感的力量,创造出社会整合的机制。在孔德看来,经济领域内的成功拯救不了思想的空虚和危机,社会需要一种“人类宗教”。“尽管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传统宗教对社会进步无益,但却几乎都保留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宗教对于社会是有作用的,这种作用必须保持下去。”但是历史证明,“托尔斯泰主义”所孜孜以求的“爱他人”或利他主义事实上只能是一种理想的道德,绝非现行道德的基础。
三 托尔斯泰主义的“乌托邦”性质
托尔斯泰和圣西门都相信当宗教代替政府执行职能的时候,社会面貌将从根本意义上发生变化,从法治走向了德治,“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语)将会战胜邪恶和罪行。他指出,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要永远饶恕一切人。“爱仇敌”乃是绝对地宽恕和怜悯压迫我们的人,与本能支配的世界彻底决裂,在另外一个爱的世界里获得生存。对托尔斯泰而言,这种爱无疑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结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多方的关注,农奴和农民比例过大,财富分配的巨大悬殊让社会充满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托尔斯泰试图在阶级沟壑之上架起一座宗教信仰的桥梁,用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物质上的解放,相信只要每一个人都能认同这一点,就能够建构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托尔斯泰走的是一条妥协的改良的道路。从“道德自律”到“爱所有的人”,从“反对暴力”到“宽恕压迫者”,“托尔斯泰主义”的内涵在不断地拓展,其乌托邦特性也越来越明显。
当然,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改良派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合理不等于可行。当时的俄罗斯已经大踏步地迈向资本主义,以“机械团结”为特征的传统社会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在工具理性压倒道德理性的新时代,拜物教逐渐取代了传统宗教的位置。人们带着悲观的眼光注意到,在普遍的货币关系中,人日益被物遮蔽,人性逐渐被淹没。宗教救国的方案只能沦为一纸空文。三位经典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不约而同地指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宗教是一种幻觉。”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俄国的文学过分理想主义,它那由于强烈地同情人类的苦难而产生的伤感情调是一种有益的忧伤,既唤起信念,又激起行动,”这种理想主义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尤为突出。我们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用强烈的情感打动了人们,却无法给风雨飘摇中的俄罗斯指明实际的行动方向。但是,轻视或忽视托尔斯泰作品尤其后期作品中的宗教思想,断言“托尔斯泰主义”是虚幻、消极甚至反动的,既贬低了托尔斯泰的思想成就,也脱离了“托尔斯泰主义”形成的土壤和环境。
与身处象牙塔的思想家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托尔斯泰从“信”走向了“行”,特殊的宗教情感在他心中激发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他将之外化为宗教行为。“托尔斯泰主义”属于精神化宗教(相对于制度化宗教),形式不具有重要性,而是关切精神的内在超脱和行动的具体实施。这是托尔斯泰真正的力量所在。
托尔斯泰清醒地看出现代社会中人的问题所在,他希望人应当成为真正的人,人无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或制造符号的动物,人的根本要求是成为自己,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成为保持自己本性的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托尔斯泰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科学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社会观,只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托尔斯泰主义”不完全是天真的“乌托邦”,作家宣扬的以“爱”和“宽恕”的法则为主导的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也不乏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皮埃尔・勒鲁:《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 列夫・托尔斯泰,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3] 孙亦平:《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耶鲁・瑞奇蒙德,郭武文译:《解读俄罗斯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年版。
[5] 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6] 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 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埃米尔・迪尔凯姆,冯韵文译:《论自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作者简介:陈婷婷,女,1970―,安徽芜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女性文学,工作单位:温州大学瓯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