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啸湘大学二年级时，被时任湖南某市城建局副局长的母亲送往澳大利亚留学。一年后，他意外地得知自己留学的资金竟是母亲受贿的赃款…… 留学澳洲，怎堪母爱迷航
２００１年６月，正在武汉读大学二年级的我，被母亲打电话叫回长沙的家。原来，母亲正在帮我办理赴澳大利亚留学手续。
８月底，我在澳洲悉尼语言学院经过短暂培训后，进入悉尼商学院就读。班上有十多个同学是中国留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派来自富商家庭，一派来自官员家庭。一天，据说父亲是河南某市首富的李姓同学轻蔑地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们干部子女留学的钱都不干净！”旁边一个富家子弟也附和道：“是啊，不是贪污就是受贿。你们父母冒的风险也太大了！”我反驳了几句，心里却有些不踏实起来，父母的收入并不高，充其量满足一家人衣食无忧，几十万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一次打电话回家，我提出了这个疑问，母亲迟疑了一下说：“这是妈炒股挣的钱，你别瞎操心，好好念书。”父亲给我的回答也很含糊：“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你妈妈花那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你将来能有出息。记住，辜负谁也不能辜负你妈妈！”我仔细咀嚼着父亲的话，心里掠过一丝不安。
２００２年５月６日，我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父亲。当我问起母亲时，他支吾着告诉我，母亲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加班，以后可能不方便接我的电话。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我把电话打到她的单位，接电话的人很不客气地说了句：“她倒霉了，不是局长了！”我心急火燎地给外婆家打了电话，得到的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母亲被“双规”了！我顿时心头一阵惶恐，一阵绞痛，凭直觉，母亲被“双规”与我留学有关！
父亲终于无奈地告诉我，我留学用的钱，都是母亲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他哽咽着说：“你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身体也不好，你妈妈很愧疚，自己只顾忙事业而忽略照顾你，她这样做，就是为了弥补对你的歉疚啊！”我握着话筒，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很少流泪的我，在那一刻号啕大哭。
我决定立刻中止学业，带着剩下的学费回国。
回国受阻，我在异邦为母赎罪
父亲赞同我回国的想法，他说，积极退赃能减轻母亲的罪责。在等待办回国手续的第三天，父亲很焦急地打来电话说：“啸湘，你妈妈听说你要回国，急得撞墙啊！她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如果你中止留学，她也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她会走绝路啊！”父亲告诉我，母亲为了让我留在澳洲继续学业，要求我每个星期给她寄一封航空信，如果她没有收到我的亲笔信，她就会采取极端的行为！我放声痛哭：母亲啊，我要怎么做，才会不辜负您那颗泣血的慈母心啊！
最终，我决定：中止学业，把剩下的学费寄回家，帮母亲退赃！同时，留在悉尼打工，把以前花费的钱挣回来，弥补退赃的金额缺口。我想，也许我每个星期写给母亲的信，对她是最大的安慰。
留下短期的生活费后，我把其余的钱全部寄回了家。父亲答应帮我瞒着母亲，就说我争取到了奖学金，学费和生活都有保障。
在悉尼街头找了几次工作无果的情况下，我幸运地得到一个悉尼同学的帮助。他的叔叔在悉尼最大的海鲜市场开了一家海鲜店，他推荐我去做工，并且帮我谈好了报酬，１小时１２澳元，相当于人民币６０多元。老板名叫亚瑟，是个粗壮的中年人，他扫了我一眼说：“年轻人，我这里的活儿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行吗？”我使劲地点点头。
当投入到工作中，我才知道那些活儿真“不是闹着玩的”。我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充当“刨冰机”。海鲜店门面的中间是一圈很大的环形橱柜，在中心有一台制冰机，运转一夜后造出了一个小冰山。我要把这个冰山铲平，再用铁锹把碎冰在橱柜里厚厚地铺上一层。我的双脚虽然穿上了厚厚的靴子，可还是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我只得靠不停地跺脚来驱赶寒冷。
花了近三个小时把冰山“解决”掉后，亚瑟马上吩咐我搬鱼，紧接着是切鱼、洗鱼，一直忙到夜幕降临。此时，我已是两眼发黑，全身发软，几乎站立不住。
在海鲜店工作一个月后，我瘦掉了三公斤，手上脱掉一层皮，整个人虚脱得几乎不成形。惟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给家里寄去了折合人民币１５０００元钱，照这样干下去，不用多久，我就可以帮母亲把全部赃款退清！
父亲要我保重身体。同时告诉我，因为退赃积极，并且有检举他人的立功表现，妈妈可能会得到宽大处理。我噙着泪笑了，觉得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
我咬着牙在海鲜店继续硬撑，渐渐适应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亚瑟看我做事很卖力，给我加了薪。
澳洲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智慧
２００２年８月初，一个中国旅游团来到店里，想买些海鲜去烧烤。当时那个悉尼导游用蹩脚的中文说不清那些鱼和贝类的名称，于是我驾轻就熟地给他们解说了一番，在我的指点下，他们买了很多在中国少见的鱼类。悉尼导游连声感谢，给我留下一张名片。中国游客走后，店里的售货小姐芬尼很认真地对我说：“我觉得，在海鲜店做苦力实在委屈你了，你应该有更好的发展！”
芬尼接着说，刚才那些中国游客参加的是澳洲海鲜烧烤旅游团。这是悉尼旅游业的一个特色项目，游客先到市场购买海鲜，之后随团观光，在午餐的时候到风景宜人的郊外享受一顿美妙的烧烤。我问道：“你是让我去做导游？”芬尼点点头。我不禁有些动心了，我是多么想尽快结束这又苦又累的工作啊！
我辞去了海鲜店的工作，按照导游留下的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那家旅行社。旅行社的老板劈头就问：“你有导游从业资格证书吗？”我愣住了。这时，那个导游走过来，给老板讲了那天发生的事，说我熟悉数十种海鲜，懂汉语和英语，适合接待中国组团，老板才松口说：“你没有从业资格证，在悉尼是无法从事导游工作的，只能做一个‘陪游’，必要的时候才能出场，时薪１５澳元。”就这样，我成了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海鲜烧烤旅游团的“陪游”。
此时，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母亲每个星期都收到了我的航空信，情绪变得稳定多了，因为她认罪态度好，并有重大立功表现，帮助检察机关破获了一起特大职务犯罪案件，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一年。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个人跑到海边坐了一夜，回忆起母亲的点点滴滴，心潮起伏难平。母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同时又把最细腻的母爱给予了我，也许正如爸爸说的，妈妈对我小时候的疏忽使她内疚。她这个多年来一直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领导，为了我竟会走上歧途！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澳洲站住脚跟，尽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不能让她失望。
当“陪游”的日子里，我的身体得到恢复，收入也比较稳定，我开始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
在悉尼，导游资格证非常难考，以我的身份和现状，几乎是不可能获取的。我只能拿着低一半的薪水当“陪游”，充当旅行社的赚钱机器。“处处留心皆学问”，我有意识地结识涉及烧烤旅游团业务的国际旅行社导游，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有用的业务知识，并结交了一批朋友。带烧烤团到海鲜市场购买海鲜，也使我了解到许多国家游客的喜好和忌讳。我成了一个“国际海鲜通”，能迅速帮游客组织好他们需要的海鲜。
２００３年２月，在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后，我决定开办一家专门针对烧烤旅游团这一目标客户的海鲜店。我找到亚瑟。商定后，我们以合股的方式投资，亚瑟负责进货，我负责管理、销售。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１日，海鲜店正式挂牌营业！
我做“陪游”时和那些旅行社建立的友好关系，此刻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由于我的专业素质，再加上我能根据各国游客的喜好，为他们准备适合的海鲜，并提供送货服务，我的海鲜店成了悉尼大多数烧烤旅游团的定点直销店，一个月有接近３万澳元的盈利。
２００３年７月，我聘请芬尼担任经理，帮我管理海鲜店。而我则带着赚来的钱恢复了学业，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留学生。
２００４年春节，我回到长沙，见到了母亲，我们相拥而泣。母亲流着泪说：“儿子，妈妈为你骄傲！妈妈这辈子没有遗憾了。”我把母亲紧紧搂在怀里，说：“妈妈，我永远永远爱你！”
（薛钢荐自《现代女报》 原标题为《拯救母亲：澳洲的天空不相信眼泪》 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