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1949年初，历时4个月19天的三大战役，解放军以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之势全歼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计145万人。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为成员的总前委，统率第二、三野战军，突破长江天险，攻占国民党盘踞多年的统治中心南京。
老巢的覆灭并不代表敌人的彻底失败。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党中央在1949年元旦即提出的以夺取全国胜利为目的的战略任务。“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打败国民党，是渡江战役后急需谋划的战略问题。
早在1948年12月，当淮海战役尚在进行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开始研究向全国大进军的问题，划分了各大野战军的任务和进军步骤。渡江战役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各大野战军的兵力和驻扎地点的不同，分别部署了不同的作战任务。当时，人民解放军经过整编，总兵力达400万人，其中正规军4个野战军16个兵团51个军共215.4万人。第一野战军2个兵团6个军15．5万人，位于陕甘宁地区，任务是向西北进军;第四野战军4个兵团12个军90万人，除已抽出2个军组成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豫鄂地区外，均位于平津地区，其先遣兵团负责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在6、7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8月渡江，进军华南;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9个军28万人，第三野战军4个兵团15个军58．1万人，位于长江北岸的宿松至南通一线，担负渡江后解放宁、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等华东地区的任务。由于担心美国的武装干涉，二野、三野暂时共同经营华东地区。
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上海即将解放，美国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大使甚至留在了南京观望，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美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降低。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对进军部署作了调整。让二野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同时指示一野的一部分“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于进军并经营西南的部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有了初步意向。为什么要选择二野作为进军西南的主力部队呢？首先，二野的军政两位首长均来自西南地区，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人（现重庆），邓小平是四川广安人。刘伯承早年更是川中名将，“独眼战神”的威名响彻全川，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又曾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在西南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其次，二野部队的班底是红四方面军，曾经长期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活动，对四川情况亦较为熟悉;从抗战以来的战绩来看，二野是一支特别能打硬仗的部队，特别是在解放战争中期，千里跃进大别山，圆满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长期在山区作战，抗战时期在太行山，解放战争时期在大别山，对于西南地区山高路陡的地理环境，二野是得心应手。为了策应二野解放西南，中央又决定将军委直属的第十八兵团划归一野，由贺龙率领从陕南进攻川北。
6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月为较适宜”。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明确指出“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敌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断其退路不可。”对华南、西南诸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中央命令二野四兵团出击华南，解放广州;三兵团、五兵团则隐蔽前进，先不直接和敌人交锋，待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被迫前往重庆后，再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华南白崇禧的联系。同时，中央还决定让位于川陕边的一野部队积极行动，将胡宗南集团吸引在秦岭地区，以保障二野主力从川湘鄂边突破，然后直取川北，完成对胡宗南及川境国民党军的合围。此外还准备了另一手，一旦胡部过早撤离秦岭地区，向滇康方向逃跑，而二野主力又未来得及切断其退路时，则由四野在进军华南、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以截断胡宗南及川康诸敌南逃的退路。后一项任务又确定由二野四兵团担任。
这样，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部署，一开始就将西南的国民党军置于一个层层包围的大口袋中。
风卷残梦摧枯拉朽
离开重庆，还都南京未到三年，蒋介石又一次想起了重庆。渡江战役后，蒋介石避免作战，收缩兵力，割据西南的战略较为明显，期望重温抗战时期以重庆为都之梦，以图盘踞川蜀，背靠云贵，开拓滇康，割据西南，支撑一隅，熬到世界第三次大战爆发，待机反攻。1949年4月，蒋介石派心腹王陵基接替邓锡侯任四川省主席，设立在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则由其亲信张群亲自坐镇。在军事上，蒋介石一方面让其嫡系胡宗南部从西北逐渐撤往西南，企图以秦岭等天险为防线，阻止解放军入川，另一方面，桂系军阀白崇禧集团组织了湘粤联防，企图凭借两广，掩护西南，如果广东不保，白部退入广西，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的老巢，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可与四川胡宗南部遥相呼应，并联络云贵军阀共同顽抗。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赴重庆。9月7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往重庆，重庆再一次成为陪都，但这一次的命运就和上一次不一样了！
此时，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和宋希濂部，连同各地地方部队和新组建的部队，共计90万人。蒋介石对割据西南早已盘算好了。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脉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便于封锁，可隔断川黔两省与内地的联系;盘根错节的地方封建势力和各据一方的军阀土匪，可作为实行反动统治的政治基础;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兵员和军粮都有保障;地处边陲，接壤数国边境，便于取得外援。因此，蒋决定“固守西南”，将胡宗南集团布置在川陕边区，扼守秦岭、大巴山，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布防川湘鄂边区，扼守川东门户。8月29日，蒋介石召集西南军政首脑讨论军事形势，判断解放军最大可能是从川北方向由陕西取捷径，翻越秦岭后入川，因此他决定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并调兵遣将，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敌人在加紧布防固守策略，我军亦在积极部署进攻战略。1949年7月16日，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8月1日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随后又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刘伯承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后又任命陈赓、周士第、李达为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为副政治委员。
1949年7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确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二野前委在南京召开扩大会议，就进军西南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纵观全局，具体地分析了国民党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认为二野主力绝不能从川陕方向正面推进，而要从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进行迂回包围，并依次攻占贵阳、叙府、泸州、乐山、邛崃、大邑等地。其中以占领乐山、邛崃、大邑各点尤为重要。这样才能完全截断川境国民党军向贵州、西康和云南逃跑的退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为迷惑敌人，保证对西南之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二野指挥机关有意识地由南京绕道郑州，做出解放军要从陕南、川北入川的态势。而二野主力则以四野的番号行动，完成了向湘西、鄂西的秘密集结。同时，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在多次对秦岭之敌发起佯攻，并在兵临汉中城下时，又故意缓进，攻而不破，将胡宗南部主力吸引在秦岭、大巴山防线，不使其过早地向四川撤退。二野的这些行动，不仅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而且使蒋介石在“迷魂阵”里越陷越深。直到二野发起川黔作战，突破川东防线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始知自己上了大当，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但为时晚矣！
1949年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的基本命令》，10月23日和29日又下达了两个补充命令，指示二野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以极其迅猛的动作，出敌不意地挺进贵州，直出川南，于11月25日以前攻占贵阳、遵义及黔西地区，12月10日以前进击宜宾、纳溪之敌，以切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同时以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组成左集团，于11月20日以前攻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并监视川东地区之敌，进而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敌，最后与五兵团协同聚歼川东及重庆地区之敌。10月23日，二野司令部在湖南常德发出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指示二野主力仍遵照8月19日所下达命令的方向和时间，实向川黔进军作战。
1949年11月1日，二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南之敌发起猛烈攻击，一举突破宋希濂的两翼，相继于11月上、中旬解放了作为川东南门户的秀山、酉阳和黔江三县，旋即突破蒋介石重兵防守的乌江天险，以强大的攻势向南川及川东各地的国民党军队进击。11月24日，南川解放，国民党盘踞多年并企图借此再做“复兴”美梦的重庆，已门户洞开。
摧毁敌人在南川一带的防线后，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西南战局的发展态势，向所属各部发出了“速歼长江南岸之敌相机占领重庆”的命令。二野各部遵令分三路向重庆迂回前进，顺利突破胡宗南所部的“新长江防线”，11月30日，解放重庆，蒋介石逃往成都。在我党我军强大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下，12月9日，云南、西康的国民党军先后宣布起义，两省和平解放。12月27 日解放成都，蒋介石逃往台湾。至此，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共历时57天，歼灭国民党军90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迁都重庆，固守西南、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割据梦想。至此，大西南只有西藏尚未解放。
雪域高原红旗飘飘
西藏地处西南边陲，自13世纪归入元朝版图后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推进。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妄图趁中央政权的更迭之际，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纳入西方势力范围。
1949年6月下旬，西藏当局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又一次“驱汉事件”。当时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立即发表声明:“西藏地方当局，此项措施，无论于理于法，实多未合。”西藏当局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报联系，却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来往。
从黎吉生的电报中获知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后，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治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也说:“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美国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开始关注“西藏独立”问题，并取代了英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
1949年底至1950年初，西藏地方当局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划下，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加之美、英等国考虑自身利益，均表示不接纳西藏的“使团”。除秘密前往新德里的使团外，其他均未能成行。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西藏独立”活动也甚嚣尘上，解放西藏客观上成为解放全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既定目标。新华社于1949年9月2日发表《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行径。
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作出了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并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了西南局。刘伯承、邓小平在接受任务后，经过周密考虑，决定由18军承担进军西藏的重大任务。1950年1月24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于1月18日上报的进军西藏的组织机构组成意见，即组成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策划进军西南和经营西藏工作。同时，中央还同意刘、邓提出的18军为入藏主力，并由青海、云南、新疆多路向藏进兵的建议。
在决定进军的同时，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950年2月25日，中央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原则方针，即“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1950年5月，西南局和青海省委同时向中央报送了和平谈判的“四项条件”和“六项条件”。中央认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而青海省委的六条有不够策略的地方。望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以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西南局经过认真的研究，将原来的四条扩展为10条，明确提出:“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的各种制度维持原状不予变更”，“达赖活佛的地位不予变更”等。这十条，充分考虑到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因而受到了包括西藏上层人士在内的广大藏族人民的欢迎，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其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人民政府的和平谈判，就是以这十条作为谈判基础的。
但是，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当局的阻挠和拒绝。他们对中央派出的劝和代表加以阻止、软禁乃至杀害，决议关闭和谈大门，同时陈兵金沙江西岸和昌都地区，妄图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了实现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中央决定以打促和，及时实施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叩开了和平进藏的大门。同时，在政治上沉重打击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迫使其不得不寻求和平解放西藏的途径，同意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正式签字。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即于1951年5月25日发布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人民解放军各路部队向西藏各地和边防要地和平进军，完成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图片摘自《天下之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