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文章行天下_以礼行天下手抄报

  新世纪的钟声余音袅袅,而新世纪的步履却穿过这袅袅的余音,匆匆走过了它的第五个年头。在这最新也是最近的五年里,辽宁的散文发生和收获了些什么?这或许值得我们稍加梳理和盘点。因为五年的时间,对于绵绵不尽的历史长河而言,自然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弹指一瞬,但是,对于一方地域、一个群体的散文创作来说,却有可能经历某种艺术的蜕变与攀升,从而展现出相对新颖的审美风姿与态势。
  而当我们从容走进新世纪前五年辽宁散文创作的园林时,眼前的景象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无可挑剔,但在整体上还是让人们禁不住联想起汤临川《牡丹亭》里的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而这一派散文创作的“姹紫嫣红”,首先透过最直观也是最具体的艺术传播、接受和反馈层面的相关情况,表现了出来。譬如,近五年来,为数不少的辽宁作家的散文作品,在一些全国性的奖项中获奖,其中仅影响较大且体现了代表性的就有:素素的散文集《独语东北》获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张宏杰的散文集《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获中国作协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张大威的长篇散文《消逝的村庄》获中国作协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王充闾的散文《千载心秀域外烧》获《人民文学》“萧山杯”新世纪散文奖;王充闾的散文集《一生爱好是天然》、素素的散文集《独语东北》、刘元举的散文集《西部生命》、王本道的散文《缠绵悱恻属沈园》,获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尔蜜的散文《逃离母亲》获北京市文联首届老舍散文奖;于颖俐的散文《婉约的丝绸》获《作品》全国女作家散文大赛奖……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版的一些重要的选刊、选本,如北京的《新华文摘》、河南的《散文选刊》、天津的《散文・海外版》、甘肃的《读者》,中国散文学会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年选》,《散文选刊》选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度最佳散文》,《随笔》选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度最佳随笔》,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年选》,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年度选本,殆皆活跃着辽宁作家的身影。其中一些经常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如王充闾、刘兆林、邓刚、鲍尔吉・原野、素素、刘元举、初国卿、张大威、丁宗皓、王本道、女真、张宏杰、齐明达、巴音博罗、宋晓杰等等,更是频频亮相于各种选刊与选本,从而构成了当下文坛散文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所有这些,似在说明:时至今日,辽宁作家的散文创作已经走出了辽宁,融入了全国,产生了以往少见的大面积的影响。
  当然,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与实践已经告诉我们:获奖也好,转载也罢,甚至包括一时的流行与热闹,都不足以成为散文创作成功的根本标识,相反,倒有可能是多元社会历史条件交互作用下的文化泡沫。尤其是在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空前扩张与蔓延的今天,文学领域的明珠暗投和鱼目混珠早已不是个别现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总结、检视近五年来辽宁的散文创作,便不能仅仅满足于胪陈已获奖与被转载的篇目,而应当在此同时,将目光深入更多的散文文本,展开一番公允、精细而又鞭辟入里的探照,以求结论更切近创作实际。令人欣悦的是,即使在进行这样的探照时,辽宁的散文依然呈显出踔厉风发、生机沛然的整体态势。这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众所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中国开始经历新一轮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给当代中国注入了经济活力,但同时亦几乎是难以避免地加剧了文化上的祛魅与心理上的浮躁。反映到散文创作上,便是一些散文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社会理想、生活意义、人性深度的追求,而代之以自怜色彩很浓的欲望宣泄、精神狂欢、感觉放纵乃至文字游戏,其结果是导致了散文创作所理当珍视的文学品格的沉落。相比之下,辽宁散文家表现出了足够的从容,沉稳和自信。面对汹涌而至的商业大潮,他们也感到了某种压力和挑战,他们也试图通过认真的自省和积极的扬弃,以展开同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的沟通与对话,只是这种沟通与对话并不曾付出媚俗和趋时的代价,而是在承认现实存在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清醒而坚定地守护和张扬着散文写作的人文向度与道义蕴含。这时,一系列具有历史或精神重量的作品,便出现在了读者面前: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透过“功”与“名”、“内”与“外”的双重视角,深刻解剖了清代所谓“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极其复杂的人生悲剧,就中昭示了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人格扭曲和人性戕害。鲍尔吉・原野的《英雄赴死如返乡》,将笔墨对准了古今中外仁人志士生命临终的现场,在或荡气回肠、或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托举起一种崇高神圣、超越生死且彪炳千秋的精神力量。孙春平的《同为长子》,虽然是从寻常体验、伦理亲情写起,但字里行间却自觉融入了社会和历史的元素,特别是融入了源于作家主体的道义的评价和人格的追求,这使得通篇作品在小格局中有了大悲悯,在人间烟火中有了终极关怀。此外,彭定安的《荒原上一株蒲公英》,把人生真谛的发掘寓于苦难命运的咀嚼之中;小画的《拇指向下》,将严肃的人性拷问渗透于域外历史遗迹的描写之内;林声的《寻找我的精神故乡》,借游程写心程,写忧患、写信仰、写思考,都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大视野、大境界和大关爱。诸如此类的篇章,在当下物质和消费主义流行的环境中,或许不那么抢眼,不那么火爆,但是却以丰赡而坚实的人文内质,激活了人们真正的审美经验,进而意识到:作为现代人应当具有怎样的心灵向度、精神状态和社会责任。
  第二,毋庸讳言,时至今日,越演越烈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大
  潮,不仅挤压着人们的精神高地,而且还消蚀着人们的情感空间,降低着人们的情感质量。这种现象同样影响到散文家的写作。在这方面,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不少散文作品常常因为寡情或矫情而显得苍白、单薄,缺乏摇人心旌的力量。或许与辽宁作家地处关外,受时代风潮的冲击与裹挟相对淡弱有关,迄今为止,他们的散文创作在整体上依然保持了以赤子之心,写真情实感的固有传统。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或长歌当哭,或杜鹃啼血,或思绪绵延,或意韵悠长,都表现出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随情走,以情动人的突出特征。请读读张大威的《消逝的村庄》吧。这篇作品运用颇具现代色彩的结构、手法和语言,将作家对乡土的依恋之情、对自己的忏悔之情,尤其是对母亲的忆念之情,挥洒得酣畅淋漓而又曲折有致,读之令人心潮涌动。刘兆林的《在西藏想你》,是作家与知心朋友跨越万里之遥的精神对话。其所谈内容虽然不出高原见闻,但其中字里行间的那种息息相通,那种推心置腹,还有那种勇闯生命极限,探视未知自然的激情,却使被不少人写过的西藏,有了别一番动人之处。康启昌的《清风吹散万般愁》,以洒脱诙谐的笔墨塑造了一位很有个性的母亲形象,而托举和滋润着此一形象的,却分明是一种深挚且独特的母爱与爱母之情。王本道的《月满西楼》,落墨于街头邂逅的弹唱姐妹。单看事件和场景,或许算不得奇异,但由于深深浸入了作家发自心底的仁爱悲悯之情,所以通篇作品便生成了凄婉低回之美。应当看到,这样一类满载人类至性与至情的散文篇章,对于情感世界日见局促与壅塞的现代人而言,委实不善于卓有成效的清通剂,它的心灵滋润和慰藉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今日中国,正在实践着现代化进程,同时,它又经历着全球化的洗礼。
  此二者以空前巨大的力量,消解和清除着种种个性与差异,推行着属于自己的一体化、通约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华语散文,抑或是构成华语散文文化圈的某一地域的散文创作,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好个性与共性、“自性”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说这一问题对于某些地域的作家来说,已经形成了困惑和两难,那么,它在辽宁散文家的笔下,却显得从容自如,得心应手。具体说来,辽宁散文家并非僵化、封闭,因循守旧,相反,他们很注重目光向前和向外,感受新生事物,聚焦前沿信息,以作为自己创作的法取和借鉴。但是,这种法取和借鉴又决不是简单的模仿或盲目的跟风,而是努力将外来的、新鲜的、先进的东西,有选择、有目的地融入自己富有地域文化色彩的独特的审美世界,或作为自己艺术探索和审美表现的一种大背景、大前提,以此丰富和强化笔下的创作风格。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大批既拥有开阔视野,新质元素,又不乏辽海特色、个人追求的好散文,其中仅影响较大的就有:初国卿的《旷世风华文溯阁》、马秋芬的《二人转是路边的“死不了”》、庞天舒的《昭君的草原》、巴音博罗的《蒙古长调》、齐明达的《父亲的性情》、邓刚的《我曾是山狼海贼》等等。毫无疑问,这样一些作品不仅充分展示了辽宁散文家与时俱进的胸襟、识见与才情,而且使辽海散文保持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内涵,以及相应的艺术风范和审美价值。
  新世纪前五年的辽宁散文,既然取得了如此丰硕而绚丽的成果,那么,它就有理由、也有必要获得相对充分和集中的展示。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决定联手选编一本荟萃近五年来辽宁散文精品的集子,并冠以《辽海文章》的书名
  ――长吉诗曰:“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我们设想:千载之前的诗人若能读到今天的辽海散文,他不仅不会再发出昔日的哀叹,而且肯定能够开怀畅饮,由衷欣喜。
  至于编书选文的原则和标准,我们则坚持:一、在全国性散文评奖中获奖的辽宁作家与作品;二、辽宁作家入选全国性重要选刊和选本的散文作品;三、辽宁作家发表于国内主要散文和文学报刊且产生了较好反响的散文作品;四、辽宁作家、学者、诗人具有探索性和代表性的散文作品。需要告诉大家的是:由于选编者受到视野、时间和水准的限制,也由于全书的容量不可能完全放开,任意加大,所以,本书选编过程中的遗珠之憾,恐怕在所难免,为此还请作家和读者多多鉴谅。
  本书的选编体现了为繁荣辽宁散文而通力合作的精神:三十八位作家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的得意之作;王本道、李成汉、康启昌、初国卿、小画、宋晓杰、尔蜜等作家,从多方面提供了编书的便利条件;青年女画家刘素梅不辞辛劳,在较短的时间内,为绝大多数作家完成了画像素描;辽宁华诚集团韩岩先生、《海燕・都市美文》杂志社张明晖女士承担了本书的编务和校对工作;辽宁文学界的领军人物,著名作家王充闾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撰写了厚重而辟透的序言,对于以上种种厚爱与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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