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在出版大厦十一层，电梯上下。我却爱步行，上楼有二百四十八级台阶，到办公室便有一种“攀登”的感觉。这很让人惬意。有一天，登上了十一层，站在窗前一望，才发觉天空是无限透明的蔚蓝，美极了。凝望一阵，突然又发现远处是巍峨的山峰，山巅有部分被白雪覆盖。蓝天下的雪峰格外肃穆，格外庄严，更显出一番静美，是出现了海市蜃楼的奇观么?痴呆了好一阵，我才蓦然想起杜甫的诗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市内见到老杜笔下的美景。可惜“文革”被抄家以来，我就不写日记了。真遗憾没有记下这一天，时间飞逝，就连是哪一年也忘记了。但我头脑中那一幅美景，却是永久地留了下来，至今还犹如彩色照片那样鲜明绚烂。今年，成都被评为了全国的“魅力城市”，不知什么时候可以重现那种美丽的远景?
攀登二百四十八级台阶，可以看作是一次微型的登山活动。特别相似的是，登楼也是曲里拐弯的，楼道恰似山道弯弯，甚至在某种特定的情绪下获得走在峨眉山道上的感觉。一层楼就是一个出版社。海上一层楼，便可以见到一个铝合金和保丽板构成的小屋。有时，我便将其想象成一个凉亭，一座小庙。其实，这些临时小屋大都是用作收发室的。也有作编辑室的，这样的“编辑室”往往就只有一个人办公。我就想，一个人一个办公室，那真是一种幸福――在一个静静的小庙里读书，既可以览“啸剑挑灯宏志”的典籍，又可以散“读书悟道素心”的幽情，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吗?后来，这种小屋因“占用防火通道”而拆除了，这片空地上便摆了几盆花木。每层楼上的花木样态各异，有时，我甚至想，这些花木的形状和颜色，不也反映了楼层管理者的精神状态?这样，平平淡淡的登楼，除了登峨眉山的感觉外，又让人有了更多的遐想。
每登一层楼，不仅可以看到迥然不同的花木，还常见到一些迥然不同的人。有的是作者，他们或许因初来乍到，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和莫大的期望来送书稿，目光中常闪烁着一种(完全不必要的)不自信；有的是来购书(特别是为孩子购书)的读者，当你告诉他购书要到对面那座楼时，他会流露出感激的笑，再三称谢(其实，我们才该谢他呢)；有的明明是熟人，见到的却完全是一副陌生的面孔――这样的人，或许自恃有权，觉得你应当对他点头哈腰，或许自感是鲁迅，觉得你应当向他顶礼膜拜――对此称正人君子，我只好敬而远之。可喜的是，因登楼而加快的心跳和呼吸未曾平息时，常常为办公桌上的作家来信或书稿而激动。读他们的信件和手稿(现在多为打印稿或“电邮”了)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我常常用毛笔给他们写信，得到回复和书稿，心中会澎湃起一种成就感。因了这些联系，我为叶圣陶、沙汀、艾芜、萧乾、马识途、王火、张中行、秦牧、李国文、刘心武、蒋子龙、韩少功、梁晓声、张炜、肖复兴、周大新、余秋雨、石英、周涛、朱晓平等作家做过责任编辑。翻开我责编的《人民文学》丛书《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等，又可忆起为刘索拉、何立伟、贾平凹、林斤澜、莫言、邓友梅、李锐等编稿、寄样书等愉快的往事。在我的抽屉里，还放着王蒙、铁凝、方方、池莉给我的复信，我随时期待着他们的大作。我还为四川的陈之光、克非、高缨、丁隆炎、包川、周纲、贺星寒、傅恒、吴因易、魏继新、高虹、谭力、雁宁、李林樱、文雯、何开四、廖全京等作家、评论家编书编稿。诗人杨牧的《天狼星下》、叶延滨的《献给诗人的歌》等在大型文学双月刊《峨眉》发表。我常回忆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老了吗?也许是，虽然我尚不算老(我赢得过登楼比赛中年组冠军)。而这些事情，对于一个职业编辑来说，难道不值得回忆吗？
记忆中，还会浮现一些特殊的事情。一天，我登上高楼，喘息未平，一位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向我迎来，他说他家很穷，种田又不值钱，他在一片河滩上筛沙石。我也干过这种活路，深知其中味，同情油然而生。来到办公室，我渐渐发现情况不对。我从他眼神中感到一种射人的光芒，接着，觉得他神经似有异常。他说，筛沙石很累，他便想减轻劳动强度，为此，他绞尽脑汁，终于发明了永动机。但是他没有钱来制造，便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以稿费来制作理想中的机械。他一定要我答应出版他那虚拟中的巨著，不然，他今天就从窗口跳下去哦不禁傻了。慢慢稳住他，好言相劝，又讲我在农村的经历，吃了哪些苦，如何在粉碎“四人帮”后考上大学，在编辑这把椅子上还没坐多少年，如果你从窗口跳下去，这里是十一层楼，登上来有二百四十八级台阶，你会没命，我也脱不了干系。最后，我给他二十块钱，让他去馆子吃顿饭，然后赶汽车回家。如果说，这是一位“悲剧性狂人”，那么，生活中还有“喜剧性狂人”。如果说悲剧性狂人常常表现为精神分裂的话，那么，喜剧性狂人则常常表现为人格分裂。后者如南宋之张浚。他饱有逢君之术，总是分裂自己，以从君意，“以大奸大恶而为大忠大贤，当时称之，后世信之”。然而，史书上的闪烁其辞不能永远蒙蔽别人，清朝就出了一个文人廖燕，“起而非之”，把这个正人君子“党秦桧，陷武穆”的真面目撕将开来，让识者喟叹：“多时漏网之奸，忽然抵罪，谁谓文章无权?”改革的浪潮，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某些一时“光辉”的“弄潮儿”，言语轻狂，行为放肆，到头来不也成了阶下囚，不过是“喜剧性狂人”而已?他们只为张浚者流而得意，不知道还有屈原、贾谊、晁错、柳宗元、苏东坡……这就是悲剧性狂人常常让人肃然起敬或悲悯同情，而喜剧性狂人不过徒增笑料、遗臭万年的缘故。
记忆中，二百四十八级台阶上的办公室总是很拥挤的。《第三次浪潮》中那种在家中个人办公的设想仅仅只是一种设想。很多单位的领导者出国考察取经回来，都说国外是很多人在一起办公，这样保证高效率。于是，在不少单位，特大办公室不断出现，几十个人在一个大堂办公的情形屡见不鲜。只是没有见到过几个(有的单位应有十来个)领导在一间大房里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的。这自然让人想到，一个人一间办公室是一种权力。哎，说到这里，不禁想到，我在二百四十八级台阶之上，还真有过一段时间是一个人一间办公室。不过，我不是由于权力，而是由于失去权力(是的，我曾拥有过一点小权，作为常务副主编主持过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的工作。这点小权带给我的，除了繁忙，还有烦恼，以至不愿回忆)。命中注定的停刊以后，我曾和几位都不同属一个编辑室的人“合流”俄们戏称“联合国部队”)到一间办公室里。有两个因留职停薪等故离开了，另一个比较特殊，不来坐班，故我一个人陪着四张旧桌子三个破书柜自得其乐。完成利润指标之外，读了两本古籍，一天，竟然得一联句：“史无春秋异，人有今古同。”自个儿乐了半天。
现在，我即将要告别二百四十八级台阶上的办公室了。当然，我是自己选择了“内退”而离开的。正如我常常登楼，或喜，或忧，或喜忧参半地走进办公室一样，现在我又有喜，有忧，即且喜且忧地准备要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了。一个热爱工作的人，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了，心情不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站在二百四十八级台阶上的大窗户前，成都的天空阴沉沉的。难得碰上一个好天气，但好天气毕竟还是有的。一旦要离开虽然坐烦、但毕竟又是度过了人生中最年富力强时段的办公室，当然不无几许缱绻与留恋。正好我手上有一本老师的专著、一本同学的小说必须要我编完，我也想这颇有纪念意义的两本书编辑、出版得可人一些，故我还得在办公室坐到年底。此际，心境已较平和，涌入汜忆的，多还是那些颇为温馨的事情……
在二百四十八级台阶上的窗前徘徊，有时驰思甚远。人类也许不能永久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但人类又必须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哪怕这个地方有狡猾的狐狸、凶残的豺狼、顽恶的虎豹和许多必须新给它命名的细菌和病毒如SARC。那么，在一个单位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作为社会细胞或缩影的单位，不可能是透明的水晶宫，更不可能是真空。改革的时代，“单位的人”逐渐转化为“社会的人”。已经在两个单位里“居住”了三十多年，思维有了某些定式，行为形成某些习惯性反应，面对更加复杂而广大的社会，一时间，难免有几分忐忑。但我知道：自由，永远是对人类最大的诱惑。而自由，必须靠自己去创造。
这天，看完一本清样，来到二百四十八级台阶上的大窗前，成都是一个少见的晴明天气。虽然未能再见到远处西岭之巅的千秋之雪，但天空的瓦蓝中，阳光如雨。我的心情，向着那份绚丽与灿烂，飞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