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情，是繁杂而琐碎的世俗生活中最华彩绚烂又最寻常普通的一笔。而在这寻常的男欢女爱中却又是最能窥见人性的本真面目，正如张爱玲说过:“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进修更素朴，也更放恣的。”[1]与张爱玲一样，王安忆也认为现实生活中最精彩和精粹的是爱情，“爱情其实是现实资料中最具飞翔性的材料，它是从心灵出发的一种状态……能够聚集起人性中最为精粹的部分，去制造一个腾空飞越的空间”[2]。因此，张爱玲、王安忆两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都将男男女女的爱恨情愁作为自己写作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也无风雨也无晴”与“一场欢喜忽悲辛” ――从曹七巧到王琦瑶
曹七巧和王琦瑶分别是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代表作《金琐记》和《长恨歌》的女主人公，把她们并在一起谈是因为她俩的命运有表面的相似之处――她们都以自己的身体做赌注，将美色与金钱相交换：曹七巧，一个麻油店里的泼辣姑娘，一个健康而鲜活的生命，为了金钱，去高攀高宅大院的姜家，用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去守着一个僵而不死的丈夫。而王琦瑶，贵为上海的三小姐，同样为了金钱把自己化作了爱丽丝公寓里的一只“金丝雀”。她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曹七巧等到了婆婆丈夫的死，等到了分家，等到了她梦寐以求的黄金。而王琦瑶的李主任在匆匆逃亡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给王琦瑶留下让她在乱世也能安身立命的底本――一盒金条。同时她们的生命也因金钱而委顿：曹七巧，因黄金扼杀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王琦瑶，因金条而丢了性 命。
但细数起来曹七巧和王琦瑶的区别是很大的。曹七巧虽是有婚姻做保障但她的情爱世界却如死水一坛，没有经历过男欢女爱，更没有品味过爱情的醇美香甜，正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情）”。丈夫活着的时候，面对一个扶着坐起来也会滴溜溜滑下去的男人，她如同守活寡，“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而终于等到丈夫死了，分了家，她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的时候，可是，又怎样呢？“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3]她想品尝她年轻时极度渴望而未曾获得过的爱情，却已无能为力，黄金成为她生命的全部，她失去了爱和被爱的能力。中间虽然穿插了七巧与三叔子季泽的调情，但那短暂的调情终是雁过无痕，难以缓解七巧荒漠般情感世界的干涸。更何况季泽对她是没有半分真情可言 呢。
而王琦瑶呢？她的一生从未走进过婚姻的殿堂，但她的情爱世界却是从未空缺过。先有位高权重的李主任在爱丽丝公寓里疼她怜惜她，虽无夫妻的名分却真有些夫妻的恩爱；避难邬桥的时候有送豆腐的少年阿二纯洁的甚至是膜拜的爱着她，只要允许他爱她就心满意足了；平安里的阁楼上有康明逊与她相互温暖，惜惜相惺，有混血儿萨沙给她肉体的快乐，替她排遣忧难；人到中年还有小她一辈的“老腊克”的追捧；还有从始至终懂她、爱护她，默默的爱她却不求回报的程先生。虽然王琦瑶的一生是“一场欢喜忽悲辛”或者说是“数场欢喜终悲辛”，但她的生命中毕竟是爱过，欢喜过，不似曹七巧“也无风雨也无晴（情）”，空守着一个名分白活一世。
从曹七巧和王琦瑶两个人物的故事中，似乎已经可以隐约窥到张爱玲与王安忆的笔下男女情爱故事的不同形态了。
二、无关爱情的婚恋与无关婚姻的情爱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游离于时代的都市男女在“滚滚红尘”中所演绎着没有爱的故事。男人女人之间的婚恋，是维系在物欲和金钱上的，与生计有关而与爱情无关，没有精神上的相依相偎永永远远，也没有传说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作品中女人和男人的婚恋就是一种单纯的交换――一个为钱，一个为色。这种婚恋与爱情无关，与风月无关，与纯洁无关，与浪漫无关。婚恋只是男人女人们实现本能欲望的一种手段，俗世庸人的情爱，在张爱玲笔下显现出的是务求实际的特征，充满了机关算尽的功利色彩。
与《金琐记》中的曹七巧相仿的还有《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姑母梁太太，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为了钱，众叛亲离，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做他第四房姨太太，终于熬到老头子死了，分到了想要的现款和房产，只可惜老头子死得太晚，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女人就这样为了钱，扭曲了婚姻，扭曲了自己。张爱玲笔下的婚恋，是撇开爱情的，即便有真情的闪现，常常因掺进利益上的权衡而变质，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是物质经济目的。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与白流苏这一对男女，他因为难得碰见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而看中了她。她为了有长期经济上保障，而期待成为他的太太。但精明的他不会傻乎乎地花了钱娶一个对自己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自己。于是两人互相追逐又互相躲闪，想抓住对方又怕被对方抓住，这样两个精刮的人最终还是有了一个圆满的收场。成全了他们的不是爱情，而是香港的陷落。虽然她得到了她盘算而来的婚姻，但“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4]。得到了稳妥的婚姻，生活有了靠山，可是爱情在哪里呢？爱情在人间烟火中翻滚挣扎，早已灰头土脸，面目全 非。••••••
张爱玲笔下男人女人们的盘算与计较中，我们看的最多的故事就是女人们如何通过婚姻来寻求一个依附之所，一个栖身之地，使婚恋沦为人生必需的一场交易。《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与丈夫振宝之间完全没有没有精神上的交流，更谈不上爱情，他们的结合，在振宝方面只是因为她是最合理想的太太，而孟烟鹂是为了生活有所依靠。她明知丈夫不尊重她，不爱她，对她不忠，但因为靠振宝拿钱回来养家，仍然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维系着那桩存而不在、名存实亡的婚姻。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只是男人世界中的点缀，她们依附于他们，“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们无暇顾到心灵”[5]。《留情》中的敦凤在丈夫死后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嫁给有钱的米先生作姨太太。敦凤对于米先生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6]男人和女人就这样在充满利与欲的现实世界中相互利用着，爱情只是传说中的奢侈品。在张爱玲的男女世界里，彰显出来的无非四字“食、色，性、欲”，这“食”，囊括了美食美衣等一切舒适而富足的物质享受，而“色”即美色。男男女女就是在对对方“食、色”的垂涎中相互引诱，相互满足又相互厌弃。
张爱玲文本世界中有的只是对婚姻的追逐，而且这婚姻也是物质主义的，被金钱腐蚀了，与爱情无关。而王安忆笔下的多数男人和女人，他们或情、或爱、或性、或欲，无论悲伤还是喜悦，他们对于情爱的追求都不以婚姻为目的。
《小城之恋》描写了在小城中小剧团里一对一起练功的懵懂少年，因青春萌动而坠入放纵的原欲之爱，最终，女孩怀孕，并且独自承担这一切。《锦绣谷之恋》讲的是一位女编辑在某次开会时非常投入地对优秀男作家的偶像崇拜般的爱。然而他们仅仅是精神恋爱并没有改变彼此的生活格局，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选择“一个人没有故事的远去。”[7]《我爱比尔》叙述了一个画画的女孩阿三绮丽而婉转的感情经历及其悲剧性结局:她先后与比尔、马丁、艾可以及一个比利时人发生了恋爱故事，“与外国人的性爱”作为一种特殊的情结贯穿着她的情感历程。当这种情感历程中的幻想支撑点逐一消失后，阿三便走上了日趋衰弱苍白的生活。她从各个酒店的大堂中寻找“比尔式安慰”，在身体的结合中满足着一种幻觉。在这些故事中，“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自己的爱情理想”[8]，因此她们的爱和欲不以现实中的婚姻为目的。
较之于张爱玲时代的女性，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敢于主动地追求爱情，她们懂得享受情爱带来的快乐，也勇于面对男欢女爱带来的苦痛。《长恨歌》中王琦瑶与康明逊由饮食而男女，产生了真情，这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爱情，渴望彼此之间拥有相濡以沫、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圣洁情感。由于王琦瑶心中有了这样的情感，她不仅度过了那政治运动不断的多事之秋，还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在王安忆笔下，处处不乏相濡以沫、与人为善的脉脉真情。几千年来都是男权社会，即便到了新时期，还是不可避免女性以身体为资本来换取利益。但即便是这样的交换，王安忆也将它写得充满温情。《香港的情与爱》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一样是写爱情与经济利益的置换。新移民逢佳到香港的时候，已经30多岁，还是不甘心在香港安家落户。庆幸的是她与50多岁的美国华侨老魏相逢。逢佳希望借助于老魏的帮忙担保申请到美国，老魏则从逢佳那里发现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道风景的可能，因此二人在香港开始了一段相互利用的生活。但逢佳的真心实意化解了这场性爱交易的鄙俗，甚至生发出真爱。《岗上的世纪》中小说描写的是女知青李小琴为脱离农村而勾引小队长的故事，这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女人，但作者富有创意地把一场缺乏真爱各自怀有卑鄙目的的性交易一步步升华为如痴如醉、情欲迸发的生死恋，并在结尾处详细刻画了他们在小屋子里度过的七日七夜的性生活，在纯净、彻底、赤裸裸的情欲面前，男人和女人从功利的目的中解脱出来，获得了生命的快乐。王安忆笔下的男男女女就是这样，他们或许不曾与婚姻结缘，但他们必定爱过恨过感受过，他们的人生因此而鲜活。
三、归因：个体生命体验与时代差异的双重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张爱玲与王安忆的笔下，人物都是平平常常的男人女人，但这些男人女人们拥有的却又不是最常态的恋爱、结婚、长相厮守的寻常之情。同是对俗世中男女“非常之情”的抒写，但在张爱玲与王安忆的笔下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张爱玲往往着力刻画在婚姻的外衣笼罩下爱情躯体的枯萎，而王安忆却喜欢讲述不以婚姻追求为目的的或情或欲的故事。究竟是什么使她们二人笔下男女情爱的着力点不同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二人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这两个原因。
张爱玲笔下的男女之情无不是千疮百孔、利欲熏心，这首先与张爱玲的人生经历有关。宋家宏认为:张爱玲的创作心态是一种“失落者”的心态――失落于家庭，被沉落的家族所“裹挟着一起失落于时代”，被战争的阴影把她和所有的人笼罩在一个“也许注定要被打翻的”角落里，“决定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文明发展的悲观，也就是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因此，她“冷冷地告诉人们:人间无爱。”[9]从情感体验来说，幼年时的母亲远走，少年时的父母离异使得张爱玲从未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一次次争执吵闹使她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真情。而当她遇见了挚爱的胡兰成时，她欢喜得“从尘埃里开出了花”，她曾经一度对于爱情不再持怀疑的态度。但胡兰成的风流和背叛使他们的爱情很快枯萎。所以也正是和胡兰成的短暂爱情，使她在亲身经历过，爱过，痛过后，更看透了爱情这东西。因此真情，在她作品中几乎没有，即便是出现，也只是很短暂的瞬间，而且，到最后这一丝真情也是保不住的。
而王安忆的经历就比张爱玲幸福得多。她的父母都是新中国的艺术工作者，志趣相投，家庭和睦。王安忆在父母的保护下，即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虽也有“下乡”的经历，也因父母的关照使她在下放的当地农村倍受照顾，后来考文工团、结婚、生子、从事写作，也都是一路顺利。可以说王安忆的生活是没有受过太多磨难的，所以王安忆虽然也看到了生活中的悲剧面，但受她的人生体验影响，她对生活，对男女情爱并不绝望。
当然，王安忆之所以呈现出与张爱玲不同的叙述姿态，究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活在旧社会，那个时期的妇女大多在经济上无从立足，为了实现最基本的生存权，她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捕获一门稳妥的婚姻，她们的人生中没有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奢望。白流苏、曹七巧、《花凋》中郑先生的女儿，她们都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成家的要求。在她们那儿，婚姻并非爱情的产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归宿和寄居之地，只为获得别人对她们的供养。张爱玲以冷漠理性的笔触撩开萦绕在婚姻上的神秘面纱，还原了世俗婚姻的本真面目。
新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女人终于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工作来获取生存的物质保障，女性就有了更多的独立与坚强而不用再依附于男人，困囿于婚姻，这就使中国女人几千年来一直想牢拽的安身立命之本――婚姻，也不再显得那样重要了。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尤其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传入，中国人沉封已久的身体和情感开始苏醒，于是有了对于欲和爱的更强烈呼唤。所以王安忆笔下的男女故事虽然也像张爱玲那样都以悲剧结束，但王安忆是不悲观的。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被动和依附不同，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无论是“纯精神”的女性，还是“性爱”中的女性，都呈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和姿态，她们对情爱是有着执著追求的，虽然这追求导致了她们受到伤害，但她们坚韧而顽强地努力想摆脱命运的不幸，使她们的生命脱离卑俗而走向了悲壮。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一版[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王安忆,王安忆读书笔记第一版[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一版[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一版[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M].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一版[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一卷)第一版[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7]王安忆.小城之恋第一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8]王安忆.王安忆自选集――小城之恋第一版[M].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9]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J].文学评论,1988,(3).
作者简介：
郭昕（1980―），女，四川美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