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舉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今后经济发展走势如何，宏观上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当前问题在于发展模式转换迟缓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经济总量里处于第十位，当时我国经济总量只有1473亿美元，占世界的1.8%，人均GDP不到200美元。到了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12.3万亿美元以上，占世界GDP总量15.17%，人均达到8827美元。
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关键是实现了四大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第二个转变是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第三个转变是从依赖国有经济转向坚持公有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第四个转变是从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模式，转向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一句话，就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采取的是投资带动、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
当前的问题是，在原有的发展方式下，中国经济增长在持续回落。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降，先是2010年—2012年，经济增长快速下滑，接着从2012年以后到2018年第四季度是慢下，这种快下变慢下，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曲调”。
经济运行受周期调节才具有活力，向上企业就增加库存，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向下就减少投资，降低库存，压缩生产规模。
这就像人的心脏跳动一样，先向上跳动然后再向下跳动，循环往复，生机勃勃。如果一个人心脏跳动只是一条线不上不下了，你说他还有活力吗？倒是很平稳，却喘不上气来了。经济也一样，如果经济长期处于一条线，并且是一直平稳向下的一条线，这将是很危险的。
另外，在过去7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没有周期的平稳状态，之所以不正常，原因是我们进入新时代以后经济增长缺乏新动能。在新时代里，用传统的办法，一味扩大投资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不灵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效应也大大降低了。
从现实看，2010年以来我们采取了几大稳增长的措施，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小。
第一，货币发行。2010年我们的货币发行M2是72.585万亿，到了2017年底，全国的M2货币净增加了90多万亿，总量达到167万亿，90多万亿增量，从过去的每增加一个M2可以产生1个GDP，下降到必须发行3.3个单位货币M2才能带来1个GDP，这表明仅靠扩张货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边际效益大大下降。
第二，2014年9月份以来，我们连续搞了507个项目，12大工程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大概是7.92万亿，接着2017年又投资2.8万亿的公共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超过2.8万亿，5万多亿加上7.92万亿，加起来超过13万亿，海量投资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率从过去的快下到慢下。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时，上一届政府搞了4万亿投资，用了4个季度把经济增长从6.2%刺激到了12.2%。而这次是13万亿还要多的投资，经济增长却从12.2%降到6.4%，什么原因？关键是需要新动能时候没有新动能，用传统的办法扩张投资，一味地财政刺激和扩张货币，最后经济增长上不去，产能上去了，杠杆率上去了。当前，中国问题出在了发展模式转换迟缓方面。
过去全球自由贸易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
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是借助全球自由贸易推动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不到20亿美元，到了2017年利用外资1310亿美元，从1979年-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21000亿美元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19000亿。外资的进入缓解了中国投资短缺矛盾，外资进入对我们带来了先进制造业，带来了管理创新，带来了技术创新，使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从进出口贸易看，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只有206亿美元，到了2017年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赖度，就是进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从9.7%上升到33.6%，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有1/3与进出口贸易有关。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进出口贸易降为零，是什么概念？2018年GDP总量大概9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30万亿元人民币与进出口贸易有关，一旦国际贸易下滑或者出现波动，中国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极大影响。
从国际环境看，有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贸易环境正在转折性变化。
第一，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情况下，有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发达国家从需求端减少对中国的进口，进而转向购买比中国更具比较优势国家的同类产品。还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利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本国市场，同时高端制造在技术创新上竞争力提高和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在变大。
第二，低收入国家纷纷学习中国模式，学习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验，在中低端制造业形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对中国市场形成了替代压力，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的“挤出”效应在不断加大。在国际市场需求紧缩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增加，势必给中国带来的出口挤出效应会突然变大。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从过去低成本交易、合作获益，转向摩擦竞争，高成本交易，导致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成本将大大提高。这将使我国出口环境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成改革障碍
当前，在我国遇到外需萎缩、出口风险加大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转向国内，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短期内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我国有近14亿人口做支撑，完全有条件做出这种选择。
但是，以下问题使我们的选择遇到了困难：
一方面，从2010年以来，中国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在下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时，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经济增长快是必然的。但是，当一个国家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从经济增长的历史增长曲线分析，投资率是先上后下，消费率是先下后上。当前中国正处于这个节点上，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按道理投资率应该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投资增长率不断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在持续下降。投资率下降是必然的，因为公共投资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投资空间在变小，投资边际效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