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为了永久地保存敦煌石窟，并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就要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敦煌研究院编《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在前人对莫高窟调查、记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敦煌石窟考古的结晶和划时代之作。本书以敦煌石窟中的“早期三窟”即第268、272、275窟为主，涵盖了第266-275窟等的11个编号。它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考古报告》堪称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一个里程碑，相信它将对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敦煌石窟寺；考古报告；早期三窟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1-0133-08
Abstract： In order to permanently preserve Dunhuang caves and their archiv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ile a scientific，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cave archaeology.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Mogao Caves 266-275， which was edited by the Dunhuang Academy based on predecessors’research， is an epoch-making work and the largest achievement of cave archaeology since the 1970s. The book covers eleven caves， numbered 266-275， and focuses on the three earliest ones， namely caves 268， 272， and 275. As the first complete record of the Dunhuang caves， it not only records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ves’and reflects the latest level of grotto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other similar disciplines. The report， as a landmark of Chinese archaeology in cave temples， will exert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ompilation of such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Keywords： Dunhuang cave temples； archaeological report； three earliest caves
中国是石窟寺大国，不论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还是数量之众、规模之大，都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列有我国各类石窟134处[1]，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作为石窟寺大国，建有许多石窟研究机构，如敦煌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麦积山石窟研究所等，从事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与世界上现存或已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其逐渐发生劣化，无法使其永存”。而“在石窟遗存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而完整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文物修缮乃至复原的依据。”[2]因此编著科学、完整、全面的石窟考古报告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它可以为永久地保存石窟留存科学的档案资料。
我国的石窟寺考古已有了一定的成绩，如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3]描述了20多个洞窟，并附录有“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和“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李裕群的《天龙山石窟》[4]虽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考古报告，但它对前人成果的追述、石窟考古调查报告和历史分期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景龙、杨超杰编著的《龙门石窟总录》（共36册）有龙门石窟的照片、实测图和文字记录[5]；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6]、《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7]对所属石窟的位置、形制、内容与现状都有详细描述，有助于我们对石窟进行全面了解。《中国石窟》丛书17卷由具有代表性的我国石窟群组成，是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国平凡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系列图书，由中日两国著名学者夏鼐、宿白、金维诺和长广敏雄、冈崎敬、东山健吾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各有关文物考古单位负责编辑，两国学者分工撰写论文，从1980年12月开始，在北京和东京两地陆续出版中日两种文版。它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巩县石窟寺》等。每卷发表图版192—300幅，论文2—5篇，并有图版说明、大事年表和实测图，还发表各石窟群的内容总录。《中国石窟》虽然不是考古报告，但对读者了解各有关石窟提供了许多便利。
最早的有关中国石窟的考古报告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云冈石窟》。在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于1938—1944年对我国云冈石窟等文物进行了多次的调查测绘[8]，考察成果就是1951—1956年作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陆续出版的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其副题是“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与此同时，他们调查龙门石窟的成果是1941年出版的《龙门石窟的研究》，调查鼓山响堂石窟的成果是1937年出版的《响堂山石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