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称始皇帝，在此之前，称秦王政。秦王政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冠礼亲政。冠礼亲政以后他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驱逐客士。李斯上书，谏逐客令，秦王政立刻就收回了逐客令。
李斯的谏逐客令全文都传下来了。我们仔细看他的这篇著名文章，他实际是不反对逐客的，他只是反对不分好坏（不辨忠奸）一律逐之（当时叫“一切逐客”）。秦王政根据“宗室大臣”们的建议，宣布“一切逐客”就是不对的，李斯上书后，他又一百八十度“一切收回”也不见得对。这至少不符合李斯上书的原意。
这就证明了，秦王政是个粗人，粗人干不了细活。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看了李斯的上书，如果看了，那就是没看懂。粗人不需要看懂什么。
纵观秦始皇，一辈子刚愎自用，只有这么一次从谏如流。而李斯一辈子阿附取容，只有这么一次，敢于谏诤。他们二人，各干了一件本不属于他们的事情。我想，这里面一定另有原因。我分析当时的情况，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上党的成蟜军已经叛变，而派去消灭成蟜的秦军将军是著名将领蒙恬，他是客士。他的父亲蒙武，自然也是客士，现在正带领大军驻扎东郡，既可威胁齐国，又可牵制赵国，使赵国不敢出兵支持成蟜。如果他们姓蒙的将领们知道他们在被驱逐之列，他们就很有可能转而支持“王弟成蟜”，联合赵国甚至齐国，打回咸阳，夺取秦王政的王位。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秦王政想到这里，至少要吓得尿裤子了，所以听说李斯上书谏逐客，他就立刻收回了成命。
建议一切逐客的是谁，史书说是“宗室大臣”。这是谁们？我们发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以王绾、冯无择为首的新出现的六位大臣，这肯定就是他们鼓噪起“一切逐客”的。由这一切逐客的鼓噪看来，这些所谓宗室大臣们，也都是粗人。
这种粗人就好比粗石器。比如有一种粗砂石，也可以凿制成器皿，诸如喂猪槽、饮马槽一类。这些东西，虽然实用，却是不登大雅之堂，他们同庙堂之器不可同日而语。如孔子称子贡是“瑚琏之器”。史载，春秋末，鲁国最弱，孔子派子贡出访。子贡一出，搅乱了天下，摆平了列国，挽救了鲁国。荀子说“秦无儒”。秦国不出这种东西。后世有过“关东相，关西将”的说法，这所谓“关西将”，也只是粗人，正是白起、王翦之类。班固的《汉书·刑法志》说白起、王翦是“豺狼之徒”。这评价不算很高，顶多是粗石器一类。无可奈何。
秦始皇一辈子没有干过一件细活儿。什么叫细活儿？这就是不但要有政策，而且要有界限。没有界限就等于没有政策。没有界限，那政策就是胡来。下面不敢不执行，只要一执行就要过火，这就是“过左”“宁左勿右”“没完没了的扩大化”，没有不“扩大化”的时候。这太可怕了。
秦始皇一生干过两件大事，第一是削平六国；第二是焚书坑儒。这都是粗人干的粗活儿。
先说削平诸侯，这里面就有政策和策略，有各种对待不同对象的具体界限。而秦始皇对六国的王族、贵族和文武大臣，从来没有分别对待，没见过他安抚、照顾或者启用过一个六国的大臣或各种人才。他把六国宫殿制成图样，砖瓦木料拆除运回咸阳，在咸阳北坂上重建起来，钟鼓美人充之，却不见他起用一个六国的大臣。难道六国只有钟鼓美人而无人才可用吗？
卢生批评秦始皇，“以诸侯兼天下”就是非法。这是很值得读者注意的。列国纷争，旷日持久，谁都知道天下要想太平，则必须归于一统。然而，“谁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当时广大的士君子群体普遍认为，只有像大舜那样的人“匹夫而为天子”（《吕氏春秋》）才有资格统一天下。《吕氏春秋》说这样的圣贤应该出自“山林岩穴之中”。你秦王政以一个诸侯，有什么资格统一天下？以什么名义统一天下？诸侯相争等于狗咬狗，狗咬狗两嘴毛。你一个满嘴狗毛的诸侯，以暴易暴，杀人盈野，怎么敢自称天子？这至少在卢生看来是非常荒唐的。秦始皇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才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坑儒。
再说焚书坑儒，这事件是世界历史中的大事。秦始皇以焚书坑儒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帝王时代，文字狱的时代，唯我独尊的时代。这事件来的非常突然，非常残忍，非常彻底。这三个非常，正是秦始皇的一贯风格，自然也是粗石器的标志。焚书是“守令杂烧之”，坑儒就不可能守令杂坑之吗？这都是在可以想象之中的事情。史有明文“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偶语就不是一个人，族更不是一个人，人头纷纷落地，这是可以想见的。说什么区区“四百六十人”，那只是一个坑里埋了那么多的儒生。我一贯不相信秦朝公布的数字。秦始皇也知道美与丑，也知道成与败。成功的事情尽力夸大，失败的事情则尽力缩小，所以终秦之世，难有一个数字让人相信。
秦始皇的这两件大事，都有他的“宗室大臣”的份儿，也就是以王绾、冯无择为首那六个人的份儿。在这些粗人之上，就是那个最粗的人，最大的粗石器——秦始皇。所以，秦之亡也是三个非常，即非常突然，非常残酷，非常彻底。
这是一种堕落，政治的堕落，历史的堕落。因为格雷森定律控制了政治，从而也就控制了历史，历史开始堕落。秦始皇创造了帝制，开创了帝制时代，帝制时代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后世的小人得志，那是非当皇帝不可。历史进入到粗石器时代，历史的堕落有如万丈狂澜，无可挽之。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在其著作《濳书》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