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录片《南京》中，应用了口述历史这一叙事策略，使得普通民众参与到了历史叙述中，这种记录“普通人嘴里的历史”的叙事策略使纪录片的表达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复调现象，它使历史素材在“普通人”日常叙事的复述行为中出现了当代化的具体读解，而“普通人”的局部记忆则在历史背景的映衬下呈现出了壁画般的史诗性内涵，这种现在与过去相交织的互本文结构方式， 构成了影片有效的表现策略。
关键词：纪录片；口述历史；重构；叙事策略
《南京》是第一部以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从创作开始就受到全世界关注，并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导演之一丹·史度曼曾表示：“希望避免典型的纪录片手法，如一个又一个专家讲述，展示大量静态的照片等，而是希望通过表演和片中传达的情感力量带给观众深入心灵的震撼。”
整部纪录片是以第三方——西方人的角度来讲述，历史里真实的人物已经远去，但他们留下的信件、日记等还原了事实，演员们的娓娓道来带我们走进了南京大屠杀，走进了72年前饱受屈辱的中国，走进了中国无数民众的苦难，这一刻，我没有任何的言语，似乎心头压着沉重的石头，语言早已显得苍白。纪录片《南京》是根据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改编，以在南京的西方人的视角讲述的他们眼中的1937年。影片并不作为讲述者，而是通过画面的陈述、人物的陈述来展现历史事实。整部影片都是严肃而庄重的，色彩基调只是沉重的黑白。影片采用的是人物讲述与史料陈述相互穿插的手法，完完全全地作到纪录片的职责。
在这部纪录片里，口述历史这一叙述方式得到了充分的应用，使得影片在虚与实之间得到很好的转换，还原了历史，以真实人物的口述结合画面的描述来贯穿影片的记录元素。“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在史学界“口述历史”是指通过对历史见证人的讲述的记录，以保留下一段历史最原始的资料。对于纪录片而言，“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创造一种历史的氛围，使观众感到事件就像发生在目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口述历史”最能体现大众传播中人际传播的特性，在文献纪录片中，也有专家采访，但这种采访仅仅是一种权威的历史佐证，而在“口述历史”中，讲述人完全进入历史的情境之中，他们以一个事件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身份，面对观众，因此“口述历史”纪录片和文献纪录片的采访意义完全不同。因此如果说文献纪录片采访从一个权威人士的角度，为事件的发生提供历史根据，“口述历史”纪录片则从见证人的角度，描述事件的细节，论证与描述表现方式的不同带来的是叙述人理性和感性情感态度的差异，由此产生纪录片更加生动的影像世界，
影片中导演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日本老兵进行采访，对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留下的日记和回忆性文章进行诵读，多角度展现了那段历史。口述的主体包含了拯救者、受暴者和施暴者。受暴者含泪讲述自己亲人被杀的记忆，自己被强暴的感受；施暴者得意述说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个日本老兵说：“抽到第一个的先上去拍掉女孩脸上的灰，再开始强奸。我们每抓住一个姑娘，就有五个人扑上去，强奸后的女孩子口吐白沫……”这种全方位的讲述既有面的概述，又有散点式的突出，向我们展现了1937年底在南京所发生的暴行。
口述历史对亲历者、见证者身份的强调，与电视、电影传播的艺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传播过程中的直观性、形象性决定了影像表现的历史中，人证、物证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字记述。即使拥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倘若无法找到与其相应的影像、人物和事件遗迹，书面的历史也很难适合于媒体的表现。因此，在历史类纪录片中，能否找到恰当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是否愿意出镜接受采访，有无历史物证和影像资料，往往决定某一段落甚至全片的可信性、可看度。就影像传播中的口述历史而言，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已足以引发观众的兴趣。
影片用很平静的声音来带领我们走进那个灾难无尽的年月，然而，声音的背后却是无尽的恐惧与愤怒，经历过的人们的心灵上早已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是对受难人民的深切同情，那是对这场浩劫的谴责，那是对战争的声讨，那是对和平的祝福。影片并不以华丽及喧嚣的描述来吸引观众，而是给予观众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画面传达的感情更多是需要观众去用心领会，那些胶片所记录下的黑白影象用最朴实的记实方式向观众展示了1937年的南京，没有任何陈述的感情，没有任何多余的指引，只是这样的画面，却在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心，愤怒、伤痛、无助，这是战争中人们的感受，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感受。画面的过渡大多借助于人物的陈述以及声音的转折，连接起来的画面更有层次感，也更能升华主题。一部纪录片通过口述人的采访与外在叙事的结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情节，这仅仅是纪录片完成的第一步，纪录片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使作品与观众的情感产生共鸣。作品的艺术表现只有进入情感的层次，它才具有永恒的意义。首先从创作过程来看，“口述历史”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对事件当事人的占有与寻找，在这里亲历者作为历史的证言人，其亲历历程对于整个事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通过采访展示每一个人对于事件的态度，纪录片纪录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还是历史中人的情感历程。
其次，从艺术表现上来看，“口述历史”纪录片，作为纪录片中的一种，其本质仍然是纪录，而非虚构，所以，对于口述历史纪录片来说，认识意义仍然是第一位，审美意义为第二位的，一部纪录片与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通达现实的途径，前者从审美直接倒向现实，后者由审美到达想像，让观众去完成一个“白日梦”。
影片中常志强老人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地讲述了母亲被杀时的情景：“我妈妈把衣服拽开以后，我看到几个刀伤都在流血，我弟弟在吃奶，母亲奶子旁边的一个刀伤，还在冒血泡泡，我弟弟不懂事，拼命在吃奶，血泡泡很多，我就赶快上去说，妈妈我给你捂着。我说你坚持一下，坚持一下，会好的，妈妈我替你捂着。可是我妈妈不能讲话，眼泪直流。”拽开衣服，表现出母亲在临死前对于儿子的留恋，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能够让儿子再喝一楼奶。我们每个人听到这儿都会禁不住去想此刻的母亲正在想什么，也许她想对孩子们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可是她却讲不出来，只能再多看孩子们一眼，作为死别前的留念。当听了这样细节性的讲述后，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尽管历史见证人的这种个人化、故事化表达揭开了一些历史中曾经被忽略、被遗忘甚至被有意遮蔽的隐秘地带，也使许多细节还原和凸显出来，但是既然是个人叙事，便有它一隅之见的局限性。因此，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叙事往往陷入了另一个悖论，历史的严肃性被个体随意性和盲目性取代，历史的整体性也被零散的个体性所模糊，这也是在此类纪录片中应该长久重视并力求解决的问题。（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