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歆揭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其与今文经学博士争论的集中反映。对《移让太常博士书》内容的理解，是我们认识刘歆与太常博士所争论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刘歆、《左传》、《移让太常博士书》、今古文经学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1
论刘歆之《左氏》学，需要文献和历史的双重视角。一方面，从文献层面上爬梳刘歆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具体材料，另一方面，从历史层面上考察其观点在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中的运用，从而在双重的审视中，分析刘歆与太常博士关于《左传》是否是《春秋》之传的论争。
一、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内容探讨
西汉成帝时刘歆尝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而大好之。其后刘歆亲近哀帝，“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1]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论其义，诸博士或以《左传》不传《春秋》而不肯置对，刘歆因此而移书太长博士责让之。这就是刘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移让太常博士书》第一次披露了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也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学术公案——古今文之争的序幕。
关于这次争论的文字记载，现存也仅有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可作参考。下面便通过对此文的分析探讨，以期窥见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历史真相。
（一）认为五经确实是孔子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有意的制作，是用来“纪帝王之道”的典籍，其目的在于拨乱世反诸正。《移让太常博士书》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兴，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1]
由上述可知，今古文学的共通点——尊奉孔子。
（二）叙述经典流传历史，批评今文学家所传典籍“书缺简脱” 缺乏整体性。
《移让太常博士书》曰：
《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且在，时师传读而已。[1]
又曰：
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1]
战国时期“弃笾豆之礼”、秦焚《诗》、《书》、杀儒士；后之经学先师“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其所传的经典难免会有残缺。且据汉武帝之诏书称，可知五经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确实存在着“书缺简脱”的情况。
（三）力言《左氏春秋》、《逸礼》、《书》为“古文旧书”。《移让太常博士书》曰：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篇，藏于秘府，伏而未发。[1]
又：
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1]
又：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1]
刘歆力言《左氏春秋》、《逸礼》、《书》为“古文旧书”，是先帝所亲论，理应与今文经同，立为博士。这也是刘歆争立《左传》等古文诸经的理由之一。
（四）刘歆对今文经学诸多弊病的批评。《移让太常博士书》曰：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1]
刘歆指出这一时期今文经学的三大弊病：繁琐；信口胡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脱离实际，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刘歆所指出的今文经学的这三大弊病，有对今文经学的治经方法、经的版本来源，及今文经在现实政治中的应用性的否定。
（五）刘歆攻击今文经学博士，指责他们杜塞余道，绝灭微学。
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指责今文博士“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1]又指责他们曰：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1]
刘歆在批驳今文经学博士的同时说： “《春秋左氏》，丘明修”， “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1]。可见，刘歆是一方面揭露今文经学的弊病，谴责今文博士，一方面又极力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这无疑是说明《左传》的合法性，为争立《左传》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刘歆争立《左传》的现实途径
刘歆与诸博士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左传》传不传《春秋》这个问题。他企图借助孔子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来使自己的学说融入学术正宗，进而与政治正统相结合。
汉代大儒董仲舒利用《公羊》学说讲政治，好言灾异的这种《公羊》学说被认为传自孔子。其实《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2]。即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所以说汉时尊好言灾异的《公羊》为正统，并认定其传自孔子，其实只是借孔子之影响，来为自己的政治理论服务。《公羊传》在当时获得了学术正宗的地位，与对其这一师传的认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榖梁传》在汉宣帝时也立于学官，而《左传》却被今文经学家排斥在孔子师传之外。刘歆要想让自己的学说也被立于学官，这与汉廷所用的孔子一家之学作为王官之学相冲突[3]。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刘歆不得不有意拉近《左传》和时人所认可的圣人孔子的关系，而说“《春秋左氏》，丘明修”，“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并指责今文经之习《公羊》、《榖梁》“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刘歆既然指明“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那么《左传》之义自然是得孔子之意。而今文经学说当初只口头流传，远在《左传》之后成书，今文经学者尊崇口说流传的孔子经义而非议《左传》，的确是“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尽管刘歆力争《左传》之作者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左传》本于孔子，但在当时，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大的信服力，时人都相信《公羊》、《榖梁》传自子夏，得圣人孔子师传，即使《公羊》、《榖梁》里面有神权、灾异，也不以为舛误，而偏偏不相信《左传》之义得自孔子，并且还根据《左传》之本，指责《左传》谬于圣人之意，不本于孔子而义理“浅末”。
由此也可以看出，汉代的经学家无论其今古无不认为经典是崇高、神圣的，是与圣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也算是今古文经学家对经典所达成的共识，但是这一共识并没有阻止他们的经学论战，这也就说明双方的论战并不关涉到最根本的经典存在的神圣性问题，尤其是到后来，《左传》的学术地位提升以后，双方无不是在承认经典的神圣性这一前提下而争论具体的细节问题的。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钱穆.两汉今古文评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