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洁小说的悲剧意蕴包含着多维的向度：现实主义层面的社会批判与生命抗争，现代主义层面的人生荒凉与孤独绝望，生命悲剧体验的审视与超越。张洁作品中有一种悲剧的洞察力，作品书写斑斓驳杂的人生世相，以探索的态度质疑一切，塑造一些精神上超越世俗常规的悟性极高的人物形象。张洁的个性是内倾型的，其特有的个性气质与苦难的人生经验形成了张洁作品的悲剧基调。张洁超越悲剧苦难的方式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致意，是一个中国作家面对当下文化信仰困境的一份精神守望与智慧启悟。
[关键词]张洁；悲剧意蕴；禅意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3-0029-07
[收稿日期]2012-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长的写作——张洁论》，项目编号：11FZW045。
[作者简介]周志雄，男，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北京100871）
一个大气有成的作家，一定是一个有悲剧意识的作家。“悲剧意识是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一切最伟大的思想学说，一切最优秀的文学艺术，都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任何杰出的思想家、艺术家都不可能没有对人生的悲剧感受和认识。正是悲剧意识，使人们发现和理解人类生存的本质和现实境遇，能够对人、人生和世界作出思考，对人生的价值、意义提出创造性的解答。”没有深刻的悲剧意识就没有深刻的悲剧艺术作品，悲剧艺术或能净化人的感情，给人精神上的震撼力，或教人认识人生与人性，或让人抗争现实批判社会，或启悟人从苦难中超脱。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正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生命悲剧意识创造了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学。张洁是一个有悲剧意识的作家，创作三十余年，张洁以其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精神哲思形成了作品丰瞻、沉郁的悲剧意蕴。
张洁以世界是充满问题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生，在她的笔下，呈现出不同层面的悲剧形态。首先是社会层面的悲剧，这体现在作品中对一些具体社会现实的批判，作品中的人物有着鲜明的悲剧命运。《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梁启明的个人人生道路是悲剧性的，小说包含着对历史错误的控诉。梁启明对命运的抗争是积极的，他虽然死了，但他的抗争是成功的，他的艺术生命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得到了延续。《方舟》中几个女性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她们的不幸是由庸俗、腐朽的旧思想造成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爱的要求和实际上的不可能构成了悲剧。《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是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他积极地抗争，力主改革，但受到各种反改革力量的干扰，最终病倒，前途未卜。《忏悔》叙述了儿子短暂的人生悲剧，主人公怀着满腔的悔恨回忆儿子生前的点点滴滴，儿子的不幸是由出身带来的，叙述人忏悔的是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父子之间隔膜并导致儿子早逝悲剧的是无情的社会，小说指向的是现实批判。《串行儿》中画家容昌澜出国的事情被搅黄了，他夹杂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无可奈何，一个不善应酬的人，最终被庸俗的社会拒绝了，回到了他本来的位置上。容昌澜似是一个悲剧，他的故事又像是一场闹剧，他失去了出国的机会，回到了他的正常生活中，又像是一曲喜剧。
悲剧人物自身也有不可忽视的弱点，《忏悔》中的儿子，《方舟》中的荆华、梁倩和柳泉，《非党群众》中的老田头，《我不是个好孩子》中的“我”，《无字》中的墨荷、叶莲子、吴为，都有自身的性格缺陷，甚至有些乖戾之气，人生态度有消极的一面，为人处事也有偏执、执拗的一面，或者有不可克服的奴性，或者有不可挽回的过失，这些都造成了他们命运的悲剧。
以上所分析的悲剧基本上还是社会层面上的悲剧，主人公成功或者不成功，他们的悲剧是现实性的，是现实行为的受阻，其原因是具体而明晰的，在这样的作品中，悲剧的力量来自“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带给读者的震撼感，作品中人物的失意或不幸是对现实的控诉和批判。但张洁又没有止于这样的写作层面，张洁的悲剧意识超越了具体的社会层面，体现出普遍存在意义上的悲剧性。《日子》是“无事的悲剧”，生活被无处不在的悲剧氛围所笼罩，“他”做什么都是不顺利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他有什么病》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处在一种“有病”的状态中，一切都是阴差阳错的，没有人可以逃脱“悲剧”性生活的魔爪。《鱼饵》是人物相互掐架的悲剧，人物之间无法沟通，最终只能一起灭亡。《走红的诺比》中的诺比是一条聪明的狗，在费费的调教下，会四则运算。在马戏团演出的诺比被各种媒体报道，成为一只出名的狗，出名后诺比被带进了实验室，被各种仪器监测，它的演出没有被观众理解，诺比感到了压力，开始变得懵懵懂懂，开始失眠，开始寝食不安，最后诺比投海而死，离开了人世。诺比的命运隐喻了个人是孤独的，是与社会相冲突的，弃世是对世界的无望抗争。《红蘑菇》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斗争没有退缩的余地，姐妹间的斗争，小保姆与主人之间的摩擦是说不清道不尽的。《上火》中同事与同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小算盘、小摩擦让人“上火”。一切都是破碎的，带有“一地鸡毛”式的不堪。《“尤八国”体验》中一个懂八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在医院里检查身体受到非人待遇，却无可奈何，徒自生气。《谋杀》里被谋杀的是“他”的爱情，还有“他”对人生的信仰。谁是主犯？个人与父母的对抗中弥漫着焦灼的情绪，与女朋友似断非断的情愫在与邮局工作人员拆包检查的对抗中一下子全部崩溃了，这是生活的悲剧还是一个人突然明悟人生之后的喜剧？《未了录》中的历史学者“我”的一生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有未实现的爱情的内心秘密，个人一生平淡无奇，怀着对人生的眷恋之情回视这平淡的一生。《山楂树下》的“他”住进了医院，“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没有人给他写信，更没有人来探视他”。“他”的朋友菊如去世了，人们并不理解菊如，菊如的妻子也不理解“他”。自杀、生病的人是“病态”的，而更为病态的是人们无情的议论，可怕的人间隔膜。小说中充满了阴冷的气息，一个孤独的人最后把同情送给了一个小姑娘。《最后的高度》中的猫是偏瘫老人“她”的陪伴，这只猫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它最后躲进了一个柜子上的纸盒子里，离开了这个人世。主人对这只猫充满了怜爱，却抵挡不住世间的隔膜和冷落，绝然地离开了这个令人无望的世界。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中，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一切都是那样让人不堪入目，让人无可奈何。 以上两类悲剧的区分只是一个粗略的概括，实际上在具体的作品中往往不只是其中的一类悲剧。《爱，是不能忘记的》既是社会悲剧，也是“呼唤的人和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的悲剧。《方舟》既是封建因袭的思想对独身女性的戕害，也包含着“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的诘问。这些张洁早期小说中还有明确的社会控诉，在张洁晚期的小说中悲剧是无法简单地归结为哪个具体原因的。《知在》中人物的爱情悲剧不是社会悲剧，也不是性格悲剧，而是有着很多的偶然因素，还有一些不可知的神秘因素，它与作者在小说中所渲染的神秘气氛是合拍的。《无字》中的人物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悲剧，还有人生于世的存在悲剧。
张洁小说有鲁迅式的国民性痼疾的悲剧性批判，有张爱玲式的人生悲凉感，亦有卡夫卡式的个体存在悲剧体验。王国维曾以叔本华的学说为出发点，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前两种悲剧都是可以逃脱的，带有偶然性，而第三种悲剧则不同，“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所固有”。王国维所说的悲剧层面在张洁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张洁小说的悲剧、意蕴包含着多维的向度：现实主义层面的人世不公与生命抗争，现代主义层面的人生荒凉与孤独绝望，生命悲剧体验的审视与超越。而后者在张洁后期的小说中越来越鲜明，它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对命运的悲剧意识，对现代个体生存困境的哲学思考，以悲剧世界认识人，揭示人生于世所固有的矛盾、痛苦和焦虑。
二
“完善的悲剧理论必须包罗互相矛盾的各方面的情形——命运感和人类尊严感、悲观论和乐观论。”古典主义悲剧往往是明朗的，人物、故事、悲剧所指的原因都是明朗的，不是不确定的。但故事是否能表现人生的真相，文字能否穿越浮杂的现实？在现实主义文学层面，似乎是明白的。理想、抗争、控诉都是文学的权利，也是时代赋予文学的必然要求，在20世纪80年代，如《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小说中，表现的是普通人所遭遇的社会悲剧。然而，随着历史的现实转型，文化控诉和现实批判不再那么急切，在一个宽松的多元文化时代，任何一个正命题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反命题站立着，所有的理论只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生活本身是充满悖论的，任何明朗的指令和试图给读者总结出某种结论的文学都是对生活的简化和过滤，悲剧文学亦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社会批判上，而要切入生活的深层，呈现生活的悲剧性悖论。在张洁后期创作的悲剧性故事之中，生命本身是一个总体性的悲剧，人生是无奈的，悲剧性的人生悖论是通过神秘故事、顿悟、不可知现象来表现的，悲剧形成的原因是多重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
《知在》的故事有神秘色彩，也有很强的命运感。有一千七百年历史的晋画被分成了两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动荡，竟然能重新合在一起，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这样的汇合？是无力为人左右的命运，这也隐喻了人物所受命运的拨弄。人物的命运如风中漂浮的黄叶，乔戈和两位格格之间的爱情是悲剧性的，贾南风与一痴之间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现实中有令人无奈的阴差阳错。两位孪生格格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姐姐偷走了妹妹的爱，做出的是主动选择，可并没有得到爱情，落得夫妻反目、拔刀相向的惨剧。妹妹远走他乡，流落街头，终于得到了一份朴实纯真的爱情，却又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她的女儿也因为爱情而送命。一切都是宿命的安排，个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历史、现实、故事的交织化为不得已的生命叹息。对这部小说，张洁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不过是在探求一种也许并不存在、却让我感到无时不在，无法解释、却又让我迷茫不已的意念，或说是我的臆想。”《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秦不已生来是不幸的，少女时代受到继父的勾引，此后以生命的代价向继父复仇。墨非的姐姐和姐夫不过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政治局”组合，墨西哥神奇的国土上那个神秘的石柱上藏着玛雅人计算世界末日的公式被旅游者墨非破解，其记载下来的破译过程却又神秘地在电脑中消失。西班牙殖民者赫尔南·科尔特斯能征服墨西哥广袤的土地，能获得墨西哥女子马琳娜的爱情，但他无法征服文明之间的差距。一切都是游离不定的，玛雅人那个神秘的公式，也不过是短暂的，只是当时有意义而已。“人类一直在探寻何谓不朽，可世上真有不朽的东西吗？”墨非与秦不已是有境界差异的，秦不已坚持“灵魂是用来歌唱的”，墨非认为“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秦不已毁灭了自己，而墨非获得了再生。墨非是秦不已的反面，秦不已的悲剧不被视为是生命的抗争，其死的意义被消解了。“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愿意有墨非这样一个人生，这样一个只为着‘流浪’而生的灵魂。”就整部小说而言，其悲剧性命运感是“世道如此，何必较真”的慨叹。
“我们必须保留悲剧经验的这一原始洞察。我们必须保持对历史条件详尽无遗的俯察，就是在这条件中悲剧的洞察力诞生了，并在其间得到实现。”“如果保留其纯正，悲剧的原始洞察就包含了哲学的精髓：运动不居、质疑、开放的心灵、情感、疑惑不定、真诚、没有幻觉。”雅斯贝尔斯所谓的“悲剧的洞察”包括对历史的洞察，对人性的洞察，还包括对现实的哲学透视，永远以怀疑的精神看待一切。这样的怀疑精神在张洁的悲剧故事里表现为书写斑斓驳杂的人生世相，以探索的态度质疑一切。
张洁的小说较少涉及历史大事，张洁对历史大事有着“新历史主义”的眼光，以新的视角对历史进行重写，从而颠覆了传统历史。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涉及的是西班牙人殖民墨西哥的残酷的历史，惨无人道的人祭，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犯下的滔天罪行被重新叙述，英雄被重新改写，统治墨西哥的西班牙总督赫尔南·科尔特斯不是一个高大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的人物。历史充满了黑洞，充满了残酷和暴力。英雄的背面是暴君，柔情的背面是冷酷，暴君本身也是悲剧性的，也有种种的无奈和无法逾越的精神障碍。《无字》中也有大量的有颠覆意味的历史事件，对历史人物的大胆臧否，可是小说解构的是传统的历史，如对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看法，作者对辉煌的历史怀着“不敬”的质疑，成功的革命先驱被作者披上了悲剧的外衣。《知在》中的晋朝皇后贾南风在史书上是个恶毒无耻的遭人唾骂的女人，但在小说中，她虽然残暴，但在与一痴的爱情中，却又充满了柔情。历史是可以质疑的，人物也是可以重塑的，这是一个无限敞开的没有答案的世界，悲剧性的人生故事充满着犹疑不定的追问和反诘。张洁小说中的悲剧人物处于激烈的挣扎之中，面对人生与人性之谜，进行怀疑与探寻，他们的精神探索式的追问把读者带到人生现实的思索与诘问之中。有读者这样描述《知在》的阅读印象：“人物总是坠入在极端的情境中，和常态和世俗背离很远，极端，激烈，坎坷，传奇，惊心动魄。”“悲剧往往是以疑问和探求告终，悲剧承认神秘事物的存在。我们如果把它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它充满了矛盾。它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然而从不畏缩和颓丧。”张洁后期的小说充满了这种“疑问和探求”，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有生命感的让人困惑的现实，给读者更多的是启示性的，而不是简单地为读者指路。 悲剧的洞察力在张洁的小说中还化为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张洁笔下有一些边缘化的、悟性又很高的人物，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是顿悟性的而不是渐进式的，他们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超越世俗常规的人。《知在》中的叶楷文曾在龟兹遭遇奇异的沙暴，突然间的慧悟，使他获得了灵性，成为一个古画鉴赏家，从海外归来买下一个旧王府的府宅，意外地得到了半幅晋代古画，画上的落款名为“一痴”，竟与自己的小名相同。这半幅古画关联着一些悲惨的人生故事，叶楷文最终传奇式地得到了另半幅画，成为宿命的承担者。《一生太长了》中的狼是理性的，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大彻大悟的狼，它对自身生命的反思来自内心的慧悟，它藐视人类，毫无怜惜地离开尘世。《四只烟筒》、《听彗星无声地滑行》中的人物都有些仙风道骨的意味，不为尘俗所累，却又似乎尘缘未了，一切皆在似与不似之间，没有太多的功利之心，却也没有太多的消极之心态，他们似乎是一群活得很明白的人，又似乎是处在迷茫之中的人。《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的墨非是一个置身“事场”之外的人，破译了神秘的玛雅人的密码，变得大彻大悟。在这些小说中，张洁对人生悲剧的洞察不是寻找到了一种确定的答案，而是化到作品中精神上超尘脱俗的人物的精神气度之中，他们都是有慧心的，他们似乎不再期待，也不再迷茫，他们不是消极的逃世主义者，他们已经越过了尘世功利之心的纠缠。
三
“被抛掷到这个世界及其一切不幸之中，对灾难的威胁无法逃避，人于是伸出双臂呼求解脱，呼求今生的援助或来世的救赎，吁求摆脱眼前的痛楚或从一切忧伤苦楚中获得解脱。”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为生老病死所累，为种种生存名利之争而苦，个人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不可实现的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为人寻求精神的拯救是文学的重要功能，悲剧的人生需要文学式的解脱，然而如何解脱呢？
张洁的小说有不同的悲剧层面，选择解脱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早期的社会悲剧性故事中，常以对未来的期待来解脱。这是《方舟》的结尾：“对，等蒙蒙这一代人长大，等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时候，但愿他们能够懂得：做一个女人，真难！”作品中女性的苦难只因世上缺乏理解和尊重女性的男性，也许未来会有这样的男性出现。这是《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对未来的呼唤：“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的事情呢？既然世界是这么大，互相呼唤的人也就有可能不能互相答应，那么说，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也许到了那时，便有了解脱这种悲哀的办法。”共产主义是一个遥远的期待，张洁对未来的期待不过是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另一些作品中的解脱方式是绝望的抗争。《最后的高度》中的猫，《走红的诺比》中的小狗诺比，以弃绝尘世寻求最后的解脱，也是以死抗争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
相对于这两种实际的解脱，张洁小说的大多数悲剧没有在现实中解脱，或者说是不需要解脱。没有现实性的解脱并不意味着沉溺于悲观之中，而是寻求一种超越性的心灵解脱。张洁超越苦难的方式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张洁主张远离名利和纷争，做到超然物外，做一个悲剧人生的审视者，做一个淡泊之人，认为如此才能不让世界伤害自己。这与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感伤历史兴亡，对是非得失的感叹是相通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对古往今来人生宇宙的叩问，屈原的《天问》式的宇宙之思，有着人类面对历史所感到的渺小感与自卑感。看看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开篇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种人生短暂，世道沧桑的悲凉感何其浓烈。然而张洁又不是纯粹的历史感伤者，而是人生悲剧的洞察者，但其化解冲突的方式却又是传统文人式的，是跳到人生之外来“静观”尘世，即置身事外的超脱。这种解脱方式缺乏刚健的进取心，弥漫着对人生的逃避情绪，以现代的隐士心态对待尘世羁绊。
张洁小说的悲剧意识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悲凉感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张洁的悲剧中孕育着希望的亮色。诚如奥尼尔所言：“人们责备我写得太阴暗。然而这难道是悲观主义地看待生活吗？我不这样认为。有肤浅的、表面的乐观主义，也有常常和悲剧主义搅和在一起的更高度的乐观主义。对于我说来，只有悲剧才具有那种有深意的美，这种美也就是真。悲剧构成了生活与希望的意义，最高尚的总是最悲惨的。有所成就而不追求更多的东西，以便不致最终失败的人，是精神上的资产者。”张洁作品的悲剧性超越正是和这种对于人生黑暗的揭示相连在一起，正因为苦难太深了，所以揭示悲剧就是寻找解脱的希望，这种希望是否定之否定的回升，而不是简单的感时伤世。《无字》一开篇主人公就发疯了，故事是悲剧性的，一家几代女性的命运是悲剧的，墨荷、叶莲子、吴为都受到了来自历史现实与文化习俗的多重伤害，她们经受了很多的现实磨难。然而小说最终超越了这些具体层面的悲剧，看看几位主人公的名字就知道了。几位主人公的名字颇有隐喻意味，墨荷、叶莲子都与“莲”相关，“莲”在中国文化意味中是“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行的象征，“莲”通“怜”，又隐喻了主人公命运的悲惨。吴为（无为也）、禅月（禅悦），“无为”、“禅”隐喻了道家式的对人生的超越与慧悟。小说题名“无字”，作品的内容提要中解释说：“老子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太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表述，太饱满的感情恐怕无法言说，是日《无字》。”从墨荷到禅月，一家几代女性的命运完成了作家对苦难人生的揭示，作者寻到的是道家式的解脱，即以回望和审视的心态对待苦难，《无字》采取回视的叙述方式亦是一种“俱往矣”的叹息和出走，苦难留给了过去的故事，叙述人已获得了超脱。
《一生太长了》将一只狼人化，远离人与人的纷争，隐喻了对人世得失的超越。这只头狼面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哲学”的思索，他骄傲自己的素质，厌倦了作为头狼的无聊，最终骄傲地死在人类的枪下，他鄙视那些“卑琐、卑鄙、阴暗、贪婪、下流”的人类，怀着慷慨轻盈的心情离开了这个肮脏的世界。头狼的解脱是主动的、积极的：“我最后扫了一眼我生活过的这个世界，想起初生时才有的那种不明就里，为自己能来到这个世界而生出的感动和期待……可我们谁没有犯过这样的傻？之后，我的灵魂带着一生也没有得到过的惬意、快乐，没有一丝伤感地、轻盈地向着另一个世界飞去……”解脱即超越，对名利的超越，对个体欲望的超越。一切都将回归自然，张洁甚至设想自己最好的归宿就是让一只狼吃掉？不在世界上留下些什么。张洁的超越有着浓郁的宗教情怀，早在《沉重的翅膀》的初稿中，小说开头的句子是：“让我们从这个普通人的这句朴素的话里得到超度吧：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超度”一词充满了宗教的意味。再如作品中的名句：“使人感到疲惫的、并不一定是前面将要越过的高山和大河，却是始于足下的这些琐事：比如，你的鞋子夹脚。”在这句朴素的却又充满哲理的话中，亦有隐逸地面对苦难的宗教情怀。 以道家思想来拯救悲剧的人生在张洁的早期小说中就初见端倪，《祖母绿》的主人公曾令儿从世俗意义上是一个失败者，而这些又都是她主动选择承担的，主人公是她自己意义上的自己，超越了具体的苦难，以爱和静观的方式承担并超越了苦难。“曾令儿觉得，她已越过了人生的另一高度。她会去和左崴合作。既不是为了对左崴的爱或恨，也不是为了对卢北河的怜悯，而是为了对这个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祖母绿》）主人公成为自己行为的旁观者，她越过了自己，超越了人世的纠缠。从《方舟》到《祖母绿》，不过是张洁的一个简单的过渡，这两部小说发表的时间相距并不长，它反映了张洁的悲剧意识：人生是充满磨难的，但这些都不过如此，关键是如何去看待这些磨难，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祖母绿》、《方舟》、《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无字》等小说标题无不有超越解脱之“禅意”。这是张洁思维的一体两面：一面是尘世的苦难纠缠；一面是对苦难的咀嚼和静观。前者使张洁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烟火，后者给了张洁思维的穿透力。张洁不仅仅是展示苦难，也是审视苦难；不仅仅是描述悲剧，也超越了悲剧。
四
张洁小说的悲剧意蕴与她内在的心智结构是密不可分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认为鲁迅是内倾型性格，张洁的个性也是内倾型的。孟悦认为张洁的创作在主题与思维的层面上与鲁迅非常接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一个希望与无望、拯救与放逐共生的人类戏剧，在这个舞台上，个人必得为生命焦灼，别无选择。一般来说，外倾型性格开朗大方，渴望冒险，喜欢社交活动，不喜欢独处，喜欢与人交谈，对人生比较乐观；内倾型性格喜欢内省，喜欢独处，比较安静、腼腆，比较强调伦理价值，情感深刻持久，心灵敏感细腻，想象力丰富，多愁善感，对人生比较悲观。“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内倾型性格的张洁敏感、自尊，对生活中不平的事特别激愤，很执着、坚强，也很执拗、尖刻、不平和。在张洁眼里，世界是充满问题的，张洁比一般人多了些刻薄，对现实的荒谬性体会更深，她总是捕捉生活中的悖理。“我是那样的悲哀和凄凉，平生头一次感到，有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潜入了我那童稚的心。”（《挖荠菜》）一颗幼小的童心已深深体验到人世的残酷。“各种事情都能刺激我，我总是处在一个浮躁的、无法平静的心态下……”（《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对“世态人生”看不惯的激愤。“文学对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苛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那个样子。”（《我的船》）因为理想，所以苛求，因而也就更容易看到生活中的悲剧面。张洁喜欢独处，在家里是独生女儿，在单亲家庭中长大，不习惯与别人沟通。“我已经那么习惯独自一个人去体味人生。”（《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不沟通，也不期待沟通，不仅仅是与普通读者，包括与其他的人。我说过多次，人类是不可沟通的，你我这样‘说一说’不过是彼此多知道一些，‘知道’与‘沟通’是两回事，所以我很不喜欢到媒体上去‘说一说’。肯尼迪说过：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永远在说No，我觉得他是不是过于乐观？在我看来，如果有五分之二的人在说No，就算好的了。如果我们对这个比例有所认识，很多事便会失去对我们的控制。”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使张洁的人生悲剧性体验比一般的作家更深，这种孤独体验内化在张洁小说中那些悲剧性故事中，叶知秋、容昌澜、荆华、柳泉、梁倩、胡立川、侯玉峰等人的不幸说到根本是难与人沟通的悲剧，他们总是活在与周围人的对抗之中。从《他有什么病》、《“尤八国”体验》、《鱼饵》、《楔子》、《谋杀》、《最后的高度》到《无字》、《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作品中那种孤独阴冷的人生悲剧感是如此沉重，让人难以喘息。
爱情的磨难加深了张洁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她也从情感磨难中获得了超脱：“渐渐地知道人生本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常日子，并没有初始所期待的辉煌。”（《最后一个音符》）张洁追求一种不带世俗羁绊的活着，“自由并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赋予的。”（《心如明镜台》）母亲的去世，让张洁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忙忙乱乱地活了将近一辈子，特别是这十几年。回头一看，真有那么必要吗？……母亲去世之后才骤然地停了下来。”（《坐在石头上等姥姥的小松鼠》）因为多年与母亲之间的生死相依，在亲历母亲离世的打击后，张洁开始获得超脱的心境，这是1994年的文字：“已经有不短的时间，再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也没有最大的痛苦、或最大的幸福，一切不是我从娘胎里带来，而是在落地之后才生长出来的东西都渐渐地远离，不再烦恼我，不再计较我，不再激动我…-，一面对往日我深爱激动不已的一切，只是默默地、还不能完全决绝地带着一点伤感，欣赏而不是介入。”（《无字我心》）这种“欣赏而非介入”的旁观者心态，使张洁后期渐渐远离了对实际的现实悲剧的兴趣，她的《无字》、《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一生太长了》、《四只烟筒》等故事不再着眼于当下，而是回到历史时空之中，到想象的异国他乡，到动物审判人类的假定中，时间或是循环的，或在历史叙述中停滞了。变革的历史时段中不变的是人生的悲剧现实，不同的人物故事有的是相同的面对人生之谜的无奈，一场场人生的爱恨挣扎最终化为一声虚无的轻轻叹息。
“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从总体上看，几乎所有的张洁小说都可看作是内心的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的结果，都是悲剧性的，张洁没有回避这种对抗，而是以文学之笔写出了这种对抗，并在精神困境中寻找救赎之路，启示读者如何面对悲剧人生。张洁小说中的悲剧意蕴是有先锋精神的，从明晰的抒情到刻薄的写实，再到存在的写意，亦如鲁迅既有《祝福》、《孔乙己》、《狂人日记》等社会性的悲剧，也有《在酒楼上》、《孤独者》、《野草》式的来自虚无与黑暗的哲学悲剧层面。张洁以其悲剧性的精神探索，实现了对现代悲剧所代表的批判精神的致意，也实现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致意，张洁小说悲剧性意蕴的流动是伴随着张洁创作的年龄而流动的，这是一个中国作家面对人生苦难与当下文化信仰困境的一份精神守望与智慧启悟。从悲剧的现实效果来说，“日常的现实世界太狭小，不够我们去探险猎奇。我们的生命也太平淡，太短促，范围太有限。悲剧则能补人生的不足。”张洁的小说所产生的阅读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悲剧性的世界。
20世纪有成就的中国作家无不是有悲剧意识的，鲁迅、萧红、巴金、郁达夫、张爱玲、钱钟书、苏童、阎连科等等作家的小说无不充满悲剧气氛，世界大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卡夫卡、海明威等人的小说的悲剧感也很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之作《红楼梦》是悲剧，《三国演义》、《水浒传》其总体基调亦是悲剧性的，莎士比亚的悲剧比喜剧更受人敬重。张洁的小说与这些悲剧作品不尽相同，却又遥相呼应，张洁承续的是现代文学中契诃夫式的小人物的人生悲剧，是无事的悲剧，是无法逃遁的悲剧。张洁的创作处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变革的历史语境之中，对于一个以吟唱“爱”和“美”的启蒙立场走向文坛的作家，张洁以解构人生理想的方式为读者建构了新的“处世哲学”，寻找心灵的栖息之地，张洁接通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感伤美学”，面对的是现代主义“荒原”式的世纪困境，东方哲学的禅意成为越过现实苦难的皈依之所。《无字》中的禅月是积极的，通过出走他乡获得了幸福，《灵魂是用来流浪的》中的墨非以静观人生潮起潮落而获得温暖的内心，《一生太长了》中的狼骄傲地平静地弃世而去。这是张洁面对一个价值多元、精神漂泊的时代留给读者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