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医生的非洲魂——《非洲人》主题分析:非洲猪瘟的症状及图片

  摘 要:《非洲人》是勒克莱齐奥2004年发表的作品。这部带有散文色彩的自传小说赞扬了作者“我”的平凡的父亲,一个军医,在非洲默默奉献的精神。本文通过对《非洲人》一书的主题分析,向读者叙述作者的父亲,如何从一个欧洲医生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非洲人”,还有父亲骨子里的“非洲魂”。
  关键词:《非洲人》 勒克莱齐奥 主题分析
  大部分中国人对勒克莱齐奥可能并不太熟悉。勒克莱齐奥,全名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1940年4月13日出生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尼斯, 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948年,8岁的勒克莱齐奥随同母亲前往尼日利亚,探望在那里当军医的父亲,这段经历就是《非洲人》的创作来源。两年后,勒克莱齐奥全家回到尼斯。1963年,发表处女作长篇小说《诉讼笔录》,获得当年的勒诺多文学奖一举成名。2006年,获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颁发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2006年度”;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让他扬名世界的奖项。
  评论界倾向于将勒克莱齐奥的创作经历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63年持续到1975年。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叛,行文风格流露着方兴未艾的“新小说”的影子,其中疯狂、梦幻的意象又让人感受到行将结束的超现实主义的余波。70年代末、80年代初, 勒克莱齐奥第二个创作阶段开始形成。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出世界主义的明显特征,对不同文化和失落文明的关注、童年生活的回忆等更加个性化、更具有自传色彩的主题成为首选。并且, 这一阶段的创作风格有所改变, 在形式方面更加平和,更加恬静。
  《非洲人》(2004)可以说是勒克莱齐奥第二个创作阶段的代表作,这部百页多的自传小说饱含着勒克莱齐奥对作为一个平凡军医的父亲默默奉献精神的赞扬。
  寻找祖先的痕迹、追寻家族的历史是勒克莱齐奥作品的一大主题,《非洲人》是勒克莱齐奥回忆、记录自己的父亲完成的书。
  作者的父亲拉乌尔·勒克莱齐奥是外科医生,依靠政府奖学金完成伦敦大象堡街区圣约瑟夫医院的学业之后,被指派到南安普顿医院热带疾病部。他向殖民部申请了职务分配,几天后登上去往非洲的轮船,在英属圭亚那当了两年沿河的巡回医生,之后又到非洲西部,包括尼日利亚的东部和喀麦隆的西部,在非洲的荒漠地区生活了二十二年,直到五十年代初,军队认为他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不能够再继续服役,于是回到欧洲。
  原本这就是父亲的生活:作为一个乡村医生安顿下来,医治感冒或是便秘,而不是麻风病、虐热病或嗜睡症脑炎什么的,不用通过手势、翻译或其他特殊方式进行交流,而是日常生活的正常的交流,虽然不一定舒适,但是亲近平常,也不那么孤单。但是,在1928年,30岁的父亲离开了南安普顿,登上了去往非洲的轮船……
  父亲身上永远保持着英国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列颠的特征,纹丝不乱的衣服,一直端着,永远也不会懈怠下来的身架。可是,这样的父亲为什么决绝的斩断了与欧洲大陆的联系,选择了世界的另一个尽头?
  1919年,父亲一家人被驱逐出了家乡。他的一本小记事簿记载了在摩卡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特别事件,他写道:“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远离这里,永远都不回来。”[1]圭亚那,毛里求斯的对跖点。刚刚到达非洲海岸的父亲是兴奋的、幸福的,他以为自己找回了无缘无故失去的东西,找回了形势逼迫他必须从心里拔除的那个岛,但是“一样的红土,一样的天,一样刮个不停的海风,到处,公路上,村庄里,都是一样的面孔,一样的孩子的笑声,一样懒洋洋的无忧无虑。只是一块在某种意义上对他而言具有起源意义的土地,仿佛时光倒流,时光拆毁了错误和背叛的纬纱。”[2]因为这个,他想要进入这个地方的内部,强烈希望开始他作为医生的职责。“在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他更好地感知这块土地,像他一样踏遍每一个地方,勘探、承受。他遇到过这里的每一个居民,让很多人来到了这个世界,陪伴另一些人走向死亡。但尤其是爱,虽然他不说,但是直至生命的尽头,他应该是保留着这些丘陵、森林和草原以及他认识的这些人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和痕迹。”[3]
  然而,战争,断了父亲的非洲梦。由于战争,他曾经梦想的完美生活——他的孩子能够在这样的大自然中成长,和他一样成为这个地区的居民,过着冒险但却自由幸福的生活——全部破灭了。父亲曾经疯狂的尝试穿越沙漠,想在阿尔及利亚上船前往法国南部,以期救出他的妻子和孩子,把他们带回非洲,但是没有成功。
  “这个曾经让他体会幸福的滋味,让他与一个女人,在邦索,在巴曼达共同分享生活奇遇的非洲国家,却也剥夺了他的家庭生活和对亲人的爱的国家”[5],却是一个迫于形势,同时也是出于必然,成为他真正家乡的国家。
  作者在书中提到,当父亲到了退休年龄,回到法国和妻儿一起生活的时候,他却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非洲一样,“六点钟起床,穿衣(永远是卡其布的裤子),打蜡皮鞋,头上戴着帽子,到菜市场买东西——就像从前他巡视病房一样——八点钟回到家里,准备饭菜——同样,如同做外科手术一般细致。他保留着老军人的所有癖好。这个男人的医术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锻炼出来的:两只手都能用,能够用一面镜子,自己给自己开刀,缝合伤口。这是一个双手长满老茧的外科医生,他的手能够锯开骨头或是上夹板,能够打结,能够接头——这个男人从此之后就只能把精力和智力用到大部分退休的人都不愿做的徒劳无益的小事上:他用同样的方式洗碗,修理家里的碎地砖,洗床单,缝皮鞋,用箱子的木板钉凳子和架子。非洲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烙印,与他在毛里求斯所接受的斯巴达式教育混为一体。”[6]
  当追寻父亲的生命足迹,回想与父亲在非洲的时光,目睹父亲回到欧洲的生活,作者这才发现,父亲才是非洲人,在命运的力量下变成了拥有非洲灵魂的真正的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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