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伤逝》 《人生》 爱情小说 不同 摘 要: 《伤逝》、《人生》分别创作于20世纪20和80年代,是鲁迅和路遥的代表性作品。尽管两部小说属于同一题材,但由于作者的开掘不同,因此两部小说的重心、价值趋向存在明显不同,艺术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伤逝》、《人生》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是20世纪中国爱情文学枝头两朵奇葩!
鲁迅和路遥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也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两位作家都用文学的形式书写了自己对爱情的思考,《伤逝》、《人生》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晶。这两篇小说以其对爱情婚姻的独特表现和思考赢得了读者热情的关注,加之艺术上的精湛,使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坛当之无愧的精品,是20世纪中国爱情小说的两朵奇葩!
《伤逝》和《人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话语表达上明显可以看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如《人生》中在叙述黄亚萍在高家林和张克南之间作出选择时写道:“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权力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亲。”这段话明显是对《伤逝》中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人权宣言”的改写。但由于两部小说诞生于不同的时代,作者的创作目的和艺术视野不
同,因而两部小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小说重心的不同
《伤逝》、《人生》虽然都属于爱情题材,都叙写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爱情悲剧,但仔细审视,两部小说重心明显不同:《伤逝》的重心在写婚姻,而《人生》的重心是写爱情。
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是“五四”时期最时髦的话题。据茅盾1921年一次抽样统计,在发表的120多篇小说中,写男女恋爱的有70余篇,写一般社会生活的20篇又大多是以恋爱为中心,因此,描写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小说占绝大多数。{1}鲁迅大胆涉足这一题材,并非附庸风雅、追潮逐浪,而是对这传统题材进行了现代性的开掘和突破。
《伤逝》的情节大致可以切分为三部曲:恋爱史――婚姻史――忏悔史。与一般的爱情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并未将小说的重心放在婚前,而是将重心放在婚后。在近1.1万字的篇幅中,恋爱史只有0.22万字,占小说篇幅的五分之一。这就显示出鲁迅与同时代作家不同,当大部分作家热衷于表现青年男女为爱情自由而痛苦挣扎、渲染一股强烈反封建情绪时,鲁迅则对爱情婚姻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思考。《伤逝》表面上是一曲凄厉哀婉又美丽动人的爱情悲剧,但小说没像一般爱情小说那样表现“黎明之爱”的浪漫悲壮,它的重心不是放在婚前,着力表现追求爱情的艰难历程;小说将重心放在婚后,写出了“黄昏之爱”的琐碎无聊,透过子君、涓生的爱情悲剧,对爱情、人生进行了深刻反思。无怪有人深深感叹“性别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巧妙的发明,但婚姻却是人类的一个最笨拙的发明”{2}。
一般的爱情小说写到青年男女恋爱时,要么是“不经一番寒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最终上演“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要么是“海上的风又历,浪又狂/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裙裳”,演绎“有情人不成眷属”的悲剧。也就是说,一般作家的爱情小说大多是始于爱情又终于爱情,而鲁迅则是在别人视为终点的地方开始他的起点,《伤逝》对爱情的思考远远超越了现实层面,而进入文化和哲理的层面,因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与《伤逝》不同,《人生》的重心是放在恋爱上,根本不涉及到婚姻。小说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主要叙述高家林与刘巧珍真诚朴实的爱情:高家林是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农村青年,而村里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刘巧珍由于崇尚知识而暗暗地爱上了高家林,但两人巨大的文化差距使刘巧珍觉得高家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她只能用自己深情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心上人远去的背影。高家林高考的失利,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高家林民办教师的被排挤又使得原来虚无缥缈的爱情成为一种现实。于是,在高家林最灰心最失意的时候,刘巧珍以她无微不至的关
怀,抚慰了高家林受伤的心灵;她以执著而炽热的感情融化了高家林心头的坚冰,一对至情至爱的农村
青年男女终于如愿地走上了幸福的爱情之旅。小说的下部主要是描写高家林与黄亚萍浪漫而时尚的爱情:由于叔叔的原因,高家林终于离开了养育过他的贫瘠的土地,而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都市,成为县城的一个干部,新的机运激发了他巨大的工作热情,他的创造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很快他就成为县城的名人,也得到了黄亚萍的特别垂青,在经过一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最后还是背叛了刘巧珍而
选择了黄亚萍,此后他们就成了县城一道惹人注目
的风景。由于他们的美妙爱情又伤及到无辜的张克南,气急败坏的张克南母亲告发了高家林,导致了高家林又一次被城市无情地放逐,地位的戏剧性变化
使他再次失落了爱情,他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无言的忏悔无奈地回到了那块让他不敢正视的黄土地……
二、小说价值趋向的迥异
表现爱的追求和爱的毁灭,是文学的一个永恒
的主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伤逝》无疑是中外爱情和弦奏鸣曲中诱人的一支。但鲁迅无意于编排一个世俗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他之所以破天荒地涉足
这一题材,是想借助这一题材完成他对爱情婚姻独
特而深邃的思考。
小说固然写出了黑暗社会现实对他们爱情的摧残:路人的讥笑、亲朋的绝情、失业的打击、谋生的艰辛……但小说没有像一般爱情小说那样,重点展现
人与环境的严重对立,鲁迅以他阅尽人间沧桑的成熟和高瞻远瞩的深刻理性地对人类古老的爱情婚姻进行了现代性的思考。众所周知,鲁迅在写作《伤逝》之前,曾经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做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针对“五四”时期许多女性青年盲目追随娜拉、勇敢追求浪漫爱情这一时尚,鲁迅以其惯有的深刻,给耽于理想主义热情的年轻女学生降温:“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为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
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3}因为女性真正的解放取决于经济的独立。而《伤逝》对爱情的思考较之《娜拉走后怎样》更深刻,小说试图站在人类生存的高度,破译古老的爱情之谜。
《伤逝》自诞生以来之所以备受关注,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得力于鲁迅对爱情进行哲理性的开掘,它真实地揭示出了“美丽”爱情的某种虚幻性和欺骗性,从爱情这一特殊层面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可怜和无奈。
正像周国平所说:“两性关系包含三个因素,一个是性,一个是情,一个是婚姻。性追求的是快乐,爱情追求的是理想,婚姻又讲的是现实。”{4}因此爱情与婚姻是有矛盾和差异的,人们在进入婚姻的殿堂时,应该作必要的思考和心理准备,否则就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这一点心理学家也早有揭示:“结婚以后,朝夕相处,一切都落实后,往往会把原先那股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一扫而空。过去她曾是你魂牵梦萦,但又遥不可及的一颗星,曾几何时,等你摘下这颗星,星星原本神秘的光彩顿时尽失,原来它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5}西方谚语中“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了解而分离”和社会上流传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都道出了人类爱情婚姻中的某种悲剧性。
而《伤逝》则艺术地表现了人类情爱心理中现实取代理想而引起的心理变异的悲剧情结。男女恋爱,婚前由于彼此保持着时间、空间、心理的距离,这使得爱本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为爱情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因而,男女恋爱大多呈现浓艳的浪漫色彩,有一股吸人的魔幻力量。在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审美错觉的支配下,情人们大都幻想多于现实,情感大于理智,热情驱逐了冷静,常常彼此多看甚至夸大对方优点,视缺点而不见、甚至视缺点为优点。而一旦结婚,原来保持的各种距离不复存在,先前编织的光环逐渐消失,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过去那朝思暮想的“西施”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是丑不堪睹的“东施”。
这一心理变异在涓生、子君爱情悲剧过程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婚前,子君为涓生的“语声”而沉醉,涓生也为子君的天真大胆而倾心。婚后,随着新鲜感的消失,他们很快看到了对方的平庸和灰暗,发现了“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的真隔
膜,从而演绎出一曲“因误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的爱情悲剧。可以说,他们的爱情悲剧实际上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笼外的鸟想进去,而笼内的鸟想出来”的人生悲剧。正是这种立意高远的深度开掘,才使得小说产生了阐释不尽的美。
《人生》尽管也有哲理性的思考,作者在小说的扉页上引用了柳青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中一句颇富哲理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意在警示青年人在其成长的关键环节要冷静审视、理性思考、正确抉择。但路遥由于自身的人生阅历和思想的穿透力与鲁迅存在很大的差别,他对爱情问题的探索更侧重于表现在爱情过程中的道德性思考。应该说,小说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新时期初期,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临近,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高考制度的恢复直接带动了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春天的来临,许多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终于找到了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高速公路”,很多人因此告别贫穷的土地,顺利地进入陌生的都市,完成了一次人生的大飞跃。但由于体制局限导致的城乡之间巨大差别的存在,形成了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无法弥合的生活落差和精神裂痕,因此,许多进入现实都市的农村青年不得不背叛乡村古老的道德准则和原野牧歌般的诗情,他们纷纷抛弃自己的发妻或女友,以一种实利原则融入世俗化的世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交的中国大地上不断上演了一幕幕群发性的“现代陈世美”版的故事。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作家不得不正视这一令人深思的现实,于是路遥将自己的忧愤和思索融入小说中,他把爱情置于“城乡交叉带”的平台上,让高家林、刘巧珍、黄亚萍尽情地展示,让读者在体验爱情的美好和丑陋、甜蜜和苦涩中作出自己的理性审视和道德评判。
从小说的基本框架看,它是一个典型的“一男二女”式的三角恋爱模式,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小说处理成传统文学的“喜新厌旧”,也没有像一些“时尚写作”那样写成“见异思迁”式的“消费型”爱情;而是以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将读者带到一个道德的磁场上。尽管《人生》的爱情故事很吸引人,但最让人回味的是爱情故事背后的人生思考。
刘巧珍是一个善良、贤淑、温柔而又美丽、多情的女孩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高家林是一位英俊、多才、有追求的现代农村青年,他们的爱情既是两颗纯洁的心灵碰撞出的耀眼火花,也包含着对乡村古老道德情感的坚守。而黄亚萍却是青春、靓丽、热情、摩登的现代女性,有一股袭人的魔力。正因如此,处于爱情漩涡中央的高家林才陷于矛盾和痛苦中难以抉择。一方面他不忍心伤害巧珍,“他在内心深处是爱巧珍的。巧珍的美丽和善良,多情和温柔,无私的、全身心的爱,曾最初唤醒了他潜伏的青春萌动;点燃起了他身上的爱情火焰。这一切,他在内心里是很感激她的――因为有了她,他前一段尽管有其他苦恼,但在感情生活上却是多么富有啊……”但又明显地感觉到巧珍与他共同语言的缺乏和文化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放弃黄亚萍,“他当然想和黄亚萍结合在一起。他现在觉得黄亚萍和他各方面都合适。她有文化,聪敏,家庭条件也好,又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在她身上弥漫着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神秘的魅力”,更何况他们在高中时期已经心心相印。
高家林在爱情上难以抉择不仅仅在于刘巧珍、黄亚萍本身,对高家林来说,抛弃刘巧珍,不仅意味着情感的背叛,还要接受乡村道德的谴责;而接受黄亚萍不仅会使他产生涓生般的负罪感,而且还将伤及老同学张克南。而刘巧珍、张克南面临苦难而表现出来的大度、善良和无私,更使高家林无地自容、难以释然。
从更深的层面上说,刘巧珍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明的化身,高家林对刘巧珍感情的接受是对传统的眷恋;而黄亚萍则是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高家林对黄亚萍的接受是对现代文明的向往。高家林留恋传统又厌倦乡村的落后和愚昧,他憧憬现代但讨厌都市的势利和庸俗,所以无论在道德还是情感上,他似乎无法“走出”乡村,但也难以“进入”都市,始终徘徊在传统与现代、飘荡于乡村与都市之间。小说通过高家林在刘巧珍、黄亚萍之间艰难的爱情抉择,表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迷失的窘境。
三、小说艺术上的差别
《伤逝》与《人生》除了小说重心、价值趋向不同外,艺术上也呈现出不同的风采。《伤逝》是以抒情性、哲理性取胜,而《人生》则以形象性、风俗性见长。
《伤逝》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弥漫小说之中的浓郁的抒情色彩。与鲁迅小说冷静、含蓄、内敛的总体风格不同,《伤逝》是热烈奔放的。小说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忆涓生、子君由爱情的天堂走进了婚姻的坟墓的悲剧过程,以及子君死后涓生深深的忏悔和追悼。小说一开始就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那种令人撕心裂肺的悲哀,那种让人无法解脱的忏悔,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一种悲剧性的情景之中,让人欲罢不能;同时这一开头为小说奠定了一种凄凉、感伤的基调。不仅如此,小说还淋漓尽致地抒写了涓生、子君热恋中的深情,新婚的愉悦,婚姻濒临瓦解的苦闷,失落爱情的惆怅,以及涓生失去子君的自责和忏悔,这一切像一股股汹涌的情感波涛,一次次猛烈地撞击读者的心灵,形成小说浓郁的抒情色彩。
哲理警句的创造也是小说艺术上一个突出的特点。鲁迅小说创作很明显地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文章时见警句箴言的特点,给鲁迅以启发。而鲁迅丰富的阅历、深广的幽愤和过人的才情,又使鲁迅能从司空见惯的琐事中提炼出富有哲理性的警句。如“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强调爱情的物质保障;“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是爱情的动态性和发展性;“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这是说爱情离不开社会现实的。这些句子直到今天依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对我们树立正确的爱情观仍有启迪意义。
《人生》尽管也有一定的抒情性和哲理性,但小说艺术上最成功的是人物形象的丰满和地域风情的浓厚。
人物形象的丰满是《人生》艺术上成功的表现之一。《伤逝》尽管也塑造了子君、涓生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但这两个人物性格比较单一,形象总体说来有些单薄,无法激起人们反复阐释的欲望。相比较而言,《人生》中的人物较之《伤逝》更鲜明更丰富。高家林、刘巧珍、黄亚萍以其鲜明的形象性和性格的多样性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已成为新时期小说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尤其是高家林已被读者誉为“中国的于连”。
浓厚的陕北风情也是《人生》艺术上成功的又一标志。小说在叙述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尽情地展示了陕北独有的地域风情:黄土高原的广阔、西北风的刚劲、陕北人的质朴……当然,最令人着迷的还是粗犷而多情的“信天游”,如“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灯,戴上了那个铜铃子哟哇哇的声;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呀走你的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交下的朋友多,你就忘了奴――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两眼瞅;哪能比上小妹妹我,天长日又久……”这些民歌既有力地烘托了气氛、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又为作品打上了民族的、地方的烙印,在新时期小说中率先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总之,《伤逝》和《人生》是鲁迅和路遥的代表作,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虽然属于同一题材,但两位作家进行了不同的开掘,并取得了不同的成绩,可以说两部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是20世纪中国爱情文学枝头的两朵奇葩!
作者简介:江胜清,孝感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孝感学院新时期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新时期湖北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
{1} 郎 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1921年第8期。
{2}{4} 周国平:《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第319页。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5} 梅尔勒・塞恩:《男人的感情世界》,书海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页。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