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八十卷,是清代著名文人朱彝尊的自选作品集,后主要被收录在清乾隆二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所编撰的《四库全书》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编撰的《四部丛刊》中。《四库全书》收录的是当时的通行本,《四部丛刊》收录的是上海涵芬楼藏原刊本。由于收录时间、历史背景等不同,两个版本内容也有出入。在《四部丛刊》本中,有十一首诗歌题目中标明“屈大均”三字,是朱彝尊与屈氏的唱和之作。而在《四库全书》本中,只有一首题目与《四部丛刊》本完全相同;另有七首之多,将“屈大均”三字换成“友人”,还有三首并未收录。�
另外,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七“朱彝尊”条下有“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十二卷。刻于乾隆二十七年。曰录者犹之选本也。孙银槎《曝书亭诗集笺注》二十三卷。成于嘉庆五年。两注皆略于注事。孙注并将屈翁字样剜去。以友人二字代翁山。其时文禁已疏。不知何故多此顾忌。杨谦《曝书亭集诗注》二十二卷。成书最后。较为详赡。然涉及屈五翁山者。并其诗删之。更孙之不若也”(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从这段文字中可得知,在朱氏之后,清末之前很多版本的《曝书亭集》及笺注都隐去了屈氏的名字甚至是所有相关文字。�
再者,在朱彝尊同里后学杨谦所撰写的《朱竹�先生年谱》中和他所作的《曝书亭集诗注》一样,未见有任何关于朱、屈相交的文字,在朱彝尊的孙子朱桂孙和朱稻孙所作的《皇清钦授征十郎、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祖考竹�府君行述》(叶元章、钟夏选注《朱彝尊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中,也只有“留二年,交屈处士翁山、陈处士元孝”一句,提及了朱、屈之交。想考察朱、屈之交游,只能在罗仲鼎、陈士彪选注的《朱彝尊诗词选》附录中的《朱彝尊年谱》以及汪宗衍先生所撰的《屈大均年谱》中找到依据。�
上文中提到的不同版本《曝书亭集》、笺注和年谱中,除了《四部丛刊》本《曝书亭集》和《朱彝尊诗词选》附录中的《朱彝尊年谱》以外的其他几种版本书籍,都成书于清朝。而且都或多或少地隐去了屈大均的名字及具体内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中隐约可见其中的原因是“其时文禁已疏。不知何故多此顾忌”。由此可以看出出现以上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清朝文禁比较严,所以各个版本都对屈大均此人有所顾忌。且《四库全书》正是在乾隆年间组织编撰的,应该说《四库全书》本《曝书亭集》正可以集中体现这一点。这也可以在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中得到佐证。《清代通史》卷中“《四库全书》之乖漏”一段中指出:“宇宙之书,都不出四库之目,以此巨制,诚巍乎为千古之大观矣,然处于专制淫威之下,规模取舍,一随清帝之偏见,且群力不一,众手庞杂,故其乖漏之处,亦正难免。”从中可知,《四库全书》在收集编写过程中确实是有所选择的。文中还指出“四库馆之开,一方以振兴文学名义,嘉惠艺林;一方则严加甄审,为焚禁之地步。盖明清之际,汉人职位情势所驱除,及蒙受不平等之待遇者,类藉文字以发抒愤慨,且视为唯一之武器焉。清廷对于明季之野史,及稍涉嫌疑之诗文集,一经拟定,概付焚如,故当时著述之销毁者,不下数千种”。“四库著录之书,清廷既抱有一种偏颇粉饰之见,故不仅对于著作之不合己意者,加以销毁厘订已矣;而字句之善润,亦复累版皆是”。可见,《四库全书》本《曝书亭集》中对与屈大均相关诗文的删改应该属于以上所说的几种情况。那么屈大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遭受到清廷的封杀呢?�
屈大均(1630―1696),初名绍隆,字翁山,又字介子。广东番禺人。顺治三年(1646)清兵陷广州,次年,屈大均参加陈邦彦抗清斗争,时年18岁。事败,旋经王化澄之荐,拟赴永历政权任职,因病未果。顺治七年(1650)清兵再陷广州,大均削发为僧,至康熙元年(1662)始返服归儒。遂游历东北、东南、西北,意欲有为,最终均无能图恢复。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事件后,他一度参与吴三桂军事活动,监军于广西桂林,不久,失望辞归乡里,直至康熙三十五年病殁。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屈大均的一生是与清廷抗争到底的一生。另外在清人李景新所撰的《屈大均传》里也记载了表现屈大均抗清决心的生活细节,在他二十一岁削发为僧的时候,他曾“取永历钱一枚,以黄丝系之,贮以黄锦囊,佩肘腋间以示不忘”。(李景新《屈大均传》,屈大均《翁山文钞》,《丛书集成续编》)。另外在这篇传记中,作者李景新用的纪年大部分是明朝的年号,在崇祯帝过世后,作者用的是“永历”的年号,直到吴三桂自立的周朝灭亡以后才改“康熙”年号纪年。这大概是作者对屈大均反清复明之情的尊重,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屈大均反清思想的强烈与坚决。明末清初,抵抗清廷的文人可以说屡见不鲜,但是,大部分人最后都臣服于清廷了。而像屈大均这样一如既往,百折不挠的坚持抵抗清廷的文人却不多。�
屈大均一生所做的这些反抗清朝政府的事情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使他的文学作品被清政府封杀。屈大均的作品主要有《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文钞》、《翁山诗集》八卷等几种。然而这些作品在康熙年间、屈大均在世的时候是得以刊行,而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却被列入禁书书目,遭到了禁毁。直至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了《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之后,屈大均的作品才又陆续重新广泛流传于世。那为什么在屈大均参与反清复明活动的康熙一朝,他的作品得以刊行,而到了雍正和乾隆两朝才受到严厉的迫害和禁毁呢?清朝的文字狱又到底严酷到什么程度呢?�
康熙皇帝亲政以前,四大辅臣独揽朝政的时期,发生了令所有汉族知识分子谈虎色变的“明史案”,此案的涉案人员达七十人之多,严重打击了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信心。在康熙帝亲政以后,迅速制服了权倾朝野的辅臣鳌拜,四辅臣独揽朝政的时代宣告结束。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之势得到了控制。接着在平定了“三藩”叛乱之后,康熙帝又在康熙十八年特开博学鸿词科,得到举荐的当世知识分子一百四十多人,录取了五十名博学鸿儒,并开“明史”馆,开始官修《明史》。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使得一大批素孚海内重望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重新树立起施展抱负的理想和信念。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一齐全面紧张的关头,康熙帝能毅然决然地改弦更张,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缓和的政策,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在康熙一朝也发生了“南山案”、朱方旦案,但是宽文网之禁,仍然是康熙一朝对汉族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在此期间,有很多不愿参加博学鸿词试,而坚守自己故国之思的明末遗民知识分子,诸如顾炎武、黄宗羲、李颐、傅山,包括屈大均在内,这些人并没有遭到清政府的政治迫害,并且在这一时期他们的作品也刊刻流播于世。康熙帝并没有因为这些人没有臣服于清朝而抓他们文字狱的辫子以治罪。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生致力于反清复明的屈大均的作品在康熙朝却能刊行于世的原因。�
屈大均的作品遭到禁毁是在雍正时期。《清代文字狱档》第二册《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里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八年:“傅泰《屈明洪缴印投监折》:‘……查岭南有三大家名号:一名屈大均,号翁山;一名陈恭尹,号元孝;一名梁佩兰,号药亭。俱有著作诗文,流播已久。第以粤抚任内,事物冗繁,臣办理不暇,故未觅其书集看阅。及臣近敬看《大义觉迷录》,内有曾静之徒张熙供开,亦有《屈温山集》,议论与逆书相合等语。臣思屈温山与屈翁山,字虽有别,其音相似,随即购觅,书坊竟有屈翁山《文外》、《诗外》、《文钞》及陈元孝、梁药亭诗集等书。查梁药亭诗文,词无悖谬。而翁山、元孝书,文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又将前朝称呼之处,俱空抬一字,惟屈翁山为最,陈元孝间亦有之。臣观览之际,不胜骇愕发指。……查屈温山、陈元孝死故至今约有三十馀年,随幸逃法网,现有惠来县学教谕屈明洪,系屈翁山之子。臣正密与布政使王士俊商酌拘审之法,适值屈明洪于十月十六日到省,前往布政司缴印,又往广州府投监。据供:伊父屈翁山向犯滔天大罪,著作悖逆之词,止因父死时年幼无知,存留诗文及刊板在家,未曾察阅。今任教谕,奉到颁赐《大义觉迷录》宣读之际,知有屈温山姓名与父翁山声音仿佛,随检查伊父所著诗文,始知伊父乱纪悖常,竟亲自投首投监,请正典刑等语。……雍正八年十月十九日。’”(钱仲联《清诗纪事》明清遗民卷“屈大均”条)从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屈大均案的起因是在雍正八年广东巡府傅泰因在曾静、吕留良案中有《屈温山集》,误为即翁山,所以密奏。这件事情最初并非针对屈大均在世时的抗清举动而发,但是由于吕留良案中误查到与屈氏有关之后,才仔细考订他作品中的内容,因而引发了对屈氏作品的查禁。应该说这件事的起因有些歪打正着的意味。但是这件事奏请雍正之后,雍正也未予认同。“受到雍正痛斥,认为是不明人事之至,此案暂息”(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版)。但是此案并未到此结束,不知为何,此事到乾隆一朝,尤其是乾隆三十九年的时候,又被翻了出来。此书又记载了乾隆三十九年:“李侍尧、德保《奏据缴屈大均诗文摺》:‘……谨将《诗外》二十三本、《广东新语》一部、三家合刻一部,粘签封固进呈。余存书籍版片,俟各属续有缴出,一并烧毁。仍再出示晓谕,以屈大逆不道,妄撰各书,久经饬行销毁,非同别项违�碍……�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并且朝廷也竭尽全力在找寻屈大均的坟冢,“一面仍委员再加秘访,俟得有实据,严明刨毁,另行覆奏外”。可见到此时,朝廷对屈大均一案已经不止于禁毁他的文学作品,甚至到了挖坟掘墓,永绝后患的地步。而令人费解的是,乾隆皇帝的朱批却是:“既无其事,可以已而。”可见当时,虽然对屈大均一案的查处有不毁尸灭迹不罢休的决心,但是乾隆却也不以为然。在后来终于查到屈大均坟墓并“请旨刨毁,仍�其尸,以快人心,以中国法”的时候,乾隆的朱批仍然是“亦不必矣”,此案才息。但是屈大均的大部分著作都已经被查禁,并且编有应毁屈大均著作书目,包括《寅卯军中集》、《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文钞》、《翁山诗集》、《四朝成人录》、《广东新语》、《登华山记》。这也就造成了在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中,几乎没有与屈大均相关的文字的原因。�
从以上对屈大均作品遭禁毁一案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康熙一朝开始,到雍正时期直至乾隆朝,文字狱确实有越演越烈之势,朝廷的执行官员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地参与到这一政策的执行中。但是就三位皇帝本身的想法来说,并没有要将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置于死地的意思。可见,清朝文字狱虽然相对来说可能要比前几个朝代严重一些,但是,统治者在此中采取的态度应该说并未过激。且一个政策的颁布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的,而它的贯彻、执行也是有着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并不完全为统治者和政治集团所掌控。�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艺术系)�
此集凡赋一卷,诗二十二卷,皆编年为次,始于顺治乙酉,迄于康熙己丑,凡六十五年之作,其纪年皆用《尔雅》岁阳、岁阴之名,从古例也。词七卷,曰《江湖载酒集》,曰《茶烟阁体物集》,曰《蕃锦集》。杂文五十卷,分二十六体,附录《叶儿乐府》,则所作小令也。彝尊未入翰林时,尝编其行稿为《竹�文类》,王士�为作序,极称其《永嘉诗》中《南亭西射堂》、《孤屿》、《瞿溪》诸篇。然是时仅规模王、孟,未尽所长。至其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为大家,谓王之才高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亦公论也。惟暮年老笔纵横,天真烂漫,惟意所造,颇乏翦裁。然晚境颓唐,杜陵不免,亦不能苛论彝尊矣。至所作古文,率皆渊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盘深。其题跋诸作,订讹辨异,本本原原,实跨黄伯思、楼钥之上。盖以诗而论,与王士�分途各骛,未定孰先。以文而论,则渔洋文略,固不免瞠乎后耳。惟原本有《风怀》二百韵诗,及《静志居琴趣》长短句,皆流宕艳冶,不止陶潜之赋《闲情》。夫绮语难除,词人常态,然韩�《香奁集》别为篇帙,不入《内翰集》中,良以文章各有体裁,编录亦各有义例。溷而一之,则自秽其书。今并刊除,庶不乖风雅之正焉。�《四库全书总目•曝书亭集》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