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还会重提十年前到武汉买琴的经历。那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可在此前的叙述中，我几乎是有意地省略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和我同去的，还有我两个要好的朋友。在倾听者的头脑中，大概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一个人在武汉和长江漫游了几天，蓬头垢面，举目无亲，肩上斜背着吉他，而天空，始终是尘雾灰蒙，落日低悬。要真是这样，那我的讲述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就可以在追忆青春往事时含蓄地微笑了。
在旅途中，如果是几个人，人们通常就会认定，这样的出行和游山玩水没什么区别。而我，似乎很不想给人留下如此印象。我们在一所艺术学院附近的大街上晃荡，参观了武昌起义纪念馆，爬上了高高的黄鹤楼，还在中山公园厮混了一个上午。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后来的讲述中统统不宜提起，包括我的两个好朋友。甚至在武汉的那几天，当我们乘坐公交经过长江大桥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突然离开，远远地逃出他们的视线，不可能是因为厌烦，他们都是我最好的哥们，没有他们，我会失去多少旅途的乐趣，我只是想真正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庞杂的城市，淹没在完全陌生的人群中，体会漂泊与孤独的滋味。
当然，这只是转瞬的念头，我缺乏勇气将它付诸实施，但我的两个好朋友，我没有在现实中抛弃他们，却在后来的叙说中把他们删除了。
我还记得刚到武汉的那个晚上，打电话回家，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一个离他们多么遥远的地方，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笑骂我的痴心妄想。我走出街边的电话亭，仰头望着星空，心中涌起一股神秘的激动和惊喜。
在内心深处，我是不是时常有一种出走的愿望，甚至不惜为此篡改记忆?
近些年，在最不出人意料的年龄，我先后参加了工作，建立了家庭，它们均稳固如堡垒，同事热情友好，妻子如玉女儿如花，上班步行不超过15分钟，三室两厅127平米，一个月领一次工资，每天准时在家里的小桌前吃饭，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对我这样性情忧郁的人是有益的，它一寸寸抚平心上那些似乎与生俱来的褶皱，但我有时也充满警惕，是不是有一场暗中的交易?生活在慷慨赐予的同时，是不是从我这儿攫取得更多?就像堡垒，遮挡了风雨，也遮挡了天空的高远与湛蓝。
少年时代，内心隐约地有了向远方眺望的意识，一个叫《梦断楼兰》的电影令我印象深刻，加上也许是读了什么书，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不断地梦见沙漠，甚至一连几天的午睡，都梦见一个相同的场景，我在漫天风沙中艰难前行，身旁绝壁上的佛像与壁画数不胜数、庄严瑰丽，我匍匐在一尊巨大的佛像的脚趾上，抬头仰望，热泪奔流，我还听见深谷中传来的斧凿的敲击声，看见老工匠手中的烛火和他花白的胡须。这是让人癫狂的梦，也是让人沉默的梦。沙漠成了我第一个诗意的远方，我长久地想着它，想到心痛，但我羞于在人前提起，荒芜的沙漠能有多少诗意呢?在这一点上，恐怕它远不及草原和大海吧，但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真的独自站在沙漠深处，那种时间凝止般的静寂、苍茫定能瞬间抽干我全部的泪水。只因为这少年的梦，十几年来，我偏爱并阅读了不少有关西域、敦煌的书籍。
时常地，有朋友召唤我和他们一起上路，他们的目光望向遥远的西安、丽江、西藏，前不久，还有人提到凤凰，将我的心狠狠地撞了一下。他们知道我对古老与神秘的向往，我自己则更清楚，方向在哪儿并不重要，我渴望的是在路上的感觉。我一次次地许诺，对别人，也对自己，但终究，我又一次次地失约，因为那坚不可摧的堡垒，更因为被生活打磨得犹疑、懈怠的身心。
如果说谈论空间的远行多少显得有些矫情，那设想另一种形式的出走就是真实而深刻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正读高中，文理分科时，我鬼使神差地选择了读理科，煎熬了两个星期，又灰溜溜地将课桌搬到了文科教室，其实，谁也不知道，我真正暗恋已久的，是第三种选择：学音乐。我自认为有不错的音乐天赋，很小的时候，父亲买回一架袖珍钢琴，当别人还在用好奇的目光探询时，我已在琴上摸索出了曲子，而中学时代，我参加各类唱歌比赛，几乎每次都获奖。只有音乐，能让我依稀窥见一个美妙神奇的世界，政治不能，物理、化学更不能。为了这值得用一生去热爱的事业，最枯燥、寂寞的入门练习在我看来也如动听的交响乐前奏。而另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也在诱惑我，当时我成绩还行，但算不上拔尖，想考上本科，有不小的难度，可如果学音乐，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考任何一所音乐学院，我的文化成绩都是绰绰有余的，就像一个瑞士平民揣着他的钱袋突然来到了非洲大陆。
学音乐的念头让我心烦意乱、辗转难眠，但一段时间后，我选择了放弃，原因现在想来，既简单又荒唐，当时学艺术的同学几乎都是成绩较差的，大部分是出于无奈才做的这一选择，而人们看待他们的目光，充满了嘲讽与不屑。我只考虑到别人的态度，却忘记了自身的优势。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任何人听，悄无声息地退回到文化学习的围城中，继续浴血奋战。
挣扎着考上大学，几乎还没搞清自己的专业是怎么回事，我便投入到了对音乐的自学中，狂热到可以交出所有的业余时间。学习吉他，无师自通：看乐理书籍，感觉良好；为了学作曲，我揽下了音乐系朋友两年的论文作业。但有一天，翻完一本《基础和声学》的最后章节，我发现自己一无所获，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助的感觉瞬间淹没了我。我怔怔地看着眼前天书般的课本，强忍住从胸间涌上的泪水。
我终于知道，自己也许永远只能在某一扇门外徘徊，像乞丐一样，透过窗格，望见里面的饕餮盛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转眼，做一名中学老师已近十年，时间快得用“白驹过隙”来形容也不见夸张。大学学的是教育，回到乡下教书太正常不过了，现在工作难找，编制尤其珍贵，生活的安排应该还是令人满意的。可在当初，我曾试图反抗这样的安排。毕业那一年，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时不时逃课，不在寝室睡懒觉，就到街上闲逛，喝醉了酒敢对任何大块头叫骂，还写信给好朋友，牢骚和怨气重得要多贴好几张邮票，有个许姓女孩回信，义正词严地指出我的毛病，我竞从此不再理她，现在想来，也算是无耻之极。我打电话给所有在外的亲友，仿佛他们一开口就能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我将能搜集到的资料装订起来，厚厚几本，我们把它叫“敲门砖”，可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敲门砖除了砸痛自己在异乡奔波的脚趾，是敲不开任何一扇门户的。
不甘心往命运逼仄的路上走，又不明确在城市上空飞翔的方向，最终，伴随着胆怯与沮丧，我仍旧回到了生活铺设好的轨道上。
作为职业，赶上这个不够安定的时代，教师的稳当让一些人颇为艳羡，所谓的崇高和微薄的工资则常常被忽略，但在我看来，正是稳当，使它几乎铁定地要消弭一个人大部分的梦想与激情，当日复一日单调的工作成为谋生或苦役的代名词时，生活空白、时间迅疾就不是一种错觉，而人们也只能在自我缺失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我时常想从这样的生活中叛逃，除了重新在工作中享受到美好外，写作是另一种途径，当然，从目前来看，它并不成 功。
二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小孩，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林场。一个夏夜，我在一座名叫“姑嫂桥”的小石拱桥上乘凉，有个外乡人过来和我攀谈。他在招待所住了好多天了，我认识他。我们聊得大概不错，他最后对我说：“小鬼，你很聪明，回家和你爸妈说说，跟我走吧，我教你学无线电。”我果真跑回家把这事告诉父母，但他们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
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搞清无线电是怎么回事，但我常想，如果当年我真跟着外乡人走了，我现在会在哪里，做什么，是个怎么样的人。
别事没有
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趴在凳子上，给父亲写一封信。我只负责写，内容由坐在床沿的母亲口述，她讲一句我写一句，偶尔遇到用词句难以表达的方言，我便歪着头琢磨着，同她商量，问可不可以这样说或那样说，征得她的同意，才写到纸上。有时实在没法，我便笑她，她就让我按自己的意思写上几句。
父亲到哪去了，我不知道，也许是出差了，得好些天才回来，但我现在想起，却几乎可以确定，不管父亲去哪了，这封信真的不是非写不可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拿出这么大架势呢，也许母亲只是想试试，看我能不能把“写信”这个功课做好，而我，只要回忆起这件往事，就马上能获得一个神奇的视角：春天的阳光从窗上照下来，照亮了干净的窗台和地面，母亲坐在床边，看着她儿子小小的背影，他一笔一画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让她无比骄傲。那是一个多么温暖而美好的下午。
眼看着快写满一页纸，母亲说，好了，就到这儿吧，最后写上――“别事没有”。
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别事没有!别的事儿没有了。母亲解释道。
我终于知道是哪四个字，又觉得有点奇怪，但最后还是端端正正地把这句话写在信的末尾。
几十年过去，我早忘了信的内容，也不知道信究竟寄出去没有，唯一有印象的，就是那句拗口的表示结束的话：别事没有!
半岁得了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治了好几年，按母亲的话说，治得“死去活来”，像我这样情况的一个小孩，长到七八岁，能由别人背着，过了两年，又能自己拄着拐杖，去上学，识文断字，捧回一张一张的奖状，在别人那里，算是件令人高兴和欣慰的事儿。可在父母眼里，这事儿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它预示着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和一种新的可能。
我写了张纸条，大概用到了“生活”、“自尊”一类词语，发了一通和年龄不相称的感叹，我把它当作鸡毛信，秘密地塞在一个表哥的枕头下面，但很快被他的家人发现，他们把它转交给我的父母，我注意到他们看我时那惊奇的眼神。不久，父亲在一次和他的朋友聊天时，居然用到了纸条上的一句话，当时我正在旁边玩耍，听到这个熟悉的句子，抬眼望去，正好迎着父亲望向我的目光。我有些羞赧，也因此暗自得意了很久，年幼的我不知道，要真正读懂父亲的眼神，还需很多年。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88年，父亲用一个月的工资，买回来一个治疗仪器，其实是个很小的黄色匣子，装电池，挂在腰上，连线到鞋垫，一按开关，脚底就有酥麻的震感。父亲说，你用一段时间试试，也许慢慢就能走路了。尽管挂在身上很不舒服，我还是带着它去上学，每天按说明打开开关震动几次。但没几天，这东西就坏了，我有些失望，但算不上多么难过，还乐得甩掉一个累赘。父亲的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我想，他终于明白因为治病心切，上了广告或别人的当了，一个月的工资根本不可能治好我的残疾。
没过多久，父亲又打探到一家医院，据说专治我这个病，治愈了多少多少人，医术多么多么高超，几年后，我从地名知道，那其实也就是家县级医院。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带我去看看。临走的前夜，他们表情严肃，里里外外收拾着东西，像要搬家似的，我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们，不清楚这次外出是喜是忧，后来想明白了这终归是件好事，我对人说，别急啊，等我腿治好了，我一路走着回来!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没想到要坐那么久的车。现在我能记起的细节，就是父亲用力托举着我，好让我将头探出车窗，翻江倒海地呕吐，满车的乘客都望着我们善意地笑，而我，感觉自己又轻又薄，快要被大风吹跑了。
手术失败了。因为麻药过敏，当晚我陷入了昏迷，差点死掉，幸亏发现及时，才抢救过来，而随后剧烈的痉挛，导致手术前功尽弃，几天后，我被重新推进手术室，清理像被风暴撕裂过的创口，不敢再用麻药，我感觉有一只手在身体里无情地扯动，正常走路的梦想就这样一下一下被扯掉了。据说，医院有史以来共出现过四例我这样的情况，只有我一个人被救活。我时常天真地设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悄无声息地死了，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什么改变。而答案，总在变化当中，有时我觉得不会，有时又觉得会。这次手术，除了在我左边的腰、胯部、脚踝留下三道长长的伤疤，和许多年才彻底消失的麻木感，什么也没有了。
或许更深更长的伤口，留在了父母心里，从此，他们再也没提起过给我治病的事。他们专心督促我读书，为我学习、工作上的事情不遗余力地奔忙。他们心底最盲目也最明晰的愿望，就是我能成为一个不靠别人养活的人。一扇门关死了，总得再开一扇才行，就是这样朴实的想法。
1997年，我考上大学，报到那天，父亲一直将我送到学校。手续办妥后，父亲陪我去体检，我们刚走到学校医务室门口，就被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喝住了，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来体检啊，他怀疑地上下看我几眼，你是新生?我说是，将入学手续递给他看，他翻了一下，说，奇怪了，学校怎么会录取残疾学生?这样吧，你先进去体检，我再去查一下!他皱起眉头，冷冷地又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了。我回过头，对一直陪着笑的父亲说，爸，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了!不等他回答，我疾步往医务室里走。夹杂在拥挤的人群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越来越强烈地压迫着心肺，扼锁着咽喉，我咬紧牙关，不断命令自己将涌上眼眶的泪水收回去。
等一切安顿好，已临近中午，我们去食堂吃饭。食堂的地面刚被拖沈过，又湿又滑，我因为稍好一点的右腿支撑力不够，平时都极易摔倒，更何况遇上这样的状况。父亲说，你坐着，我去打饭!我拦住他说，不，我去吧!我拿着饭盒，异常小心、几乎是一步一挪地走向打饭的窗口。我知道父亲默默地在身后注视着我，更知道新的生活已经开始，这一天，这藏起泪水、挺起胸膛的一天，是我逼迫自己长大成人的日子。
翻看大学时写的日记，发现入学的那段时间和家里通电话特别频繁，隔不了两天就有记录，这里面，是我对家的眷念更多，还是父母对我的牵挂更多，恐怕没有什么仪器能够称量。父亲的语气那么温和，这几乎不像以前的他，我也似乎只在远离他的时候，才能回忆起和感受到他的好。我记得漆黑的夜晚，他把我裹紧在被子里，抱我回家；我记得我们同看一本小说，他速度太慢，我就老在一旁催；我记得他喝醉酒，躺在床上，不断大声叫着我的名字……
他出身贫苦，十五岁参军，退伍后成为国家干部，打拼半生，即使现在退休了，也不愿让自己停下来。他自然是平凡的，但并不妨碍他人生的成功，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他走到今天是多么地不易。我们的生日在同一天，这样的巧合令人惊奇，作为儿子，有时也觉得尴尬，仿佛注定了从一出生，我就得成为他的翻版，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路来。
2006年春天以后，我不敢再读周国平的《妞妞》，每次一翻开，读不到两页，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个声音在某处喊：妞妞!妞妞!另一个声音就在不断地应和着我刚出生的女儿的名字。软骨组织发育不全，我怀里抱的女婴先天残疾，这是医生的诊断结果，这个结果像刀子一样剜碎了我的心，人生的痛苦突然十倍百倍地朝我压下来。
这一切是为什么?老天的眼睛长到哪里去了?
所有的痛苦，所有莫须有的罪恶，都让我来背负吧，在我这里打上句号吧，只求让我的女儿摆脱残疾的魔魇。
很长一段时间，我陷落在残酷的现实和消沉的情绪中，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在阳台上，父亲和女儿玩一种叫“称盐”的游戏，用手夹着她的脑袋，将她慢慢提起，祖孙两个忘乎所以地大笑，看见这一幕，我心中的迷雾渐渐散开，我突然觉得自己正站在一条路的起点，这条路，父亲已经走了近三十年，是的，作为父亲，我们都拥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在这一点上，我再次成为他的翻版，那么，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他难道没有告诉过我吗?关于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我难道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孩子的吗?
人生的苦难还在延续，而且必将永远延续下去，除了挺起胸膛，我们别无选择。
现在，我是多么感激我的父亲，我的一切都源自于他。像天下的大多数父子一样，我们相处过于拘谨，但这似乎并不能额外表示什么。我偶尔设想，如果有一天我八十岁了，我们还能一起过生日，我还能当面叫他一声爸，我不知道自己将如何承受那巨大的幸福。
除了这些，我无法再表达什么了，尽管早过了需要人指点的年龄，但似乎也不能写到更多。要不，就先到这儿吧。别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