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一个午夜――1910年俄历10月28日，公历11月10日，82岁的列夫・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南部的雅斯雅纳・波良纳庄园出走。临行前，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做法与我这种年纪的老人通常的做法一样，即抛弃俗世生活，以便独处，在一处僻静的地方度过一生最后的时日……”日记写罢，托尔斯泰随即叩开女儿萨莎、私人医生杜山的房门，告诉他们：这就动身出门，去哪儿不知道。
两天后，这位俄国最著名人物失踪的消息见诸报端，立刻引起轰动。公众猜测他可能的去处、为什么要离开。100年之后，很多人仍相信：他走上了心灵的旅途。
“总有一天人们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即将到来，因为所有的灵魂中被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托尔斯泰在《生活之路》中恳切地表达着这一理想。但这位19世纪最坚定的精神探索者，却终身纠结于自身奢侈闲逸的生活与大多数人绝对贫困的矛盾中。在精神世界的无穷远方，是没有贫困和伤害、人人互爱的理想国，而在现实的无穷远方，是为生活所苦、饱受折磨与屈辱的大多数人，两个世界无比真实地撕裂着他的肉体和心灵，出走、过另一种生活，即是一种圆满。
离家几天后，托尔斯泰得了肺炎，他的旅程结束于没走多远的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室。消息一传出，媒体蜂拥而至。
女儿萨莎在《父亲》一书中，记述了托尔斯泰病中的疑问：“‘而农民呢?农民是怎样死的?’当别人给父亲把枕头放好时，他叹息着说。”
11月20日，托尔斯泰逝世的消息传出，电报上只写了两个字：“死了”。只此二字，已将世人的悲恸亮明。
100年前的出走，至今仍是无数人思念起托尔斯泰时，无法绕开的谜。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托尔斯泰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托尔斯泰写下的两句话：“在这样一个周遭充满大众苦难，充满罪恶的奢侈生活里我无法度日”；“一个人如果实现了两个愿望，他就得到了真正的幸福。一个，他成为有益于别人的人；一个，他的良心是安宁的”。通常，人们用前一句――“我无法度日”来解释托尔斯泰为什么出走，而“后一句话，表达了19世纪俄国文学最重要的道德主题
良心，以及由此生发的第二主题――悔悟”。
19世纪60年代末以来，托尔斯泰反复遭遇自我的“精神危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童道明谈到，在其撰写于1882年至1886年的《我们怎么办》里，托尔斯泰记录了他从乡间来到莫斯科，目睹穷人生活惨状后的震动与创痛。他说：“面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与屈辱”，全身心意识到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犯罪。托尔斯泰把莫斯科流浪人收容所非人的景象告诉一位城里的朋友后，朋友劝其不必如此痛心疾首，这是“正常的城市现象”。朋友的言论激怒了托尔斯泰，他写道：“我含着眼泪向我的朋友挥手大喊，‘不能这样生活，不能!’”
“不能这样生活”的呼喊在托尔斯泰内心重复了二十年有余，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几乎放弃了小说的写作，而大量写作时论文章，并率先在自己的农庄解放农奴；为教育农奴的孩子亲手编写教材；19世纪80年代后，则选择粗茶淡饭的生活，穿布衣、自己下地劳作，从耕地、播种、收割粮食，到修补鞋子、衣衫皆亲力亲为。
晚年，托尔斯泰对奢侈闲适生活的忍受到了极点，“……随着体力的衰弱，我却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全部罪恶，更加为自己的这一处境而痛心疾首。”
“我们不必追问100年后对托尔斯泰的纪念是否太冷清，他的作品是不朽的，他留下的背影漂亮极了，他无需特别的纪念，他的墓地现在是俄罗斯的旅游地。”童道明说。而托尔斯泰的墓地，有着逼人的朴素，没有墓碑、花束和边际，四周的树木是他儿时与哥哥一同亲手栽种，树木在四季的风中吟唱。他儿时曾听保姆讲过：亲手种植树木的地方，会成为幸福的所在――一个关于幸福和终点的奇妙许诺。
(黄悦摘自2010年11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