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历了民主党的克林顿、共和党的布什和现任的民主党奥巴马三届政府，三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凸显了朝核问题与美朝关系的发展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关键。布什政府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扬弃”，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否定之否定”及其趋势，对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政府；对朝政策；否定之否定；中国外交；启示
[中图分类号]D8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75-09
[收稿日期]2011-10-10
[作者简介]1.王晓波，男，博士，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各国关系、当代中国外交。（延吉133002）2.李爱淑，女，吉林大学外语学院副研究馆员。（长春130012）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日益比肩乃至超越欧洲和中东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环节和支撑点。美国之所以能成功介入东北亚地区事务，正是利用了朝鲜半岛不稳定局势与朝核问题，打造了制约和控制东北亚的“问题楔子”。其真正的战略目的，是通过控制朝核问题和半岛局势的急缓程度来达到既约束朝鲜半岛两国——朝鲜和韩国，又牵制半岛周边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双重规制”，从而为自己的全球霸权战略服务。此间经历了民主党的克林顿、共和党的布什和现任的民主党奥巴马三届政府，美国三届政府的对朝政策使朝核问题与美朝关系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关键所在，并形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中国外交具有诸多启示。
一、布什政府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扬弃”
布什和克林顿都分别在美国政坛上担任了8年的总统职务，而朝鲜问题在两者的对外政策中也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源于战略指导思想的继承性，两届政府对朝政策中存在相当的一致性；同时，两届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又不乏各异之处。布什政府对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进行了一次“否定”。
（一）布什政府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保留”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各个国家间存在着政治制度与价值观选择上的不同。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美国就对社会主义抱有很深的成见和抵触情绪。因此，就美朝关系而论，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总围绕一根主线“敌视”来回转动。所以，就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而言，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保留了后者政策的基本要点，在广泛的范围内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第一，两届政府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政权更替抱有很高的期望。在以“民主领袖”和“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政府眼中，朝鲜政权是一个难以容忍的异类。从克林顿政府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和“歹徒国家”（outlaw state）到布什政府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和“暴政前哨”（outpost of tyranny），这些标签足以显示出两届政府对朝鲜的厌恶。克林顿政府后期曾经有意改善美朝关系，但遭到一些保守势力的抵制和批评。他们认为，“克林顿所采取的‘（美国）给予-（朝鲜）回报’（give-and-take）的策略，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为美国‘购买到朝鲜发生巨变的时间，，朝鲜既没有出现政权垮台的迹象，也没有发生中国式的改革”。而此时传出了朝鲜在《核框架协议》之外秘密进行铀浓缩实验的消息，使美国决策层充斥着对朝鲜“欺骗行为”的不满。当时的驻韩美军司令加里·勒克（Gary Luck）在一个听证会上就说：“问题不是朝鲜是否会垮台，而是如何崩溃。是自行崩溃，还是在外力施压下崩溃？”布什政府汲取克林顿的教训，对朝鲜转为“（朝鲜）犯罪——（美国）惩罚”的强硬策略（crime-and-punishment），同时将“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打包，通过以压促变、“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虽然布什第二任期对朝鲜采取更加务实的政策，但是其对朝鲜政权的不信任感依然根深蒂固。在两届政府看来，朝鲜在现行的封闭体制下所采取的任何“弃核”措施都不足信。所以，希望朝鲜崩溃与政权更替，是两届政府对朝鲜长远的和不变的共同目标。
第二，两届政府都具有借重朝鲜问题控制半岛周边国家的明显意图。冷战结束后，在东北亚格局和大国关系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下，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扩大对半岛事务的影响力来确保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以维护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北亚地区各大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逐渐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战略互动关系或多方制衡的格局，”美国作为影响半岛局势最大的外来因素，“仍继续主导着该地区谈判的进程和方向”。美国一直强调朝鲜核危机不是美朝之间的双边问题，而是朝鲜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并坚持“先放弃核计划，后举行会谈”的立场。2003年3月6日，布什在白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朝鲜问题时说：“这是一个地区性问题。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地区性问题，是因为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关乎许多国家的直接利益。”美国借机进驻东北亚，并实现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监视与控制才是其战略的核心。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在各自的任期内与朝鲜进行谈判时，都缺乏足够的真诚度。克林顿政府时期，虽与朝鲜就朝核问题达成《核框架协议》，但该协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克林顿任内的整个时期，美朝关系大多数时候也都处在谈判与对抗交织的状态中，只有在其任期终了，两国关系才略见好转。同样，布什政府对朝核谈判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坦诚，致使朝核问题解决进程一再延误，将朝鲜推向“拥核”的深渊。两届政府使朝鲜问题长期化的目的，正是出于对美国东北亚战略需求的满足。因此，保持朝鲜半岛的适度紧张，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半岛“不统、不乱、不和”的现状对美国最为有利，美国可依此来规制周边大国。
第三，两届政府都反对朝鲜拥核，都将朝鲜半岛有核化视为是对自身战略利益的损害。在对朝鲜政策上，“美国国内虽然一直存有争论，但美共和、民主两党在防止朝鲜拥有核武器上是高度一致的，有时民主党比共和党还更强硬”。两届政府均将所谓“无赖国家”可能对地区稳定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对美国本土和盟国的威胁提到战略层面加以重点考虑。“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布什政府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克林顿政府。克氏8年，美国明确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美国及世界的‘主要威胁’，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美国外交的重点，当然在执行中也采取不少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的做法。布什政府也声称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但把防止其扩散放在美国外交中较为次要的地位，而是把发展导弹防御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放在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克林顿政府的与朝进行核谈判，还是布什政府选择六方会谈内与朝接触，这些都是美国拖住朝鲜进行核研究的举措。朝鲜是否拥核，与美国有众多的利益关系。美国既担心朝鲜核武器或核材料的扩散对美国国土安全造成的-威胁，也担心美国驻日韩军队受到来自朝鲜的核打击。因此，两届政府都将防止朝鲜“拥核”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目标的中心环节之一。 第四，两届政府对朝鲜统治方式的批评、人权现状的攻击等做法相同。两届政府都声称美国外交建立在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都把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外交的指导思想，都把扩展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作为美国外交的终极目标，都突出美国的“人权外交”，都坚持在“民主”、“人权”领域的国际对抗。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延续下来的外交思想会对一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务产生深远的影响。布什政府一直对朝鲜领导人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抨击，并将其视为美国对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1月27日，布什就称朝鲜为“邪恶轴心”国家。虽然布什的对朝政策中没有“政府更替”的内容，但布什政府在各种场合毫无顾忌地指责朝鲜政治体制的性质，其隐含着美国根本不信任金正日政府的明确信息。2002年2月，布什站在“三八”线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成为它自己人民的监狱”，“朝鲜儿童决不应该在一支强大的军队有饭吃的时候挨饿”。同年5月，他在一次聚会上称金正日是“俾格米人”（非洲一个有食人习俗的矮小黑人部落）。在布什看来，直截了当地以美国标准对朝鲜领导人进行政治攻击，能促使美朝双方进行“认真的谈判”。即使是核危机发生后，布什也没有改变这种对朝鲜领导人带有强烈价值判断性的做法。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表达了对金正日的厌恶之情：“我讨厌金正日！……因为他让他的百姓饿肚子并欺压他们。”但是，作为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它们对朝政策中的不同之处当然也不在少数。
（二）布什政府对克林顿政府对朝政策的“克服”
布什政府对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政策进行了一次否定。两届政府对朝政策的差异之处主要集中于对朝政策基调的不同、处理双方关系方式的不同以及对朝鲜安全威胁程度认知的不同。
第一，两届政府对朝政策的基调不同。克林顿政府执行的是对朝“接触遏制”政策，目的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朝鲜做出让步，最终达到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开发的目的。布什由于受保守主义的影响，采取的是对朝“对抗遏制”的政策，力图采取施加强大压力来迫使朝鲜完全屈从美国的意志。由此，美朝关系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克林顿政府时期，对朝政策以缓和为主，以与朝鲜接触作为了解朝鲜的方式，愿意付出政治和一定的经济代价来达到改善美朝关系的目的。而信奉实力与武力的布什政府则反其道而行之，以进攻性姿态处理与朝关系，对朝攻击的意味十分浓厚。即“克林顿政府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而布什政府是在遏制的基础上谈论外交解决，就政策的实质而言，前者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而后者则实质上是一种强调朝鲜必须单方面让步的‘对抗性’政策”。可见，两届政府政策基调不同。
第二，两届政府在处理美朝双方关系的方式上表现各异。克林顿政府选择与朝鲜接触并直接谈判的方式，通过不同层级的直接会谈讨论朝鲜核和导弹问题的解决方法，即采取“一步一步来”的方式（Step-to-Step Approach）。由于美朝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克林顿政府任内，两国达成了著名的《核框架协议》，这在有效冻结朝鲜核发展计划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经过谈判，美朝在解决朝鲜导弹问题上也有重要进展。而布什政府明确拒绝与朝鲜举行双边直接会谈，强调要和朝鲜进行综合性的谈判（Comprehensive Approach），要所有的问题一起谈，并争取一揽子解决。声称“在朝鲜拒绝放弃核武器开发计划之前，与其进行直接会谈就等于屈服于朝鲜的‘核讹诈’，是对朝鲜不负责地违背条约义务的‘奖励’。”妇为了分担朝鲜“弃核”的经济压力，布什政府选择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朝协商。在长期的谈判过程中，布什政府立场强硬而僵化，致使朝鲜半岛核危机不断升级，朝鲜核问题愈演愈烈。
第三，两届政府对朝鲜安全威胁程度的认知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朝核问题和朝鲜导弹问题两者性质判断的不同上。克林顿政府时期“所推行的对朝政策目标是狭隘的，它仅仅局限于解决朝鲜核与导弹问题和应付出现的危机。克林顿政府更多的是将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作为一项防扩散问题来处理，而忽略了如何长远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克林顿政府认为，朝核问题与朝鲜导弹问题都是美朝两国间的问题，因此，对美朝双边直接会谈抱有更大的主动性。而布什政府则“将朝鲜核问题视为东北亚安全和全球核不扩散问题，寻求对朝鲜的国际压力”。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将此问题变成东北亚区域安全的重大问题，全力营造朝鲜核危机国际化的既成事实。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对朝鲜的国际压力，而且又能够以“国际制度”的名义，让周边国家分担责任。布什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主张：同朝鲜交往等于绥靖；朝鲜政权等于朝鲜核危机；朝鲜问题等于地区问题。因此，认为美朝双边会谈只能助长朝鲜索取更多的“补偿”，被朝鲜用来发展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朝鲜问题的一切根源都来自朝鲜现政权。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更迭朝鲜政权”，扶植一个温和的、负责任的新政府；朝鲜问题首先是地区问题，其次才是美朝双边问题。朝鲜周边国家应该积极承担起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尤其是韩国应该放弃同朝鲜交往的“包容政策”。只有相关国家共同致力于制止朝鲜的“不良行为”，朝鲜问题才能最终彻底解决，甚至认为，“六方会谈”“除了产生新的会谈外别无其他成效”。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布什政府对朝鲜的安全威胁更加严阵以待，先后与日本、韩国组建了PSI（防扩散安全倡议），通过海空力量防止朝鲜核材料外泄，还加大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实施与建设，在预防朝鲜导弹进攻上做足文章。布什政府这种将朝鲜问题扩大化的政策，造成了朝鲜对美国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感，使美朝关系在布什任内一度走到谷底。
总之，接触与遏制并举是两届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接触”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通过对朝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其做出让步，最终达到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研发的目的；布什政府“遏制”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通过对朝施加强大压力以迫使其屈从美国的意志。就政策的实质而言，“克林顿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布什则是一种对抗性的政策”。两届政府对朝政策的分歧，主要源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不同政策主张以及当时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的不同变化情况。这些因素的作用交织在一起，通过美朝的相互感知，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国际政治大剧。 二、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否定之否定”及发展趋向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政府正式走马上任。纵观其上任以来的外交实践，基本上继承和延续了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后半段的对朝政策，仿佛是回到了克林顿时期的出发点，进入到否定之否定阶段，形成了民主党克林顿——共和党布什——民主党奥巴马对朝政策“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同时，也彰显了奥巴马对朝政策诸多鲜明的特点和政策倾向。
（一）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否定之否定”
第一，借重六方会谈，采取多边解决渠道。奥巴马早在竞选期间，就表示愿意在他执政的第一年与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举行会晤，并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支持“积极进取、持续不变的直接外交”，美国政要也在不同场合明确表达了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朝鲜接触的重要性。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发表演讲时表示：“朝鲜政府已承诺放弃全部核武器，尽早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我们继续要求他们履行上述承诺，如果朝鲜有诚意地准备全面地、可核实地取消其核武器项目，奥巴马政府愿意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以一项永久性的和平条约取代朝鲜半岛多年来的停火协议，并帮助满足朝鲜人民的能源及其他经济需求。”5月份，奥巴马特使博斯沃思借第二次访问东亚之机，在表达愿意与朝鲜举行双边对话立场的同时，也着重强调“这种谈判仍属于六方会谈的框架范围内”。即使在朝鲜进行了核试验之后的9月4日，博斯沃思依然表示，美国愿意继续与朝鲜对话，但只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与朝鲜进行接触。博斯沃思13日在同韩国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与代理外长申珏秀会谈时表示，相信不久的将来，朝核问题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他说：“我们期待通过双边接触，最终实现重启六方会谈，但之前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可见，在处理对朝关系上，美国虽然愿意选择双边会谈与六方会谈的“双轨制”，但始终会更借重六方会谈。“鉴于美国难以从政治上单独向朝鲜妥协，又不能接受单独与朝鲜达成协议而单独付出经济代价，美国仍将依靠六方会谈的多边框架来解决朝核问题。”即，借重六方会谈，采取多边解决渠道。
第二，加强与盟国协调，提升联动效应。奥巴马执政后的朝鲜半岛风波再起。2009年4月5日，朝鲜进行了多枚远程导弹试射；5月25日，朝鲜又实施了第二次核试验。突发而来的“威胁”引起了美日韩的高度关注，客观上推动了美日韩同盟体系内反应机制的构建。朝鲜核试验后，美国迅速启动了与日、韩的首脑对话机制，三国首脑就朝核问题举行了多次首脑会晤，并且“第一次将美国对韩国的核保护写入了6月16日两国首脑会议后的共同声明”。这些举措，源于奥巴马对多边外交和集体安全保障才符合美国利益的看法。因此，在处理朝核问题上，奥巴马非常注重修复和利用同盟关系，并不失时机地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共同遏制朝鲜的野心。美国积极利用与日韩的同盟关系构建其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日韩在朝核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盟国，“朝鲜就经常通过恶化与韩国关系来引起美国的关注，并借机提高与美国交易的筹码”。作为加强同盟关系的体现，美韩军队在韩国境内举行了多次联合军演。由于军演时机的特殊性，加剧了朝鲜对奥巴马对朝政策的疑虑，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反面效果。之后，每当朝鲜出现任何“风吹草动”之时，美国总能以其构建的这种联动机制做出迅速反应。特别是2010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时缓时急，从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的“3·26天安舰”沉没事件，到朝鲜金正日委员长访华；从朝鲜邀请美国的核专家参观它的新铀浓缩设施，到韩国在韩朝有争议的地区搞“护国军演”；从韩朝双方“延坪岛”炮战，到美国“乔治·华盛顿”核航母开进黄海的“黄海军演”，再到美日两国在日本冲绳东部举行的美日史上最大的联合军演，等等。这些事件都和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有关，都为美国加强日、韩同盟关系提供了契机。美国通过与日、韩之间的盟国协调，大大缩减了在对朝情报收集、分析、判断和做出反应的时间和成本，提升了共同遏制朝鲜的联动效应。奥巴马政府尝到了与盟友合作的甜头，将不断推动这种架构的建设，把对朝政策的制定紧密地与其联系在一起。
第三，调整决策团队，重新评估和审慎决策对朝政策。布什政府对朝政策决策模式一直呈现出以美国国务院和六方会谈代表团为主导的特点，这样的决策模式使美国对朝政策极易受到少部分人的左右，从而使政策出现极端化倾向而影响美朝关系。奥巴马政府根据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分别组建了全球防扩散小组、区域政策小组和美朝双边关系对策小组等三个对朝政策分析和决策团队。“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前纽约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格雷·塞默尔领导的全球防扩散小组，主要负责将朝核、伊朗核问题以及巴基斯坦核问题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和应对朝鲜核问题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全球扩散的作用；由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亚洲高级主任贝德和国务院新上任的东亚助理国务卿坎贝尔领导的区域政策小组，负责从美国的东亚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评估和选择对朝鲜的政策；由美国已经宣布的美国的朝核六方会谈代表金成、美国朝核代表博斯沃思所领导的美朝双边关系对策小组，负责针对美朝间的直接利益分歧和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和协商。”出任这些团队领导的都是极富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和决策专家，被称为应对朝鲜问题的“梦之队”。他们提供给奥巴马政府的，是一个从不同侧面和层次上“结合”的朝鲜问题建议。与布什政府相比较，奥巴马政府更愿意虚心听取优秀顾问的建议，同时也反映出奥巴马政府不会轻率做出对朝政策结论，而是要经过一个更加审慎细致的考虑和决策过程。
第四，坚持核不扩散议题的优先性，不急于改善美朝关系。一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总有轻重缓急之分，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的头等难题便是怎样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圆满解决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中东战场问题。因此，朝鲜问题在美国外交的议事日程上被排到了第三甚至更为靠后的位置，使朝核问题显得虽然“重要”但并不“紧迫”。造成这种排序的因素，除了国际环境突变带来经济衰败和布什政府发动战争需要奥巴马政府收拾残局的影响外，朝鲜的核武力量并没有发展到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国对朝鲜使用核武器打击其本土并没有过多的恐惧，但是朝鲜可能对外输出核材料和导弹技术而带来的核扩散影响却时刻刺激着奥巴马政府的神经。可见，由于全球议题优先性的限制和美国在东北亚战略利益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现在还分身乏术，更不愿意草率失去在东北亚驻军的理由，所以奥巴马政府并不急于与朝鲜改善关系。但是，压制朝鲜的核计划、防止其核扩散却在美国处理对朝关系中占据着头等位置。朝鲜于2009年5月25日实施第二次核试验之后，奥巴马政府立即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12日通过了对朝制裁的1874号决议，这个决议案与3年前通过的1718号决议相比，制裁内容更加扩大。随后的6月24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将布什政府颁布“对朝鲜处于全国紧急状态”的第13446号行政令的有效期延长了一年。其理由是，朝鲜核扩散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对外政策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对朝鲜这种既区分轻重缓急又有张有弛的“综合应变”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充分分析国内外环境变化与朝核问题发展趋势而做出的慎重选择，相信这种战略在奥巴马未来的任期内还会继续上演。
（二）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发展趋向
如上所述，美朝关系的坚冰并不会轻易融化。从奥巴马政府现行的对朝政策可以看出，美国在处理与朝鲜关系上，未来短期内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这不仅源自长期以来美朝间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深刻的不信任感，更重要的是，奥巴马上任以来一直奉行对朝“善意忽视”的政策，朝鲜表现出的与美对抗的态势也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只要美国不从金融危机和中东战场抽出身来，朝鲜也不扭转永远退出六方会谈的姿态，双方的关系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松动，未来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将会表现出如下倾向：
首先，借助六方会谈和联合国等多边渠道来应对朝鲜，不会轻易关闭美朝之间的对话通道。但是，如果朝鲜还是执意坚持扩大核问题的危机态势，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各种对话渠道也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奥巴马上任之初，曾表示要与朝鲜领导人举行直接会晤，针对朝鲜迫切希望的美朝关系正常化、签订和平协议等议题展开谈判。但是，朝鲜的期盼并没有成为现实，奥巴马没能履行他的诺言。因此，朝鲜于2009年4月进行的导弹试射和5月实施的核试验，就被认为是向美国表示不满和吸引美国注意的手段。之后，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渠道推动了对朝鲜更大力度的制裁。经过这样一个回合，朝鲜蒙受了更大的损失，而奥巴马政府却在逐渐摆脱之前布什政府留下的单边主义“好斗牛仔”形象的同时，逐渐占据道义高点。相信尝到“收获”和“减负”甜头的奥巴马政府，在日后再次应对和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时，还会选择这种“卓有成效”的多边主义的渠道。
其次，继续加强与两个东北亚盟国——韩国和日本的密切合作，并不断完善它们之间业已基本形成的朝核危机反应机制。在这场实力失衡的对抗中，朝鲜不得不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独自一国抵抗来自美日韩三角体系的压力，而美日韩同盟间不断提升的联动效应将使朝鲜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和威慑困境。2009年4月，朝鲜进行远程导弹试验时，美国直接利用日本和韩国的侦查系统检测和收集来自朝鲜的情报，三者还共同制定了监视与拦截朝鲜导弹的应急计划。在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中，美日韩三国的外交口吻也是高度一致。“当韩国确认天安舰是遭朝鲜击沉后，美国、日本都立即提出了对朝鲜的强烈谴责。”特别是“延坪岛炮战”事件后，朝鲜半岛局势又风云突变，危机再起，至今该事件的影响也未得到平息。美日韩三国由此达到空前的团结，韩日对美的依赖性空前加大。
再次，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敌视立场并未改变。奥巴马上任以来，朝鲜半岛的局势不但没有像人们起初预料的那样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形势反而更加动荡，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多少改变对朝鲜的否定性认识。奥巴马在2010年4月5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关于美国核战略调整的采访时，就曾表示了对朝鲜的“特别关注”。美国国防部6日公布的《核态势报告》更新了国家核战略，奥巴马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与世界安全的首要威胁不再是国家之间的核战争，而是核恐怖主义与核扩散，美国核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阻止这些威胁。”同时声称：“不会对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但是对像伊朗和朝鲜这类违反或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局外人’却例外”。奥巴马政府在未来的对朝政策审定中，依然会将朝鲜的核武器和核扩散威胁作为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对朝鲜的核遏制也不会出现实质性的消减。但是，在最近公布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美国并没有贸然将朝鲜再次纳入其中。可见，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对朝关系上，也会考虑到美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的一些影响并尽量拿捏好这个“度”。
最后，充分利用各种问题及手段对朝施压。奥巴马政府仍旧会利用“人权”、“进步”等问题对朝鲜施加压力，利用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在内的“巧实力”来突显民主党历来战术上的灵活性，并坚持美国对朝关系上的一贯性原则，这也合乎情理。而“一旦朝鲜的行为触及到美国的利益底线，奥巴马政府也许会采取比布什政府更加强硬的对朝政策”。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倍加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从奥巴马对朝政策的特点可以推见，奥巴马政府在处理与朝鲜关系上，未来短期内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经过中期选举后，奥巴马所领导的民主党已经失去了议会的半壁江山，在此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在对朝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美朝关系将会沿着比较保守的路线继续下去，除非朝鲜做出令美国无法容忍的事件或其它突发事件的发生。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总目标，用希拉里的话来说：“捍卫美国安全，推进美国利益，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奥巴马政府未来短期内，在处理与朝鲜关系和对朝政策方面不会有重大的改变。
三、美国三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冷战后，美国利用朝鲜问题成功打入东北亚地区，对朝鲜及其周边大国形成了双重规制。纵观冷战结束后美国三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对中国外交具有以下启示：
其一，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朝鲜半岛统一工作，着力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人手抵消美国的战略压力。自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果要求战后对朝鲜进行国际托管，并于同年8月10日发布朝鲜第一号受降令确定朝鲜半岛现今的分裂状态以来，美国就坚定了以朝鲜半岛这个“远东之锚”来封堵中国并压缩中国战略发展空间的信念。纵观美国的对朝政策，无论朝鲜怎么“闹”，美国始终不会形成被朝鲜牵着走的局面。美国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不会轻易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在朝鲜半岛维持一定的紧张却又不至于失控的局势，这样美国不仅可以具备在东北亚长期存在的理由，同时还可以利用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形成互动之势，在更大程度上“遥控”中国。“中国一直致力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但是美国在两大问题解决过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是解决两大问题的最大外来障碍。”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人手进而遏制美国在东北亚区域内支配力的扩张，是中国与美国形成正常的国家间合作关系而避免紧张状态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国应当在促进朝鲜半岛和解统一与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消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对我国形成的战略压力，实现中国未来的统一和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