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陈道明在深圳碰到冯小刚。当时,冯正为该不该拍《唐山大地震》犯愁。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陈道明,给冯小刚谈起了自己当年遭遇地震时看到的细节和场景,还出了不少主意。冯小刚就借机问陈道明是否愿意演一个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陈道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冯小刚担心他的片酬问题,陈道明回答:“这是一部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
陈道明以“傲”著称,被认为向来不爱接受媒体采访。近年来,对电影或者电视剧完成后,制片方的宣传需求,陈道明逐渐理解了,也参加了不少集体性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原则是只回答有含金量的提问。”陈道明说。
“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
记者:媒体上描述的陈道明是难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你温和、幽默、平易近人。哪一个陈道明更接近真实?
陈道明:外面传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过,尤其这十来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大家对我有那样的印象?一是过去的某种延续,因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难磨灭的,大部分都是延续了这类传说。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比如说陈瑾、江一燕、冯小刚、管虎这样跟我合作过好几部戏的人,如果他们说过我难合作,那我就必须得承认了。
记者:不少演员说和你拍对手戏很紧张。
陈道明: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记者:对娱乐界的大环境有怎样的观感?
陈道明: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儿算哪儿,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记者: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
“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
记者:为什么你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演员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当时进这行,就是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有一个正经的城里饭碗,这个饭碗跟文化沾边。那时候都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则根本没有。起步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现在的演员不同。实事求是地讲,演好一场戏,它不会让我很兴奋,演不好也不会让我多沮丧。
记者:陈冲、刘晓庆、潘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因为一部电影红得发紫了。
陈道明:她们过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时候没有什么利。我是学话剧的,从群众演员开始做,跑了很多年龙套,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一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觉得出名这事离我比较遥远。
后来走红,也属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来了,合适我演就接。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戏是不自在的,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
记者:是电影不给您机会吗?
陈道明:不是。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赶上我不想拍戏,后来凯歌就找了孙红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签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个信息,说算了,我还是不拍了。后来周润发接了孔子。
记者:是因为这些电影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是,有的剧本很好。但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记者:差在哪里呢?
陈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我以及一批在虚荣上跳舞的人,还念及一份美好;现在更多的人是连这个美好都没想过。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
“我陈道明不做那天,就是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记者:按照你的地位和名声,你完全可以找个投资商,找好导演和好编剧,找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不是任何问题。
陈道明:当然不是问题,而且做到这一点很轻松。很多老板都要给我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我做导演,我不做。
一是我觉得累,我从疲劳变成更疲劳,我要管人不自由,要别人管我更不自由;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的,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记者:但你已经做过《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和《魔方》两个电视剧的监制了。
陈道明:监制和执行是两回事,我当监制就是剧本把把关,在音乐上面帮着一块做做,在拍摄现场把握一下导演拍摄的风格,就属于背着手进去、背着手出来。从目前来讲,我还没有放弃演员这个职业,我只能努力适应这个商业、消费时代,在可以适应的范畴之内寻找自己的舞台。纯商业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如果两者选其一,我当然还是选文艺。所以说,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记者:你是中国价格最高的演员?
陈道明:应该说是标价最高,因为我不想接太多戏。我入这行这么多年,从未拿过790万这么多钱,《手机》我扣掉个人所得税和给经纪人提成,落我手里的钱和一些报道的790万相差近四倍。
我上戏的原则是这样的:制片人来跟我谈上戏,我首先看你剧本怎么样,如果剧本不错,我再和制片人见面谈合作,问他戏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是一般的戏,成本又不高,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为什么呢?你给我这么高的价码,其他演员你请什么人呢?阿猫阿狗吗?你靠着我耍大刀去?所以我不会上的。
当我离开这个行业的那天,可能三年五年以后,我会退休。我跟制片人朋友开玩笑,我陈道明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也不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也别再找我的麻烦,我是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记者:你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陈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更悲哀的是,我们看到了问题,却改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远离人群,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现在让自己边缘化,就是这个原因。
(安茹玉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