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赋中涌现了相当可观的女性形象。检索《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校辑，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可知，两汉四百年间描写女性的赋有十余篇，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同样的赋达六十余篇。数量如此可观的魏晋南北朝女性赋却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这些赋中描绘的女性形象如何？有什么特色？与社会现实和习俗风尚等是否存有关联？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粗浅的分析。
一
魏晋南北朝女性赋中有容貌绝伦的神女、美人，有命运悲惨的寡妇、出妇，也有心绪愁怨的思妇，身手不凡的艺妓以及妒妇、丑妇等。她们面貌、情怀各不相同，却都有栩栩如生的鲜活魅力。
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神女、美人形象。自从宋玉创作《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后，神女、美人就以其令人目眩神迷的风姿迷住了一代代的文人才士。魏晋南北朝赋中此类女性空前增多，涉及到二十余篇作品。神女赋集中出现在魏晋建安时期。曹植有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杨修、应�、王粲、陈琳、张敏等人作有同题《神女赋》。这些赋中塑造了一个个超凡脱俗、美丽异常的神仙女子。除了神女赋以外，曹植、应�、王粲、陈琳、阮�、繁钦、陶潜等人还创作闲情、止欲主题的赋。这类赋模仿张衡《正情赋》和蔡邕《检逸赋》的创作模式，在“情”字前面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范的字眼，如正、定、止、闲等，以表示他们对情的规范和劝诫。文章多用“夫何淑女之佳丽”（阮�《止欲赋》）或“夫何媛女之殊丽”（应�《正情赋》）等句开头，但与《神女赋》中繁复细致的描摹形貌不同，他们重点叙述女子渴嫁或是男子求女。南北朝时，闲情赋沉寂下来，文人们开始钟情美人赋的创作。如沈约有《美人赋》和《伤美人赋》，江淹有《丽色赋》，梁简文帝和简元帝有两篇《采莲赋》等等。这些赋专意摹画女性的外貌美，女主人公褪却神性和缥缈，成为可感可知的人间红粉女子。
其次是寡妇、出妇等命运坎坷的女性形象。对寡妇、出妇的歌咏是魏晋文学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魏晋的寡妇赋不仅有曹丕、曹植、王粲、丁妻为阮�寡妻创作的四篇同题赋，潘岳为任子咸妻创作的《寡妇赋》，还有寡妇孙琼自述的《悼艰赋》。这些赋着力描写寡妇的悲苦无依。丈夫死后，她将自己封闭在家中，只有年幼无知的孩子陪伴左右。她的苦无人诉说，她的悲无以排遣，惟有在草枯草荣的季节变换中独自承受。曹丕、曹植、王粲三人还共同作有《出妇赋》。三篇赋都用出妇自陈，叙写其最初恩爱、继遭抛弃、最后收拾衣物被迫离家的过程。三篇赋虽同为一事而作，却塑造了不同的弃妇形象。她们或柔弱，或刚烈，跨越历史的长河，与《诗经》中《谷风》和《氓》篇中的弃妇遥遥相接。蔡文姬是此时期赋中又一位命运坎坷的悲情女子。曹丕、丁（广－田－共）特意为其创作了《蔡伯喈女赋》。曹丕的赋仅有序留存下来，丁（广－田－共）的赋则保留较多。丁（广－田－共）在赋中详细叙写了蔡文姬的不幸与悲苦。
还有就是思妇等情感幽怨的女性形象。一般观念中，思妇思念的往往是自己的夫婿。魏晋南北朝赋中不仅有这一类思妇，还出现了一类思念亲人的女性。魏晋时期思妇思念的多是自己的亲人。作品有曹植的《叙愁赋》、左芬的《离思赋》、钟琰的《遐思赋》以及王劭之的《怀思赋》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两个贵人形象：一个是曹植的妹妹，一个是左芬自己。嫁入深宫的她们一个比一个伤心难过。南北朝赋中的思妇则是典型的思夫之妇。如梁简元帝萧绎的《荡妇秋思赋》、庾信的《荡子赋》和陈后主的《夜亭度雁赋》等中的描写。她们或濒临绝望，或满怀希冀，每篇的思妇形象各有不同。
此外，赋中还活跃着一些身怀绝技的艺妓们。她们或跳舞、或唱歌、或表演杂技，用精湛的才情技艺带给宴会嘉宾感官上的满足。梁代张缵《妒妇赋》和刘思真的《丑妇赋》，分别塑造了妒妇和丑妇形象，虽说各仅一例，却是南北朝的新创，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魏晋南北朝的赋家用他们的妙笔，绘下了如此众多的女性形象，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女性生活、女性情感和女性命运的关注。
二
魏晋和南北朝的女性赋创作还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的赋在女性身份、写作倾向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上都有所区别。社会现实、风俗习尚等方面的变化是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所在。
（一） 魏晋和南北朝赋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上有着鲜明的差异。《神女赋》中的女性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女子，《美人赋》中的美人多是能歌善舞的世俗女子。魏晋赋中有寡妇和出妇，而南北朝赋中有妒妇和丑妇。上文已有涉及，不再赘言。
魏晋女性赋中记录了许多历史真实人物。建安七子中的阮�早殁，只留寡妻孤子相依为命。于是，好友曹丕同王粲等人同作《寡妇赋》，“以叙其悲苦之情”。潘岳的妻妹是好友任子咸的妻子，她少丧父母，出嫁后不久丈夫又不幸早陨，只有孩提孤女相伴。潘岳拟曹丕等人创作《寡妇赋》，“以叙其孤寡之心”。不久，她身边那个惟一可以给自己些许安慰的孩子也不幸夭折，潘岳又为其作《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蔡文姬是此时期赋中又一位命运坎坷的悲情女子。她是著名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在战乱中被胡骑所掳。流落胡地十二年后，曹操用金璧将其赎回。曹丕、丁（广－田－共）创作《蔡伯喈女赋》来记叙此事。曹丕等人《出妇赋》中的出妇是大将军刘勋的妻子，她因无子被逐，在当时影响颇大。曹植《叙愁赋》是代女弟子抒情。左芬的《离思赋》、钟琰的《遐思赋》以及王劭之的《怀思赋》则是女性自抒其情。阮�妻、任子咸妻、孙琼、蔡文姬、刘勋妻、曹植妹、左芬、钟琰、王劭之，她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经历过坎坷命运，有着真切的悲苦情怀。或自述，或他述，她们的苦与悲被一一写入赋中，成为此时期女性赋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此前的汉代还是此后的南北朝都没有出现类似的赋作。
（二） 魏晋女性赋重礼教，南北朝女性赋更重情色。魏晋文人借赋表达一定的礼教道德观，赋中的女性往往是德容兼备。南北朝文人喜欢从女性身上得到乐趣，重点描写女性的形貌和抒发她们的幽怨闺思。
遵循着儒家的风俗礼制，魏晋文人仍将秉持礼度当作修养高的表现，看重女性自身的德行。这种倾向首先体现在赋的主题上。在闲情止欲赋中，赋家们通过抗拒美色的诱惑表达禁欲守德的修养。“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陶潜《闲情赋》序）强调用赋来讽谏。曹植《愍志赋》序云：“或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士人的婚娶要有媒妁之言，在一定的礼法约束下进行。可见礼义大妨的力量依然大得惊人。
除了主题，这种重视德行礼法的倾向更多还是体现在赋中女性形象上。男主人公爱慕、赞赏的是德容兼备的女子，她们是魏晋文人理想的佳配。反之，徒有娇艳外表的女子则被视为淫邪和不道德的。文人拒绝她们，借以表达不受女色诱惑、秉礼修身的志向。赋中的神女愈美丽，就说明文人抗拒诱惑的能力愈强。王粲《神女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夭丽之神人”。“夭丽”一词已经限定了神女的品性，赋中极力描绘神女的容状之美，从体肤发鬓一直写到穿着配饰，却只字未提神女的品德。这正是要为后来神女的投怀送抱进行铺垫。在礼教观念中，有德行的女性要矜持守静，不能主动向男性邀宠献媚。显然，夭丽神女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礼教的规范，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放荡。因此，作者“顾大罚之淫愆，亦终身而不灭”，经过痛苦的心理斗争，“心交战而贞胜，乃回意而自绝”，道德最终战胜了欲望。通过这一过程的描写，王粲向世人表明自己是具有高度道德修养、能秉持礼度的谦谦君子。
魏晋赋中的这种道德色彩到南北朝已有明显淡化。当时的文人更热衷创作美人赋和思妇赋。情色开始成为主导。美人赋强调女性的外在美，鲜有写及道德品性等内在美。江淹《丽色赋》模拟曹植、王粲等人描写女性容貌美的手法，加以环境的烘托，不惜笔墨地渲染“丽色”之美，终极目的只为说明“非天下之至丽，孰能与於此哉”。这些赋描摹女子的形态，字里行间或含蓄或直白地流露对女性形貌的欣赏，表现美色娇态对文人的诱惑。《思妇赋》重点描绘妇人思念丈夫的情形。赋中反复写她们如何被相思和寂寞所折磨，将女性的幽思愁怨表现得更加充分和生动，但同样没有触及她们的妇德。
（三） 两个阶段女性赋中男性对女性的情感也不同。魏晋文人对女性有一种尊重怜悯的态度。赋中的女性或是男性作者企慕的佳偶，如《神女赋》、《闲情赋》中的女性；或是他们同情怜悯的对象，如寡妇、出妇等苦难女子。而在南北朝赋中男性更多用一种欣赏、玩赏的态度对待女性。
魏晋赋中的女性德容兼备。她们是符合儒家礼教规范的贤淑女子，是男性的理想配偶。南北朝时期情况有了变化。男性的眼中只有女性的身体和美貌。赋中的道德意味消失殆尽。作者站在男性角度观察着、摹写着多种情状下的女子之美，有采莲出游的丽人水中玩闹的鲜活情态（梁简文帝《采莲赋》），有赏花女子折花插发的动作细节（梁简文帝《梅花赋》），还有初笄女子的妙舞场景（梁简文帝《舞赋》）等等，这些赋和宫体诗一道为女性形象的展示起了促进作用。
为什么两个时期的女性赋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分析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魏晋较南北朝社会更为动乱。曹丕、曹植、杨修、应�、王粲、陈琳、阮�等人集中生活于建安时期。此时的社会已经由汉朝的大一统变成了全面的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实让人触目惊心。长年不休的战争，接踵而至的饥馁和瘟疫，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从汉末到晋初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详见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和文人也不能幸免于难。建安七子中的徐�、陈琳、应�、刘桢就“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死于建安末年的大瘟疫之中。可想而知，当时女性的处境会更加艰难。寡妇、出妇的增多自不必说，像蔡文姬那样被异族掳掠去的女性估计也不在少数。到了南朝尤其是齐梁以后，这种社会状况有了改善。尽管朝代更迭仍然频繁，但这些动荡多限于权力之间，较少波及社会。经济、文化都处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因战争、饥馑、疾病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社会上的鳏寡孤独人群也就没有魏晋时期引人注目了。
其次，在礼教观念上，南北朝比魏晋通达开放。魏晋时期讲求品性道德修养，对于儒家的礼教念念不忘。军阀混战，社会动乱不堪，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礼乐制度和伦理德行的衰败。“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接受过儒家教育的文人们势必要为此感到痛心。同时，统治阶层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也极力地倡导伦理教化，鼓吹立德修身。从那个时代的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立德”等字眼。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明确提出：“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女德方面，东汉班昭的《女诫》遗响犹存，汉末蔡邕的《女训》、《女诫》遥接其绪，西晋张华、裴危又分别创作《女史箴》，一再强调女性的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舆论不会去谴责寡妇的改嫁，却会给守节的寡妇一定的敬重和表扬。南朝时期，贞洁观念淡薄，人们对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很多父母逼迫女儿改嫁，甚至皇上都亲自下诏让公主多次改适他人（详见唐李延寿撰《南史・谢�传》，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很显然，这种社会风气下寡妇的悲苦已经难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另一方面，玄学的风靡和佛教的传播削弱了儒教的影响。如画的江南风光和充裕的物质条件又刺激了享乐纵欲风气。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都争相蓄妓纳妾，有的甚至多达数百人。这种蓄妓纳妾风气又导致妒妇的大量出现。于是《妒妇赋》取代《寡妇赋》，赋中第一次出现了妒妇形象。
最后，魏晋和南北朝的审美风尚不同。魏晋是一个感伤的时代，而南北朝则是感伤的淡化和稀释时期（徐国荣著《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不同的审美风尚下，人们的瞩目对象自然有所区别。魏晋士人关注社会现实，他们忧生忧世，触目皆悲，对惨烈的社会人生和生命的悲剧意义予以浓墨重彩的表现，作品中充溢着一股浓郁的悲凉慷慨之气。因此，魏晋文人对命运悲苦的女性能够给予一定的同情。从寡妇、出妇到沦落异族的蔡文姬、曹植妹，赋家代她们一抒胸中之苦。而南北朝时期，这种悲天悯人情怀消失殆尽，社会上充斥着一股艳情和奢靡之风，“寻欢作乐代替感伤的思索，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变成了对自身处境的关切”（徐国荣著《中古感伤文学原论》）。于是文人更乐意在男性自身的欲望下欣赏女性的美。自然，这时期赋中女性可供观赏的成分多了，而自身悲苦的命运却被忽略了。
总而言之，魏晋和南北朝的女性赋既继承了前代文学遗产，又在不同的背景下各有创新。因袭中有变化，同一中又各有特色，悲悯情怀与袅娜多姿并具，这正是魏晋南北朝女性赋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