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得从邓晓芒先生新版的一部论著合集《文学与文化三论》说起，这部合集实际是先生此前的《灵之舞》(1995)、《人之镜》(1996)和《灵魂之旅》(1998)三部专论的合编。多年以来，先生的论著一直是我辈后学的指针，读先生文字，常能使人生雾乡见灯之感。但令笔者不解的是，先生何以于《灵魂之旅》的尾篇特意补写了一章《另类的残酷》以称道卫慧、棉棉，并且最终肯定地断言，“她们是思想型的作家，而且她们不是用现成的思想去诠解生活，也不是从生活中去提取和发现某种普遍的思想，相反，她们的思想本身是一种叛逆(‘另类’即异端)，她们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以‘女作家’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体验的方式。她们是‘用身体思想’。”“她们的写作都是身体化的和自传性的，都有一种对过去的决绝和对未来的冲剌，但也都由于割舍不下自身血液中所渗透着的古典式爱情理想而体验到青春的残酷。由此而得出结论，她们都触及到了共同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即超越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向人性更高层次的自由解放作艰苦的攀升”云云。①
笔者在这里绝没有对卫慧、棉棉无端施以棒喝以根除其后患的意思。先生于林白和陈染的专论之后补此一章，是否想说明，在继林白和陈染之后，卫慧、棉棉在世纪之末终于触摸到了汉语文学“新生”的脉搏?抑或是想说明，卫慧、棉棉的“创造性”的“身体书写”真正显示了汉语文学写作的某种可贵的启示或者足可延展的某种向度?先生的本意不得而知，但笔者在重读了卫慧、棉棉的作品之后却觉得，先生这次也许是因为误读而对卫慧、棉棉作了某种过度的诠释――先生似乎一直愿意将文学也当作哲学来解读――但愿我没有误会先生的意思。
作为女性作家，早先出现的林白和陈染，其性爱题材的文本中尽管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它毕竟展示出了在当代中国众声喧哗的躁动环境中女性所处的混乱而真实的精神境况。多米或倪拗拗的性爱历程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内在的精神超越(她们事实上都重新返回了自己的文化母体之中――“无”)，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女性生存的值得深入思考的精神性命题，或者说提供了一种关于女性的精神诉求的有价值的参照。她们至少在肉身沉落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放弃对精神上扬的渴求和冲动，这就决定了她们仍然是站在严肃的“人”的立场上在关注其自身的一切行为，并且还有着为一切行为担负起责任的信心和勇气。而大量涌现于上世纪末的另一类性爱文本则从根本上完全放逐了这一息残存的一点可怜的精神回响，彻底地扒光自己的衣服，昂首站在了现代都市的街头，并且指着自以为美艳无比的身体骄傲地说：“瞧!这就是我的身体!”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即将告别那个苦难的世纪之时，在中国大地上疯狂上演的一出令人难堪的“丑剧”，这个“丑剧”被命名为“身体写作”，而上演这出“丑剧”的演员则成为了当代中国“另类群体”或“新新人类”的最前卫的代表。笔者以为，这其中，最为炫目的两位就是卫慧和棉棉。
某种意义上说，卫慧和棉棉的那类作品尚不能称作是真正严肃的性爱文学文本，因为单就其审美价值而言，它们其实并不比地摊角落或百姓的废旧纸堆里常见的那种通俗性爱读物高明多少(30-40年代的上海滩早就有叶灵之类的作家做过此种尝试了)。当这类文本以正常的文化流通渠道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有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之鼓掌呼妙的时候，它就已经脱离了商业炒作(其实是作者本身有意为之)的经济范围，而演变成了上世纪末的一次不容忽视的“文化事件”。透过这类“文化事件”，我们正好能清楚地看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图像的一个真实的剪影。
如果我们能回想起60-70年代美国经济在大起大落之后开始高速发展的当口所出现的混乱情形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卫慧、棉棉这类人物及其文本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市场经济是一列超巨规模的列车，一旦启动就将在其自有的轨道上飞速地滑行，它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求的同时，很容易给人们带来类似飞翔的晕眩或精神漂浮的超强度快感。经济的巨手能够轻而易举地颠覆任何既有的价值规范，在这方面，它所拥有的颠覆力量比任何思想或思想的实践都要强大得多。它既是现有价值尺度的修改者，同时也是层出不穷的新的价值尺度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它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没有任何固定的尺度；“需要”本身就是尺度。经济运作彻底打开了人的欲望之门，正像某些广告语所宣称的那样：不怕你做不到，只怕你想不到。商品的极大丰富暗示着生活的种种可能，同时也不容置疑地指示着所谓“幸福”的“正确”方向。置豪华住宅建超级游艇是一种生活，贩卖迷幻毒品肆意群居滥交也是一种生活，因为彼此都在享受自己所认定的“幸福”，你不能站在前者的立场上去指责后者是罪恶与堕落，正像你不能立足于后者而诅咒前者是更加卑鄙的资本主义一样。60年代的美国诗人金斯堡的著名长诗《嚎叫》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集绝望与狂喜、堕落与升腾、自戕与拯救、躁动与宁静于一体的现代人的精神图景。
而这一图景在90年代至今的中国大地上其实才刚刚被掀起了一角，但就是这被掀起的一角就已经彻底地暴露出了当下中国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贫弱、疲乏、猥琐、阴暗的精神本相，这当然更无法同金斯堡的那种以欲望的极度张扬来抵制“异化”的情形相提并论了。君不见，在眼下这个一派升平的世界里，我们能听见金钱和权力共谋时的狞笑，却听不见一声哪怕貌似公正的断然喝责(即使有，那背后也往往隐藏了另外的一种密谋)；我们能看到几乎无处不在的肉体交易，却看不到肉身沉落之时“精神”的那种热泪纵横的痛苦面容(即使有，其夹带的也只是对交易不平等而未能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满)。步履矫健的“白领”们在满街追打以“精神”为最后栖息地的人文知识分子“穷汉”，而知识分子却只能躲进书斋以所谓“学问”聊以自慰。你不是自命高尚吗?现在“我”扒光自己的衣服也扒光你的衣服就能让你彻底明白：你其实跟“我”不过是一丘之貉，甚至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不是高扬“精神”吗?现在“我”毁灭你的肉体也就自然地让你的“精神”变成了“零”(这恐怕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凤凰自焚式”的“重生”吧!?)“我”没有什么秘密的武器，但“我”自有一种天然而超乎想像的巨大杀伤力，因为“我”是“宝贝”(正是你把“我”命名为“尤物”的)。“我”现在是“上海宝贝”，是真正的“现代”品牌，“我”还时刻在准备着“克隆”出遍布中国每一个角落的不同品种的各式“宝贝”(事实是这类“宝贝”已经在广为流传了)。“我”将如鬼魅随身，追得你躲无处躲逃无可逃，只要你敢面对“我”，你就不可能不中“我”的圈套；因为“我”就是有着非凡的粘连力的“糖”，是那种千百年来曾令你无限陶醉的“滋味”，是你自以为早就看破看透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弄明白的“欲望”本身。只不过“我”现在必须穿上“交换”的外衣，因为“我”也得生存(感谢你不再利用“革命”或“道德”的名义置“我”于死地)，“我”甩金钱“交换”你的想像，而以快乐和忘却来“收购”你的灵魂。因为，“我”知道你的灵魂其实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虚无党”)，又何必假装斯文地跟“我”宣讲什么“精神”的经文呢?
一个人只有在特别鄙视自己的身体时才会想尽办法来装饰自己的身体。卫慧、棉棉之类的装饰就是利用所谓“身体写作”的幌子去美化自己那个已经被污染了的身体(这是在“用身体去思想”?)正因为如此，在她们的眼中，“坐台”、“乱交”甚至“群交”都成为了合理的东西――只有把整个社会叙述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自己身体的“恶”才有可能被掩饰起来，这其中已经彻底地没有了所谓“精神”的成分。笔者这样说似乎确有“道学家”的嫌疑，但我以为，倘不能于此等情形坐视而不顾的话，笔者倒愿意做一回这样的“道学家”。
中国大地上其实一直潜藏着一个极其特殊的“中产阶层”，他们既不同于那类靠着商海逐潮而崛挺起来的白领，也不同于那种利用权宦关系来获得其中产地位的新贵，这个特殊的“中产阶层”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凭借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肉体交易逐步聚积了足够其挥霍享用的财富，然后摇身一变开始以各种方式拼命洗刷自身的旧有污垢(这很像黑社会形式的“洗钱”)。当他们无法最终取得社会的认可时，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涂抹成同一种色彩，这样才会不至于让自己显得过于醒目，由此也才会求得自己在生存上的某种平衡。当然，严格说来，这个特定“阶层”的存在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整体社会氛围对这种能轻易获取财富的“便捷途径”的由衷的“艳羡”，它对于身处贫困状态的下层民众有着极其强烈的刺激作用与诱惑力量。在这里，肉体交易因为符合于经济交换的基本原则而变得合理，又因为符合于财富聚积的体制要求而变得合法，更因为符合于知识分子冲决道德钳制的理想诉求而变得合情，一种被颠倒了的混乱的价值理念实际正在引领着知识分子的某种思维。所以我们才看到，在众多的以“思想者”的面貌出现的知识分子的笔下，“卖淫”不再是一种对自身“人格”的侮辱而成了“肉身的发现”，“嫖妓”也不再是精神的沦丧而演变成了“精神”的“栖息”；玩弄女性被描述成“寻找真爱”，玩弄男性则成了值得骄傲的“女权主义”。以至于只要是描写性交就都是“身体写作”，只要有交合的呻吟就都可称作是“生命体验”，甚至垃圾堆中生出的畸形枝杈上也开满了“人性”的鲜花(人们常常把这类东西同波德莱尔式的对于“人性恶”的开掘混为一谈)。譬如这类的赞辞：“卫慧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极茂密的人生枝叶和人性花朵，执拗地、放肆地、疯狂地，经常是有失文雅、充满挑战性地直往上窜，蓬蓬勃勃，无处不在。”“其语言的‘及物性’限于主体内部真实，即限于变幻莫测的心情，熟悉而陌生的身体，以及很小的活动圈子。”“在她笔下经常出现‘艳遇’、‘杂种’、‘家伙’这些男性化字眼，但情感色彩与具体所指早已更换。类似这种话语的挪用，往往会表现为对男性爱话语充满暴力意味的争抢、掠夺，其语词组合的新鲜感和张力，或者通常所说的‘个性’，即由此得来。……由于某种现实文化的驱使(不仅仅是性别差异)，她把写作和阅读首先理解为系统的语言转换，在这之后才是意义的颠覆与再生。当此过程经常化了以后，即使不经意的一笔，也能使境界全新。”②
果真如此，卫慧当算得是中国当代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的重要发现者与空前的开拓者了，甚至完全可以称得上当代文学走出其现有困境的毋庸置疑的引路人。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既然现有的汉语已经不再能够使那个“在”之“本体”得以安妥，我们只有去寻找一种全新的、离那个“在”之“本体”最为接近的语言(譬如卫慧式的语言)，才有可能使那个本体的“在”重新“在”起来。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姑且看两段引文：“他进入不了我的身体，他沉默不语地看着我，全身是冰凉的汗，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接触异性。在男性的世界中，性的正常与否几乎与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这方面的任何残缺都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痛苦。他哭了，我也哭了。然后我们整夜都在亲吻、爱抚、喃喃低语。我很快喜欢上他甜蜜的吻和温柔的抚摸。吻在舌尖像冰淇凌一样化掉。他第一次让我知道亲吻也是有灵魂，有颜色的。他用小海豚般善良而挚爱的天性吸引了狂野女孩的心，而其他的，尖叫或爆发，虚荣心或性高潮，在一瞬间似乎都变得无关紧要。”这是写与一个阳痿的男人的所谓“无欲之爱”。按照小说的叙事技巧，这事实上不过是在为以后同德国人“马克”(总算为照顾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取名叫“美元”或者“英镑”)之间的那种所谓“无爱之欲”设置伏笔。马克“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像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像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③不用再引了，这两段文字大概算得上是离“本体”最近的文字了――因为除了这类文字以及那些杂七杂八抄录的西方作家、思想家的言论以外，实在也找不出多少有关“本体”之“思”的文字了――将西方作家如西蒙・波伏娃、杜拉斯、席尔维亚等等的“经典语录”“拷贝”过来，以便同自己对事件或感觉的叙述“粘贴”在一起，正是这类文本所惯用的写作技巧。看来卫慧真正想说的也许就只有一句话：“肉身”即是“本体”!?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不管男人是阳痿还是亢奋，只要“我”有了快感“我”就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小说中的“我”就是在一次次的快感之中去感受其所谓的“存在”的。
真要是如此也还算有些“思想”的影子了，但令人遗憾的，这里的“我”一面在把西方思想家们的只言片语别在自己的衣袖上当作装饰(也许正是这些东西在吸引着那些偏爱“思想”的人的眼球――笔者其实也常常以为：假定它们真的是从灵魂的深处喃喃独语而生长出来的东西该多好啊!)，一面却在偷偷地伸出另一只手在收取与肉体快感相应的货币，并且还主要是外国货币。按照那种所谓“人性花朵”、“语言颠覆”之类赞语的逻辑，这大概不能称作是“肉体交易”而只能名之曰“合理的等价交换”了。以此类推，“像冰淇凌一样化掉”的“舌尖”才真正凸显出了展示主体内部真实的“语言的及物性”；而只有纳粹式的“冷酷和兽性”才让自己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身体”，也只有如此，才称得上具有了全新的语言“张力”或者“个性”。中国文学真要往这条路上走，其不死灭才真叫奇怪!
“回到肉身”这个命题，不只是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当然也非常复杂)的生存论命题，因为惟一能证明自己是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的证据只有自己的“肉身”。“回到肉身”首先是为了抵御外部世界所带来的“自我”的“异化(物态化)”，同时也是为了重新看清(认识)这个肉身的真正本相。以便使这个本真的“肉身”自行“说”出其新的“言语”，以藉此安妥(显现)那个“流浪”的“灵魂”(精神)。这里的“回到”是“返回”到其“原点”而重新开始，它是一个新的“起点”而绝非是一个“终点”，它是为了求得“精神”的再度升腾而绝非是让“精神”蜷缩在这个“原点”上静止不动，是为了激发出潜在的生命本能的巨大力量而为精神注入更多的活力以促成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而不是毫无顾忌地释放出生命的原欲来满足人的有限的快感而将精神推向堕落的深渊。
中国人的“感觉”似乎特别发达，所以中国人历来只知道“跟着感觉走”(从“感觉”到“感觉”)，而很少会意识到“感觉”其实常常会“骗”人的。把“回到肉身”错误地想像成了“体味快感”，其结果，除了能盛产欲望的垃圾以外，剩下的只可能是些精神的死尸，这样的所谓“文学”即使能开出多么娇艳的花来也是没有丝毫的价值的。再次借用先生的话就是，“文学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仅仅停留于生命力的本能状态，不是从中升华出纯文学来，而是使文学降为动物本能的宣泄，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贫弱。中国历史上个体人格的萎缩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中国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不知道自己与动物或尘土究竟有什么区别。文学的真正独立要以个体人格的独立为前提。这种个体人格既不以群体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气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向人性的高峰奋力攀登，与自己的懒散、自欺和粘连于他人的习惯作斗争”。④如此看来，要真正确立起中国文学之“根”，还是得首先从国人最起码的精神建构――“立人”――上着眼。对照此说，我不明白先生之于卫慧、棉棉的赞誉到底该作何感想。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中文系)
①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614-633页。
②郜元宝《荒芜的悸动―― 谈谈卫慧的小说》，《另―种权力》，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13、114页。
③卫慧《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第5、61页。
④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