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恨家仇未报,同根萁豆相煎。将军一怒发冲冠。抗日临潼兵谏。本是恩将仇报,还玩结契金兰。枭雄手眼不新鲜。一味痴迷堪叹! 《西江月》词一阕,说的是千古功臣张学良与一代枭雄蒋介石的恩仇旧事。
一位伟大的哲人说过: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那么,我们也就从当事人的“事后结果”说起。
1975年4月5日,由于心脏病突发,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终年89岁。囚禁中的张学良闻讯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想到自己与这位逝者近半个世纪的恩怨仇雠,不禁心潮翻涌,百感交集。
真没料到,在他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途程中,竟有一多半时间是在这位雄鸷而残忍的强势人物的支配下度过的。这个人使他的盛衰荣辱,包括整个生命的轨迹,发生了截然的改变。西京之役,是他的命运转捩点,“搅得周天寒彻”,也“阅尽人间春色”。
须知,蒋介石这个大独裁者可不是好对付的,一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实施报复,先是按照“国法”判了张学良十年徒刑,可是,又一转念,觉得不妥―――十年过后,这员虎将也才四十多岁,正当壮年,放出来那还得了?于是,又变了个招法,改用“家法”来加以管教。一则,可以蒙上一丝脉脉温情,彰显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让他人不好说话;二则,从此可以监禁终生,直到垂垂老死。这些,在他人眼中都是洞若观火的“阳谋”,只是,张将军却没有看出个中机窍,“一味痴迷堪叹”。
且看他送给蒋介石的这副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据说,早在1948年,张将军初到台湾井上温泉时,即曾写下了“爱护之深”、“关切之情”、“国事之争”、“几同参商”等语句,涂涂改改,斟酌过许多次;到了蒋介石去世,这副挽联正式成稿,足足运思了27年之久。可见,这16个字并非率尔操觚的产物,其间的蕴涵还是深堪玩味的。
这里,张将军集中表述了他同蒋氏的特殊关系。其特殊的程度,竟至于我们很难准确、鲜明地加以定位。表面上看,就最高统帅部来说,二人一为正职,一为副职,似乎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由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和协调中原大战这两个至为关键的时刻,曾经对蒋氏施以有力的援手,甚至可以说是拯危救溺,恩同再造,因而,他在世人心目中,尤其是在蒋氏的心目中,具有他人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此其一。
其二,张学良手握30万重兵,身为北半神州的一方霸主,其角色与身份,俨然与“江湖老大”的蒋氏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他既不同于一般的军阀,更有别于蒋氏的普通部下、一般僚属。
其三,他们曾结契金兰,谊同手足;有人甚至说他们不啻父子关系,比如,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就有“蒋张二人是家长与子弟关系”的说法。张对蒋耿耿孤忠,推诚相与,“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一切唯蒋之命是听,对蒋以父执事之”。但是,稍微清醒一些就不难辨析,哪里是这码事!郭军反奉期间,由于他与“大逆不道的郭鬼子穿一条裤子”,划不清敌我界限,老帅张作霖也曾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又演出“辕门斩子”、“刘备摔孩子”的闹剧,可是,明眼人都晓得这是做给旁人看的。那么,且问:西安兵谏后,蒋介石对张学良也是如此吗?
二
当然,就张学良自己来说,也可能确曾存在过这种想法。我们且听听他在“口述历史”中是怎么讲述的:
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副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老先生对我,那是很关怀的。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是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们在解读这副联语时,遇到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这里说的“关怀”,究竟作何读解?从张将军本人的口述中,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老蒋对于他是真心关怀的;也就是说,联语中表述的正是作者本意,发自作者内心。以张学良的坦荡胸怀,以他的与人为善的天性来说,他这样说、这样做,都是情通理顺的。
但是,这样一来,人们马上就会产生疑问:难道世间竟有这样关怀的吗?而且竟是“之殷”,竟是“情同骨肉”!不关怀,又将如何?难道只有杀头才是不关怀吗?百般困惑之余,有人代为求解:认为应该考虑这样一个背景―――虽然张将军说吊唁是私人性质的,但他清醒地晓得,悼词最终必然公之于众;而且,当时尚处于拘禁之中,先主虽逝,后主还在,因此,他不能不存有某些顾忌,因而免不得会夹带一点冠冕堂皇的成分。而到了十多年后,在作“口述历史”时,也不便改口了,似乎也没有必要改口了,于是,顺水推舟,就这样过来了。
后一因素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但我以为,就张将军当时的心境来揣测,主导成分还是前者。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其实正在于此。
可以说,对于蒋介石的雄猜、鸷狠、阴险、多疑、耍手腕、弄权术的“人性暗箱”,张学良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地弄明白。因而,他一路地赤诚相与,一路地献身卖力,一路地吃亏上当,尝尽了苦头,最终仍然执迷不悟。
从本性上讲,两人就划然各异,甚至是判若云泥。张学良正而不诡,蒋介石诡而不正。二人的出身、阅历完全不同。蒋氏自幼混迹于十里洋场,只身闯荡江湖,从最底层一步步地爬了上来,历尽人世风波,长于应付艰危局面,最后练成了“通天老狐”,谋深虑远,阴险叵测;而张学良出生于富贵人家,“年少万兜鍪”,万事皆能顺其心志,无须刻意经营即可达致仕途通显;又兼他在接纳“孝悌忠信”儒家文化的同时,深受西方文化之熏染,因而,少了些磨炼与韧性,多了些张狂与任性,为人处世,逞义气、重名节、讲感情,相对单纯、率真一些,有时耍一点小聪明,即所谓“黠慧”,而缺乏更深远的谋略。
在张学良的字典里,似乎没有“机心”二字,什么狡狯、权谋、暗算、防范,好像都与他毫不相干。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轻易地委信于人。对于蒋介石,他就正是这样。即使到最后,他也还是对蒋氏作“有大略,无雄才”的评价,以“才智”作为衡人标准,而无涉于品格、人性、伦理道德。因为他不懂得这一套。而长于政治权术的蒋介石,则恰恰与之相反。
说到二人之间“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他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的判断,他对我讨厌极了。所以,后来不能让我自由。他心里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其实,我跟蒋先生两个人的冲突,没有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
看来,根本之点在于如何对待“抗日”和“剿共”上。这一矛盾、冲突,贯彻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之中。
三
细按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交情”,客观地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东北易帜拥蒋到协调中原战事助蒋,为“蜜月期”,这是两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在他们磕头换帖,结为“把兄弟”的同时,于凤至与宋美龄也结拜为姐妹,于称宋母为“干娘”。随着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便驻节北平,节制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事,权力与地位到达了巅峰。
尔后,逐步进入了“摩擦期”,中经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张学良被逼下野,欧洲考察后复出。
最后是“交恶期”,一方要剿共,一方要抗日,结局为临潼兵谏,捉蒋放蒋。
与此相对应,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及其麾下的东北军,始而拉拢、利用,继则遏制、削弱,最后分化、剥夺。总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来也未曾像对待他的嫡系那样真正地信任过。
应该说,张学良对于蒋氏的倚重与信赖,以至后来的“敲打、教训”,绝非源于私人情感上的好恶,或是出于个人的利害权衡,而是出自对国家命运、民生疾苦的关心,他从小就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他说:
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
作为崭露头角的青年将领,他在军阀中首倡罢兵息争。在多次谏诤父帅未能如愿的情况下,愤懑不已,决心“一旦掌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要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尽力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做点什么”。但他并没有分疆割据、独霸称王的野心,无论是父亲期望他成为李世民,还是日本人别有用心地劝他做“满洲王”,他都不予理睬。至于问鼎中原,称霸全国,他更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愿意在“一个领袖”之下,实现他的报国济民的宏伟抱负。
在张学良看来,就当时局势而言,在各路军阀中,以蒋介石为最有能力、也最有实力统一中国。原来,他把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的功绩,全部记在了蒋介石的名下,从而坚定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信念;又兼早年对美、英的富国强兵十分向往,而蒋介石已然得到美、英的支持;且其反苏、反共的政治倾向,与当时张学良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因此,早在东北易帜之前的1927年,张学良率军南下时,就试图与蒋介石联络,曾经致电蒋氏,希望能够罢战言和,共商国是,但未能如愿。
第二年,他即主政东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东北三省的生存与发展。他认为,“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才能全力对付日本”;“而欲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他的民族气节和以民族利益为基准的高尚情怀,使他毅然决然摆脱日本的控制,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更是直接救助了蒋介石。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霸一方。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行为,引起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军阀的不满,联合起来反蒋,导致了1930年5月的中原混战。四个多月时间,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负。在这种情势下,拥兵数十万、雄踞东北的张学良,“左袒”还是“右袒”,对于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张学良看来,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只有支持这个政府,才能保证国内统一,也才能保住东北地盘不受外敌侵略。于是,亮出了“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旗帜,同时派兵十万进关,和平接收平津,中原战事迅即结束,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稳操胜券,铺平了通向神州霸主的道路。
张学良以为,靠着白山黑水和中原沃血换来的骨肉深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因而,心里充满了踏实感、安全感。而渴望进入中心地位,以期一展长才的报国赤诚,更使他多年来紧紧地追随在蒋介石的左右,没有猜忌,不加防范,言听计从,忠贞不渝。然而,实践表明,他到底还是把人看错了。
随着东三省局势的逆转,蒋张之间的矛盾也在特殊关系的背后日益凸显起来。九一八事变以及热河抗战中,由于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造成大片国土沦亡,三千万生灵涂炭,张学良在心理上遭受到极大的刺激,几乎到了彷徨失据、无地自容的地步。而处此绝境,蒋介石却并未施以援手,反而趁机在东北军上大做手脚。这使得张学良有些心寒,思想上露出变化的痕迹。
原来,作为“蹩脚司令”的蒋介石,军事方面虽然并无长策,却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出色政客。他从清代康乾二帝那里学来一套驾驭部下的权谋,经常制造下属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猜忌,形成派别,互不信任,以便于操纵、控制。在他的手下,什么政学系、新政学系、CC系、太子系、中统、军统,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他故意引发他们相互监视,明争暗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高踞上流,左右逢源,必要时分别施以小恩小惠,使之个个都觉得承恩受宠。
他的衡人标尺是,才能远不如忠诚重要。因而用人唯亲,一贯以人划线。只要是黄埔系,浙江人,属于他的嫡系,而且能够铁杆忠诚,即便是吃了败仗,损兵失地,也照样保他升官晋爵;反之,能力再强,功劳再大,也不予以信用。对非嫡系的重要人物,在使用的同时,还要进行分化、限制,防止其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而对于需要拉拢的人,他可以指天誓日,结为异姓拜把兄弟;待到一朝成为竞争对手,或者毫无用处,便翻脸不认人,一脚踢开,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
蒋桂战争前,他尊奉李宗仁为“忠实同志”,战衅一开,便改口称之为“党国叛徒”。蒋冯战争前,他致电冯玉祥:“弟自入党以来,未曾卖友,亦未曾杀戮革命同志一人。至若兄与弟,言公则兄为革命元勋,言私则我辈誓共生死。且兄又居弟之长,弟若稍有不利于兄之处,则人格破产,信用扫地。”但时隔不久,即将冯玉祥开除党籍,下令拿办。对于自己的这种朝三暮四,反复无常,蒋氏本人曾力图加以掩饰,他说:“处世做人的要道,在于随机应变。”
台湾作家李敖算是把他看透了:
蒋介石一生中喜欢以异姓昆弟之交拉拢人,拉拉扯扯,拉帮结拜,但无一个真心朋友。与蒋结交的人无一有好下场。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四
张学良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蒋介石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帮手,而绝非嫡系。急难中可以拢络、利用,却不能视同股肱,托为心腹。如同俗话所说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易帜”之后不过半年,1929年7月,蒋在北平接见张学良,授意他以武力接管中东路,以防止“赤化”,即使最后与苏联断交亦在所不惜;并答应“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几百万元军费”。结果,战事一开,东北军即连遭败北,一个旅长战死,另一个旅旅长以下七千人被俘,团长多人阵亡,黑龙江舰队全军覆没。而蒋氏则“食言而肥”,以讨伐西北军为借口,一兵未出,一文未拨。
对此,顾维钧作出分析:“蒋介石的目的是使无充分外交经验的张学良诱入圈套,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蒋在当时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惟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党方面有彻底办法耳。”可说是老谋深算,一箭双雕。
同样目的,同样手法,蒋介石后来又用在驱使东北军“剿共”上。正由于他始终将张学良视为异己军阀,因此,在处理过桂系之后,就着手解决西北问题。在他看来,西北问题十分复杂,既有共产党与红军的问题,还有张学良东北军的问题。于是,1935年9月,急令东北军开赴西北“剿共”,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蒋介石向来都是借“剿匪”之名行“削藩“之实的,让地方军阀与中共互相消耗,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
此际,他的险恶用心正是“一石双鸟”―――既可利用东北军消灭红军,又能借以消耗东北军的有生力量。为了控制张学良及其军队,蒋氏往里面派驻了多名亲信:侍从室主任作为参谋长控制军事枢纽;“十三太保”第一太保掌管张学良的政治动向;贴身侍从负责东北军的情报工作。同时,把中央军调到东北军的背后,以防不测。这样,东北军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抬头面对红军的枪口,回过头来,又有中央军的枪口对着他们。
当时有过这样一幅漫画:两堵高墙巍然矗立,细看,左侧是由滚滚人潮组成的“铜墙铁壁”,右侧是寒光闪闪的剑树刀山,中间狂奔乱跳着一头猛牛;前面明明有一条通道,却被铁丝网罩上,挂着一个“不许攘外”的牌子;身后,一个西服革履的光头绅士,手里挥舞着文明棍,在督催着猛牛,让它向左侧的“人墙”冲去,结果,一冲一个跟头,最后,弄得破头流血。而那个光头绅士却用文明棍不住地戳着牛的屁股,强迫它继续冲向人群。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猛牛回转头来冲向主人,用双角狠狠地把他掼在地下。漫画的题目只有一个字:《逼》。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境。
东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不足两个月,损失兵力达三个师之多。当张学良请求蒋介石给予补充时,蒋介石的答复却是:“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各部,番号自行取消。”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请求对两位阵亡的师长每人发给十万元特恤金也被驳了回来。张学良慨叹:“我张某人混得连十万块钱都不值了!”伤心、失望之余,张学良开始领悟到,东北军不管怎么卖命,终究摆脱不了受制遭劫的命运。生存尚且不保,更何谈抗日复土,洗亡国之耻,报杀父之仇,雪“不抵抗将军”之羞,救民族危亡之急呢!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个阶层的中国人,我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他,并且,我愿意无条件地听命于他。”现在,他看得非常清楚,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于是,便加紧与陕北的共产党秘密协商,双方实现了实质上的和平共处。这件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于是,蒋立即亲赴西北督战,并调集大批中央军开赴潼关;同时放出风去,要撤换“剿匪不力”的张学良。结果,使张学良的对立情绪更加激烈。
这次兵谏捉蒋,有两条直接的导火线:一是当时全国抗日热潮日益高涨,纪念“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的游行请愿活动席卷西安城。他们恳挚地对张学良说:“东北沦陷五年了,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整个请愿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哭声、吼声响成一片,张学良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他当众表示:“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当晚,他就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回答却是:“对学生就应该用机关枪打!”这使他异常震惊,也极度失望,知道了靠规劝已经无济于事,于是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张。
二是,在这同一天,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让他密嘱《大公报》发表削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此前,蒋氏曾依次召见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唯独把张、杨排斥在外,致使二人深感忧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捉蒋的决心。
应该说,此举既非蓄意摆脱蒋的领导,更没有谋害他的用心,只是要逼他抗日,可说是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行为的“变型”。这种“忠君”是以爱国为前提的,用兵谏的手段达成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湔羞雪耻相统一的目的,不失为彼时彼地张学良的最佳抉择。
在西安、南京和中共三方的共同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信”,使他对联合抗日的“口头承诺”不致反悔,张学良将军毅然决定亲自送蒋回宁,向世人表明了他一不争权、二不争地,为了实现共同抗日而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的耿耿赤诚。
五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不久,即施行无情的报复。张学良原以为,蒋氏要他“写一个认罪的东西,以便向南京百官有一个交代”,只是作“应景文章”,很快他就可以获释。岂料,茫茫无际的囚禁生涯,就此开始,一押就是54年!
张学良遭到软禁之后,许多要人都为之说情,其中包括宋子文、宋美龄等“皇亲国戚”,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张治中等“朝中重臣”,以及外籍顾问端纳等等。1937年1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给予张学良带兵的自由。蒋说,张学良他自己要求读书,我怎么办?同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将领再次提出把上阵杀敌自由还给张学良,蒋仍置之不理;而在召见东北军代表时,他却说:“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我留他在这里,让他多读些书。”
九年过去了,全国政协会上,委员们呼吁还给张学良人身自由,蒋介石让邵力子出来代他讲话,说:“张学良的问题不是国法问题,而是家法问题,你们不要管啦!”同年10月,张学良托请前来探望他的张治中在蒋面前代为说情,结果,蒋断然下令:今后任何人见张,都要经他亲自批准。
1949年1月,蒋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为了增加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应尽快放出张、杨。蒋却冷冷地说,你们找李宗仁去说。李宗仁倒是真的答应了,当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拍电报,要他负责落实。顾祝同深解蒋介石的用心,便推脱说,这要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来办。于是,李宗仁又派遣程思远去台协商。陈诚说,蒋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里,遵照蒋的指令把张学良秘密转移,程思远无功而返。同年年底,蒋下达手谕:要严格审查张学良寄出的信件,这就把通讯自由也剥夺了。
在旷日持久的拘禁生涯中,张学良自己也曾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求赦,主动承担“罪责”,以求宽宥;请缨赴战,要与日寇决一胜负,“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表述“加意锻炼身心,修养体智,以备钧座之驱使,代国家之驰骋”,“乞钧座念及十年之情,怜及匹夫之志,有以成之”的心愿。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蒋介石的策略,一曰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二曰水来土掩,虚与委蛇。
一次,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买”。蒋介石却说:“你懂什么,这是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政治权力的钓鱼竿。”不久,他就叫人把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鱼竿送过去。张学良看到这根鱼竿能伸能缩,可长可短,知道他的用意,当即折断扔掉。对于长期丧失自由,身心饱受摧残,张学良以独特的方式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他特意捉了一只鸟,把它关进一个精致的鸟笼里,然后作为一件特殊礼品,托人给蒋介石送过去。蒋介石收到后,将计就计,差人做了个更大的鸟笼,作为回赠,派人送给张学良,并捎话说:“我很爱鸟,你再在山上多捉些鸟吧,我有的是笼子。”
1956年,张学良铁窗生涯熬过了20个春秋,羁身台湾孤岛也已整整10年,又正赶上老蒋70寿诞,张学良抱着很大希望,把一只珍贵的瑞士名表作为礼物托人送给蒋介石,暗示岁月蹉跎,“管束”应该结束了。蒋介石深知个中寓意,立即回赠一本1936年年历,还有一双绣花拖鞋。看得出他对西安事变那场羞辱始终耿耿于怀,决意要把“管束”永远拖下去,直到张学良老死。
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
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
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他不知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
六
说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心理反应,包括对张学良的态度,可以用“一怕二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其实,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也就能够回答:蒋介石何以长期扣住张学良不放?
首先说怕。有一次,美籍著名史学家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放你?”张学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了国民党元老张群的一句话:“张岳公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看来,张学良的“虎”威犹在,是其不能获释的重要原因。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一麾出守,举重若轻,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原因在于他手下拥有一支强大的东北军,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实力派。在蒋介石心目中,张学良是一只威震神州的真正的东北虎;而那场震惊中外、至今思之犹使蒋介石心胆俱寒的西安事变,更使他领略了这只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东北虎的赫赫神威。现如今,虽说已经“虎落平阳”,但只要获得自由,他仍然能够凭借他的老本,他的余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成为有影响、有实力的统帅,继续率领东北军横行天下。
行伍出身的蒋介石深知,军队就是命根子,有了军队就意味着有了一切。西安事变前,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抗日救国大旗下,相互合作,形成了时人所称的“三位一体”,总兵力达数十万众。事变之后,这支武装力量并没有消亡,作为“东北王”,张学良既是东北军的主心骨,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重要支柱。扣住他不放,无疑是涣散以至瓦解东北军以至“三位一体”的关键所在。而“三位一体”内部离心力的日益加剧,又为蒋介石长期扣押张学良提供了信心和保证。
杨虎城的话,可谓一语破的:“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本来就不够团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能回来,东北军内部有个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比较容易。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才决心把张学良扣押到底。每当历史出现转折时刻,蒋介石都要亲自过问对张学良的监禁事宜,唯恐出现意外。1946年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正式亮出“释放张学良”的议题。蒋介石十分紧张,立即紧急部署,匆匆忙忙将张学良秘密押解到孤岛台湾,为的是怕他在大陆被劫走,或者迫于政治压力被释放出去。押解到台湾以后,他仍然严加控制,因为他担心,张学良一旦“出山”,就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为反蒋的人所利用,干扰国民党的‘改造计划’和‘强人政治’”。
直到临终前,在同“后主”蒋经国谈到张学良时,他还郑重交代:“不可放虎!”中国古人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说法。张学良当时大概没有料到,他的这位“关怀之殷,情同骨肉”的老上级,关于他的临终嘱告,竟是这样断义绝情的四个字。
这样决绝的交代,显然不是随意作出的。那么,其意为何?是怕他“东山再起”,重新“占山为王”吗?看来不像。―――当年的“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被囚禁了38年、已经75高龄的老将军,纵然不是“一饭三遗矢矣”,昔日的震山之威,难道还存在吗?他身后的30万大军已然“灰飞烟灭”,莫非说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老头子,还能揭竿而起,重新向蒋家王朝发难吗?看来,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害怕口无遮拦的张学良获得自由后,会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披露出种种于他不利、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的内幕。
再来说恨。蒋介石当然对张学良愤恨至极了。一恨张学良挑战了他的绝对权威,让他颜面无光,威信扫地。二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死里逃生,趁机壮大实力,最后国民党一垮到底。事变之后,蒋介石曾说:“此时抗日,坐大中共。”“八年剿匪之功,预期将于两星期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役,几乎坠于一旦。”三恨张学良始终坚守诚信原则,不作违心之言,不肯悔“罪”认“错”。
凡是了解蒋介石的个性、洞悉其为人的人,都知道张学良一经陷入他的牢笼便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经说过,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气量狭小,睚眦必报,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另一位元老续范亭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指出:“汉卿又一时失策,亲自把蒋送回南京。蒋介石的秉性是世人皆知的,他地地道道就是《红楼梦》中的那两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果然,他一缓手就把汉卿给囚禁起来,再无出头之日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强烈的报复心理,是张学良不能获释的直接原因。当年西太后有句经典的话:“谁若不让我痛快一时,我就让他痛苦一世。”蒋介石比西太后狡猾,他不说出来,实际做得更狠毒,更厉害:你张学良不是让我委屈14天吗,那我就一报还一报,还你个1000个14天!结果,足足监押了54年。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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