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崔京浩演唱的那首《父亲》时，女儿正在哈尔滨一所大学里读书。我连夜将歌词用手机短信给她发去，“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是那登天的梯……”几天后，女儿打回电话，在电话里给我哼唱那首歌。我握着话筒，心窝里酸上来，好半天说不出话。女儿问我，爸，你听着吗？我强作平静地说，听着呢。女儿声音低下来，也有了哽咽之声，问，老爸你是不是哭了？我只说了声没有，便将电话放下了。
女儿湛宁生于一九八○年。那一年，国家刚刚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政策，她妈妈是交上了“只生一个”的保证书，才领回生育指标证明的。我和妻子都只念过初中，把人生最美好的求知时光都贡献给了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和天下所有同命运的父母一样，寄托在儿女身上的心堪比天高。还在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和妻便将自己再难实现的人生梦想不厌其烦地强行灌输进了她小小的脑袋，考大学，念北大。女儿渐渐长大，知道了考进北大，如登天摘星，那将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便开始一次次地抗拒，“一定要考上北大吗？市里一年也考不上几个呢。”我也知那目标将是何等的渺茫，便跟她玩文字游戏，一步步调整退缩我们为她制订的人生目标：“北大的概念嘛，似可这样理解，一、北京大学；二、北京的大学；三、北方的大学；四、北山的大学。”当时我家在锦州，有一所师范大专就建在城北山岗上。女儿听了嘻嘻笑，说第四可不考虑，我往前三个目标努力吧。妻子不住地用眼睛瞪我，背后又恨恨地对我说，什么北京的北方的，就是北京大学！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我唯唯称诺，说好，遵命，不说，再不说了。
这个登天摘星的人生计划是从女儿上小学时便开始一步步实施的，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送孩子进哪所幼儿园时，已将其纳入选择的内容。进小学，要按居住学区，为了送孩子进一所重点小学，我责无旁贷地去一一拜求朋友，在学校已经开学后，我总算坐到了重点小学校长的“御案”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上虽还没有择校费一说，但校长面前的纸单子上还是明目张胆地开列了许多需要家长赞助的物品，走廊里有家长正满头大汗地往老师办公室里搬桌运椅。校长一脸公事地说，那你看看，能帮助学校解决一些什么困难吧？我苦笑说，我在市文联工作，我们那种单位，也就有稿纸。没想校长立刻提笔在她的帐单上添写了稿纸二字，说也行，不少于二百本吧。我立刻慌了，红头涨脸地说，我们单位稿纸也是定额管理，我是开玩笑呢，不管赞助啥，我都只能自己掏腰包。校长翻了我一眼，将她的赞助单子推到我面前，说我可没跟你开玩笑，你自己选一项吧。我最后选的是学生教室里需更换的广播喇叭，共五十个，按今天的择校行市看，便宜到家啦，可算为零！所以，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家里都喊女儿“小喇叭”，妻子则一次次提醒我，小喇叭就小喇叭，但不许对外广播！
既为孩子做出了“小喇叭”的额外奉献，就希望孩子为这种奉献做出超于别家孩子的额外回报。我对女儿学习上的要求是严厉的，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时常有人冲着我这作家的头衔，把孩子带来让我做些作文方面的辅导，还拿孩子的作文让我帮助修改。天下父母，同病相怜，应该说，我热心了，热情了，也尽力了。但我对女儿却一直将热心深藏，表现出的是冷酷无情。她将作文送到我的手上，我看过，不满意，嚓嚓两下，撕掉，让她重写。女儿哭了，妻子也急了，河东狮吼，问为什么撕，又问哪儿不好？我的回答是，该撕就撕，自己琢磨。也是怪，女儿再将作文交上来，果然就有了一些进步。我为此得意，妻子却至今还在讥讽我说，什么进步，阿Q而已，你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由小学而初中，由重点转重点，登天摘星的进程曾一度比较平静顺利，但那平静与顺利是文火的煎熬，是智力与韧性的较量。考重点高中只凭分数，分，分，小命根儿，三叔二大爷当教委主任都没用，分数张榜，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呢。据分析，女儿中考的分数处于那种一线悬卵的境地，用她妈妈那些天常挂在嘴巴上的话说，你要是再多得一分，就有把握了。在等待录取分数线的日子里，一家三口人便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天到晚团团转；或者比作无头的苍蝇更合适，一个个四处乱飞乱撞，打探消息。我是家里的男子汉，在这种时刻，我要镇定，我要说句公道话，我要保持家庭的稳定，便一再在母女二人面前声明，说谁也不要埋怨，班级里近八十名学生，孩子考了第三名，这成绩已经很不错，我和你妈妈虽说心比天高，但真要上考场，未必能拿下这个成绩。她妈妈用嘴巴撇我，说这种时候，少说不咸不淡没用的，我闺女只能上重点！不上重点还上什么大学？
那是一九九六年，大学还没实行扩招，连重点高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难保金榜题名，妻子的话很现实很有针对性，我无言以对。在填报志愿时，我和妻子帮孩子下决心，只在第一志愿栏内填写了重点高中。事已至此，自古华山一条路，再无他路好走。平时连买什么样的手纸都要算计算计的妻子开始筹措票子，不录取则读“议价班”，甘掏血本。给我的任务则是再去找朋友求关系，能少花一万是一万。可我哪有什么路子可走？当时已有了“七匹狼”的顺口溜：“公检法，土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我不属于“七匹狼”中的任何一匹。重点高中的校门只留下窄窄一条缝，分数不够又塞不足票子的，天王老子也别想挤进去。
终于，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那一年夏日里最酷热的一天，母女二人从外面跑回来，也顾不得擦汗，坐在那里就劈哩啪啦地掉起了眼泪。我的心彻底谅了，眼前黑下来。黑色七月，很多人是说高考，其实，中考已远比高考更残酷无情。一个班级近八十名学生，考了第三名的学生尚且回家掉眼泪，那更多的孩子呢？不能责怪，也不该责怪了。妻子哭了一阵，到卫生间去洗脸，出来时对我说，录取名单公布了，学校门前张了榜，你去看看吧。我眼前霎时又一片雪亮，问，考上了？妻子眼圈又红上来，说让你看就去看嘛。那天，毒辣辣的大太阳将柏油路都晒软了，自行车轮滚在上面似沾了胶。我大汗淋漓地站在红榜前，面对那极具戏剧性的竞争结果，我不知是该放声大笑，还是也像她们母女一样躲回家去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回。全校考取重点高中的是五十五名，湛宁榜上有名，名字却排在最后。哈，她是孙山啊！多么精彩的一个擦边球！为这事，后来有朋友坦率地当面对我质疑，让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动了什么暗器或手段！天理良心，我一介书生，一无职二无权，如果让我感谢，那只能感谢命运，老天有眼啊！
可好运不能总是降临一家，老天总要惩罚一下那些心比天高的人。三年后，报高考志愿，我独断专行，替女儿在第一志愿栏内写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那个时刻，已不容你再作文字游戏的笑谈，更不容你冒擦边球的风险。可我不甘心，北京大学肯定是考不上的，北方的大学又不想去，那就只能选北京的大学了，北师大是名校，就是她了！甚至第二、第三志愿也都不顾学校老师的一再告诫，专往名校上填。她在填最后一栏时，我总算听取了妻子的意见，同意服从分配。诸位朋友看了前文，可能已知了结局。一愿脱靶，二愿三愿无望，我的七月天空彻底黑下来。不错，所有的家长都盼望帮孩子打出一个“擦边球”，既不糟踏分儿，又能被一所理想的院校录取。可这“擦边球”就是个悬而又悬的策略和技巧问题，可能孔令辉、瓦尔德内尔也不敢打这种保票吧。我问女儿，准备复读，明年再考，行不行？女儿流泪，但坚决地摇头，不，进所大学就行，我绝不复读！我看看她怀里抱着的套娃娃，不知该怎样安慰劝说她。套娃娃是我去俄罗斯时给她买的，用桦木旋刻而成，打开盖子，可取出略小些的一号，再开盖，便再取出一套，大小共五个。可我知道，那几天，她不是抱着套娃娃玩，她是将套娃娃当成了寄福保佑于她的观音菩萨，她在默默地祈祷。孩子心中的苦楚与企盼我懂，她妈妈更懂，背后对我的叮嘱是，不管上所什么大学，千万不能让孩子憋屈出病来！我在家坐不住了，便跑到省高校招生所在的那座城市，与众多跟我怀着一样心情的家长们坐在招生大楼前的马路牙子上，焦渴地企盼着来自壁垒森严大楼内的每一条信息。又是一年中最酷热难耐的几天，心里是无底的深渊，除了焦躁，还是焦躁，整整三天，饭吃不下一口，矿泉水和啤酒却喝了无数，奇怪的是，竟连厕所都没进去一次，我肚里的那股火烧得那个旺啊！当然也不能干坐着，大家便交流，抱怨，咒骂，交流什么抱怨什么咒骂什么不说也罢，反正恼人的多，喜人的少。不时还有那样一种人跑来，鬼鬼祟祟问可想请帮忙，让人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等待发榜的那些日子，分分秒秒都刻骨铭心，咒天咒地咒孩子，当然，我心中诅咒的更多是自己，让你心高，没长金翎翅，却想飞上天，活该狠狠摔你这一跤！
女儿后来去的是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学校不理想，专业也不遂愿，但总算有了一个暂时的归宿。送她到学校，分手时，女儿很严肃地说，我要考研，一定往北京考！我和妻子对望了一眼，说你有这个决心，很好，但往哪儿考，到时再商量吧。
可以说，在等待女儿录取的那些日子，是我此生至今最烦躁、最焦灼、最慌乱也胡思乱想最多的一段时光。待尘埃可算基本落定之后，坐在电脑前，我便有了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最初的想法，是我不能白烦白恼白躁，写一个短篇把我心中的那些郁闷和对人生的一些新的感悟宣泄出去，但越写便觉要说的话越多，那是个不由自主的创作过程，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老师本是老实人》便在十天之内完成了。作品在《十月》杂志首发后，接连有很多报刊转载、连载、评介或被收入一些精品集中，并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等一些奖项。可以说，我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多年，这是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取得最大收获的一部作品，稿酬与奖金已足够支付女儿在大学四年的全部费用。此外，我还从中真切地悟出一些创作体会，写给《中篇小说选刊》创作谈的题目就是《不白烦一回》。烦躁也是一种财富，烦躁时那种无所不谈的交流更是一种财富。说到底，那是一种也许独属你的生活。真实的感受，无奇不有的传闻（仅仅是传闻？），到了写作者的笔下，便都成了对烦躁经历的补偿。打个比方，看人游泳不行，得自己下水扑腾，尤其是陷入可能溺水而亡的险境，那种感受才是最深刻最真实也最宝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眼下相对安稳平静的我又很怀念向往那种烦躁的日子，有烦躁便有期望，有绝望便有挣扎，那种抓根稻草也要活命的感受真的很值得珍惜。烦躁与挣扎过后就写吧，那理应是个因真实而有生命的作品。这是个无意插柳而成阴的收获，本意是助女儿登天摘星，父女俩一起摔了一跤，摔得很疼，女儿哭了，父亲揉着伤痛，却意外地从跌倒的地方拾到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这块石头在别人眼里也许很平常，可我却视为陨石，视作狗头金，那是老天赐与我的一块宝贝啊！
女儿又何尝没有获得意外的收获？挫折让她冷静，失败让她变得坚韧，登天摘星不再是她嘴巴上的戏言，而切实变成了她矢志不移苦苦追求的目标。大学四年，女儿给家里打电话基本是在午夜，她刚刚从自习室出来，便给老父老母致一声问候，报一声平安，她知道爸爸也是一只夜猫子，那个时候一定还在电脑前码字。在报考研究生志愿时，她告诉家里，已下定了决心，报考清华。我和她妈妈都还怕着井绳，怕她重蹈覆辙，一次次提醒她立足于“稳”，报考本校研究生才不失把握，可她的回答极坚决干脆：“不，我考清华。”听说有些用人单位已到学校去选应届毕业生，条件不错，我和她妈妈又一次次建议，不妨先占下一席长远谋生之地，然后再边工作边备考，她的回答也是“不，我考清华。”那段时间，长途话费用得太多，我改用手机信息和她交流，最多的时候一次竟往返二十几条，很像当年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可我却哪里有他老人家的英明与权威。女儿回答我的最后信息是：“老爸，我备考正忙，马上关机。我决心已定，无怨无悔，请不要再动摇军心！”
女儿的回答很冷硬，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得我有些发蒙。我握着手机，盯着信息发呆。我将信息给她妈妈看，妻子无声地哭了，我不知那是高兴，还是心酸。女儿大了，不再是拉着我们手撒娇的孩子，也不再是抱着套娃娃茫然无措的中学生，她有了自己独立的人生信念，她在义无返顾地用青春去赌自己的未来！
而今，女儿已经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去北京报到时，她坚决不许我和她妈妈去送，说她是成年人了，那会让她很觉“丢人”。我到北京开会时，她骄傲地带我到清华园里漫步，在明丽的秋日里一脸灿烂地和我合影。清华园里人才荟萃，那里有她数不清的深为敬仰的师长，还有数不清的和她有着同样雄心壮志的同学。她堆积在床头的许多书籍我已经看不懂了。我知道，作为父母，登天之梯的使命已经成为历史，我和她妈妈今后的作用可能只是一只小马扎，当女儿登天疲累的时候，有时会坐回到地上面，歇歇疲乏，诉诉委屈，听听安慰，然后，再去她新的登攀。也许，摘星，对于她，仍是梦想，一个长长远远的梦，但只要有这梦，有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