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一块普通的手表，无论是对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来说，谁也不会当作什么稀罕之物。可是在我的青年时代，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家庭中的固定资产。与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统称为“三转一响”，列为家庭中的“四大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四大件”在我们家中有了百分之五十，一件是一台北京牌的收音机（收音机中价格最低、体积最小，人称小北京），一件是父亲在五八年提职时购买的一块“得其利”牌瑞士手表。历经十几年，表壳已经发黄了，可父亲仍然奉为至宝。我和妹妹们随便拿来看看，便会遭到呵斥。就在此时，我中学毕业（我们连续念了十年，到底算初中还是高中我自己都说不准）。那个年代，本来是毕业就要上山下乡的，我毕业的那一年，却有了例外。当时叫做四个面向：农村、工厂、部队、边疆。但在我们那个辽北小镇上，却只有农村和工厂两个面向。经过同学的一番投票和学校推荐，我被送进了被赵本山称之为比较大城市中的一家军工厂。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街坊邻居都说这孩子有出息，我自己也沾沾自喜。父母为我打点行李，我高高兴兴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唯一不能让我满足的，是我的腕子上还是空的。那时候，我仿佛觉得谁看表都不是看时间，而是一种炫耀。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块手表。
可那时，虽说我到了军工厂，可作为学徒工，每月工资只有十七元，一百二十元的上海表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抛开这一点不说，在那计划经济，物资十分紧张的年代里，有了钱也不一定买到表，还得要表票。表票岂是一般人搞得到的。努力吧，一边暗自攒钱，一边准备找一个父亲在商业系统做领导的师兄弟要表票。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我参加工作时，父亲的身体还非常健康，我自己正处在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组织上先后安排我去锦州、石家庄学习晶体管生产技术，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我刚刚学习归来，厄运却降临在我身上，家里一封“父病重，速归”的电报，对我来说，真像是晴天霹雳。
我觉得我的支柱倒了，家庭的重担，在向我倾斜，只有十八岁的我就要挑起家庭的重担了。
在长春市医院的病床上，我看到了刚刚被医生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父亲。父亲患的是脑溢血，说不出话来。他睁大眼睛看着我，又看看戴在母亲手上的手表。母亲明白父亲的意图，把表摘下来递给我。我连忙推辞，说：父亲好了还要戴的。母亲说：你爸不能戴了，他即使好了也是半身不遂，班也不能上了，戴表没有用。现在全家就你上班了，表你戴吧。母亲说到这里，我觉得再没有推辞的必要，我把过去连摸都不能摸的表接过来，但并不像小时候那样高兴，相反却觉得心情很沉重，因为我接过的是担负家庭重任的接力棒啊！
那时正在“**”后期，社会似乎没有什么人才的概念。和我一起分到厂里的清华大学生就有25个。除了工资比我们高以外，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被抽去开备战的山洞或去当什么城市民兵。就在知识被践踏的时候，他们始终坚持学习。一个师傅（我们对这些大学生的称呼）告诉我，不要看眼下如此，知识到任何时候都有用，我看你也是读大学的料，要坚持学文化，我看你脑袋可以，但基础不行，以后要多学一些，
后来，这个师傅真的成了我人生的贵人。他的话终于得到认证，粉碎***后，又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我报了名，但由于此时我正在厂里读721工人大学，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没有得到厂领导批准。1978年全国统一出题，由于1977年几个要报考的人有的结了婚，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都没报。厂领导觉得脸上无光，就主动找我报名，我自然非常高兴，但此时距离考试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不知怎样的勤奋。我只记得，困了就用冷水浇头。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一生都那样勤奋，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一事无成。那一年，我的大妹妹念高二，由于学习较好，学校同意她提前一年试考。这时候，我已满徒多年了，父亲还有点退休金，家里终于有了买表的钱，我父亲的那个师兄弟也给我弄来一张表票，家里花120元买了一块上海表。此时为我父子两代人服役二十几年的“得其利”表，已经是走走停停。我很希望上海表能给我。也许是父母为调动我和妹妹的积极性，家里运用了激励机制。父母放言，谁考上大学，新手表就给谁！
发榜以后，我考入了辽宁财经学院，妹妹却以两分之差落榜。父母兑现前言，把家里的新表给了我。我拿着崭新的上海表，看着那闪烁青光的表盘，以及那忙针上的红色装饰，如获至宝。那块旧表理所当然地给了妹妹。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都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大妹妹都成了教授，小妹过得也不错。谁对一块表都不在意了。前些年去俄罗斯出差，剩余的卢布没处打发，一次就买了五块表，回来做礼物送给了亲朋好友。
那两块老表，一块在我家中，一块在妹妹家中。特殊的经历使他们比新表更受青睐。往事已经过去，记忆却长留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