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建立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上，能够带来内生性的经济增长。而我国原有的违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技术选择带来的是经济外延武的增长。不同产业、部门、区域间技术水平的差异造成了劳动力跨产业、跨部门和跨区域的流动。伴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进一步升级，在劳动力流动新趋势的推动下，劳动力成本呈现出上涨趋势，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得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产业和区域间重新配置和组合，这有利于改变我国原有的技术进步方向，推动内生性的技术进步，最终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
【关键词】技术选择；劳动力流动；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经济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51—05
本文拟从内生性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研究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并分析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对技术进步的反作用机制，进而研究这一互动机制对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影响。
一、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技术选择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或某一地区应该依靠具有先天比较优势的要素资源进行生产。这里的比较优势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产业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的设置应该符合要素资源的禀赋结构，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产业应该占据主要地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点产业；=是区域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区域发展模式的选择应该与本区域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资本相对较为集中的地区理应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首先，从产业发展上来看，劳动力在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要素组合中占据绝对优势。理论上，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可以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巨大的人口红利。然而，我国实行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率先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它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十分有限，表现在经济发展动力的技术结构中，就是资本要素反过来占有绝对的控制力量。为了扶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政府不得不人为地压低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价格，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市场调节无效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其次，从区域经济发展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是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伴随着国家政策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再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以及雄厚的资本支撑，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沿海地区先于内地发展市场经济。由此导致我国大量劳动力要素从中西部等丰裕地区流向东部沿海资本集中地区，劳动力要素持续不断的供给形成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这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之所以能在劳动力要素本不丰富的东部地区集聚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组合中，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具有持续性，产业发展便也有了长期性，最终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使得企业的发展缺乏自生能力。
同样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选择应该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相一致，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收敛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根据资本与劳动力两要素的价格变化调整其使用量，进行技术选择。禀赋丰富的要素，其价格自然相对较低。因此，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选择，有助于最小化生产成本；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技术选择会造成生产的无效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或区域发展模式是缺乏自生能力的。如果我们按照技术进步的分配效应将其划分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的技术进步，那么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应当选择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应当选择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如此才能实现经济收敛。而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体系中的要素配置，由于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因此在技术的选择上也存在横向差异，不同部门和地区的技术进步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技术进步的差异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从而造成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工资率的差别，诱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区间进行流动，同时对产业和区域间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结构产生影响。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经济起飞时期，技术进步偏向于使用资本、节约劳动，从而造成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且当技术进步偏向于使用资本、节约劳动的程度越大，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趋势就越显著。这是因为：在生产函数中，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是可替代的，资本投入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从而降低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最终导致不同要素所有者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在技术进步的要素结构中，资本要素的积累会引发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资本要素价格，降低劳动力要素价格，并降低劳动收入占比。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使得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形成了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便是这一技术进步在收入分配上的反应。另外，作为劳动禀赋相对丰裕的国家，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劳动密集行业的发展，理应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然而为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在主要依靠技术模仿、技术创新程度不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前提下，只有降低劳动力成本企业才能求得生存，因此，缺乏技术进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抑制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劳动力要素不断的从该产业转出，劳动力短缺也就成为必然，自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便是对这一发展机制的现实解读。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分析
不同产业间技术进步的差异导致了产业间和区域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从而形成具有不同工资率的劳动力市场，最终导致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间的流动。
（一）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工资率差异
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如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劳动力流动、技术进步等等，其中，技术进步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往往主导产业的生成、发展、重组和衰退的全过程。从供求角度来分析，只要产品需求充分且可持续，技术进步便可在提高本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降低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促使新技术的应用部门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而不同产业间技术进步的差异导致了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相对应形成了具有不同工资率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 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即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第三产业的发展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产业结构重心沿着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转移。相对应的，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是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一个普遍规律。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初期，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而随着工业化过程的不断深入，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并超过第一产业而成为主体产业；但第二产业在达到一定高峰后，其比重便缓慢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迅速上升，并逐渐取代第二产业的主体地位。从演进路线上看，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劳动力产业布局的变化。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随着第二产业比重的逐渐上升，产业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劳动力也相应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第三产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时，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波动幅度较小，而第二、第三产业和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波动幅度较大，增长率也较高。尤其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不仅大大高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年均增长率也很高。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较为缓慢，这加剧了产业间技术水平的不均衡，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工资率的上升速度明显慢于第二、第三产业工资率的上升速度。在经济动机的驱使下，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流向第二、第三产业。
显然，由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差异，劳动力要素从工资率较低，即劳动力要素资源较为丰富的部门和产业流向工资率较高，即劳动力要素资源较为短缺的部门和产业，其结果使得要素的先天禀赋优势与实际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优势在产业和部门间的分布并不匹配。在经济发展战略的推动下，这种不匹配同时具有长期性，使得产业结构的演变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相脱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效果滞后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而产业转移和升级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最终，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流动在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一方面延缓了产业转移和技术升级的步伐，一方面又延缓了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二）技术进步、地区发展差距与工资差异
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地区间经济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差异源于资源禀赋等“先天优势”的不同。由于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建立在要素使用选择上的区域间的技术进步也是不均衡的，而地区间技术进步的差异导致了区域间要素价格的不统一。我们假定生产要素能够完全自由、充分地流动，并假设其他所有条件不变，在此前提下，不同的区位条件或产业政策会使得要素在不同区域的价格也变得高低不一，而生产要素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从要素价格低的欠发达地区流向要素价格高的发达地区。由于发达地区在技术进步上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经济利益的分享中得到较大的份额，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一方面，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源于率先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一战略选择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区域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某些区域的经济发展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对其进行扶持，尤其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来降低其生产成本，这严重影响了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对保护性政策的依赖也制约了这些区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在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再加上优越的区位优势，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资本随之在东部地区大规模集聚，其技术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由此造成了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其工资率也高，对劳动力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经济动机的促使下，劳动力追逐资本，我国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源被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高的工资所吸引，而劳动力的大量聚集推动了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最终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程度不断递减的格局，而这一格局恰与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相一致。尽管这一格局分布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和重组的结果，然而产业的集聚发展是有限的，一旦某一产业集聚到一定高度后，其形成的产业集聚发展的黏性会限制相关企业向外转移的步伐，而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却不断升级，劳动力需求逐步减少，产业的就业弹性也随之降低，在劳动力供给依然充分的条件下，势必造成劳动力转移速度趋缓的同时劳动力转移成本却不断上升。
三、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下技术重置与经济内生增长
由于先天资源禀赋或后天发展的差异，不同产业和地区的技术进步也不尽相同，即使是在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内，技术进步的内生性也决定了它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也是不确定的。而技术进步在产业和区域间的不均衡性及其不确定性决定了不同产业和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及其不均衡。而这种不均衡产生了产业和区域劳动力市场之间工资率的差异，由此形成了产业和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反过来，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变化对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前，我国劳动力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其中，最突出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跨地区劳动力流动。我国现有产业和劳动密集程度的区域分布，充分反映了生产要素区域间的流动和重组。然而，自民工荒现象出现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民工荒”现象不断升级，即使提高农民工工资也招不到工人的情况成为典型特征；其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发生改变，中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本地转移规模大幅度上涨，其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显现；其三，农民工返乡规模持续扩大。 首先，从产业结构上来看，2008年以后出现的新一轮“民工荒”依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之前的“民工荒”所不同的是，此前“民工荒”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价格没能充分反应农民工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在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后，民工荒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金融危机过后出现的新一轮的民工荒与以往情况不同，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行为对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敏感程度明显降低，即使提高农民II资也不一定能够招到工人，这就促使农民工工资水平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造成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如前所述，企业根据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进行技术选择，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上涨，改变了产业间原有的技术进步方向，必然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有利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或者直接形成新兴产业部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最终转变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
其次，从区域发展上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本地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反映了劳动力成本这一比较优势在区域间转移及其动态变化，有利于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从而推动技术升级与进步。长期以来，低劳动力成本一直是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发展的决定性优势，而在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的趋势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其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低劳动力成本条件下，企业的高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压低工人的工资实现的，而当劳动力市场吃紧、劳动力短缺时，劳动力成本便可能失控，由此形成经济的逆转，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和应变能力，所以，产业转移和升级势在必行。
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其比较优势已然发生改变，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逐步丧失，因此理应转变技术选择，转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是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同时也有利于加快技术革新的步伐。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沿海地区不断上升的劳动力转移成本相应地却成为其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强大拉力，发挥其劳动力资源的禀赋优势，从而实现对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改进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如此，劳动力转移方向的改变将使得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回归到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先天比较优势上来。长期发展下去，劳动力成本上升给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困境便能得到有效解决，它将在技术革新的带动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强化自身竞争力。而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得以继续保持。
最后，从部门发展来看，由于向城市转移的经济成本以及社会成本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更加倾向于回流农村，农民工的返乡规模不断扩大。尽管第一代农民工有着长期的城市务工经历和生活经验，但其与农村强烈的联系使其大部分最终还是选择回流至农村，更多进行本地转移。而长期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过后，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得到一定的积累，具备了技术经验，因此，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或者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的比例较大，这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生产技术的进步。
四、结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内生演化的动力。一国经济的最优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取决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企业根据要素价格变化调整生产过程中要素的使用量，进行技术选择。技术选择的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并反映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如果技术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就会很快，产业和技术变迁的速度也很快，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实现经济收敛。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组合中，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是无限的，因此，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的，并形成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在劳动力逐步转向有效供给的同时，劳动力要素的可替代性减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不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改变基于原有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选择，变革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推动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实现经济收敛。从产业发展上来看，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必然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与升级，从而推动技术进步，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动力；从区域发展来看，劳动力要素的回流使得不同区域可以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重塑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东部地区侧重于技术创新型的经济增长，中西部地区则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对其进行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的内生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总的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提高了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改变了原有技术选择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配置，对技术进步、产业的转移和升级起到了倒逼推动作用。在这种内生性的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发展方式也必将随之改变，最终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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