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秋以精炼的文字记载历史，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同时也体现着儒家的政治理想。相比《公羊传》和《谷梁传》逐字逐句阐发经文，《左传》更侧重于叙述历史事实。但《左传》叙述历史的意图也是为了解经。而且相比《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占有史料充分，行文严谨，故叙事可靠，解经言之有据，使人信服。
关键词：春秋 左传 春秋经传研究
春秋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除春秋经文外，还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相比《公羊传》、《谷梁传》逐字逐句解释阐发经文，《左传》更多的在叙述史实。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左传》是一本独立的史书，而不是为春秋作传。《左传》叙事与解经的关系，其是否是在为《春秋》作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春秋的性质和主旨
在中国几千年的集权专制社会中，经学一直是显学。六经中《春秋》是孔子亲自制作，与政治联系最为紧密，故一直为历代文人学者所关注。慎子曰：“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说文》曰：“事，职也。职，记微也，识常也。”因此，春秋是以精练的文字记载历史的书。
但春秋不完全是一部史书。孔子处在一个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时代，其作《春秋》，是为了宣扬政治理想，实现统治秩序的稳定有序、合乎礼法。故《春秋》一书，透着儒家伦理所要求的严格的等级秩序观，其叙事笔法、用字皆严格遵照礼法，未有僭越。所以说孔子并非是为一代作史，而是为万世作经，其着眼于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因此，一部《春秋》深刻的体现了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是一部经书。
《春秋》尽管与史实联系紧密，但是《春秋》文字简练，记载不具体。而且经过孔子笔削，蕴含了其理想和观念，所以有些内容不可书见。《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1]由此观之，《春秋》的经文，须补充具体的事实，来帮助理解，而一些褒贬之义，也应当参照相关的史实才能正确理解。所以，《左传》以叙事来阐释经文，也是有必要的。
二、《左传》的叙事
1.完整叙述历史事件全过程
了解历史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是理解历史事件的必要环节。《春秋》叙事非常简略，其以精炼的文字记载历史，只记事件而不录原委和过程，难免影响人们对它的理解。而《左传》则完整的交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春秋》记事，文字简略，常常未交待事情原委，而《左传》则增补之。如：
桓公十二年《经》：“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公会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于龟。”又载：“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左传》：“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春秋》经文属辞比事，惜墨如金，常以一句话概括历史事件，经文含义隐晦不明。如：
庄公七年《经》：“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又云：“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
《左传》：“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
僖公十七年《经》：“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
《左传》：“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
在此处《左传》完整的说明了姜氏会见齐侯的事实背景，或因为奸情，或因为政治需要，从而使我们能够准确的理解经文。
又如《春秋》记事，地位卑贱者往往不书，而是以“人”代之。有时亦有虽卿不书的情况。如：
僖公二十九年《经》：“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传》：“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徐、秦小子憗，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
以上例子为虽卿不书之例，春秋经文以不书表示对卿大夫僭越的行为的贬低。如果对这些不加以具体的叙述，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文，可以说，《左传》对具体人物、事件的交待，极大的帮助我们了解了经文。
此外，《左传》还援引孔子言论补充、解释。如：
襄公二十五年《经》：“六月壬子，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又“冬，郑公孙夏帅师伐陈。”
《左传》：“仲尼曰：《志》有之：‘言一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春秋》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孔子对具体的人和事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具体事实之上。具体的人和事对孔子的触动，影响了《春秋》的行文措辞和褒贬意向。所以要正确的理解春秋，《左传》所提供的孔子的言论必不可少。
2.判明得失褒贬
《春秋》所载历史事件，是非得失不甚明了，而《左传》明之。而且《左传》常常借助“君子曰”、“书”、“书曰”这样的词汇来解释经文。如：
文公四年《经》：“夏，逆妇姜于齐。”
《左传》：“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
上述例子单看经文，褒贬之义不甚明了，但结合《左传》文字，是非道理一目了然。又如：
僖公十九年《经》：“梁亡。”
《左传》：“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止。”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梁亡不书其主，实为谴责贬低。在这里，《左传》叙事与解经相互配合，从而起到了明得失褒贬的作用，体现了春秋书法，同时体现了自身的叙事价值。
三、《左传》叙事实为解经
通过上文对《左传》叙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左传》将大量篇幅都用在叙事上，但叙事本身实为说明阐发经文。这种以事解经，运用历史事实来解说《春秋》，是孔子及其弟子和后人常用的手段。《汉书·艺文志》：“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2]《左传》叙事解经，可以从以下方面窥见： 1.经传对应
《左传》将大量篇幅用于直接解释春秋经文条目。《左传》常使用“书”、“书曰”、“故书”、“故书曰”、“先书”、“故先书”、“故名”、“书名”、“曰”、“故曰”之类的词来说明《春秋》为何记载某事或者措辞的含义。《左传》也常以“不书”、“不先书”、“不言”、“不称”、“不曰”之类的词来说明《春秋》为何不书某事。其先引经文，而作解释，而且“书”与“不书”之类的条目，都是对《春秋》为何如此行文的解释，因此这并非史体。如：
宣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
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
2.不拘史法而重在阐义
一般来说，在古代中国，君主的所作所为史官都应该记录下来。然而有时《春秋》经文提到国君时，《左传》却未提及。这在史学上是不应该的，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左传》并不是一部纯粹的史书。尽管《左传》叙事之文篇幅远胜解经之文，但解经之文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左传》中有着相当多的叙述不全、模糊不清、与事实相悖的地方，作为史体，这是不妥的，因此，左转的叙事，其中心还是阐发经文。
成公十二年《经》：“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
《左传》：“宋华元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
此处《春秋》经文提到鲁公、晋侯、卫侯。然而《左传》在提到华元、士燮、公子罢、许偃、郑伯等参会人物时，却没有提到主要的参会人员各国国君。所以，当我们将经与传分开看时，我们会不知所云，但将经与传结合来看时，我们就可以发现，传文是对经文的解释阐发和补充说明，其叙事详略得当，恰到好处，对《春秋》作出了大量的解释和补充，使人们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和褒贬的寓意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四、《左传》与其它两传解经比较
《公羊传》、《谷梁传》重视诠释经文，而《左传》则详于叙事。尽管都采用以事解经，但与《左传》的叙事解经相比，《公羊》、《谷梁》则明显不如。在史料的质量和准确度上，《左传》要更可信，《公羊传》、《谷梁传》多有误。而且《公羊》、《谷梁》言辞空泛。盖因其掌握史料不足，故很多时候只能泛泛而谈。
《左传》叙事解经，优于《公羊》、《谷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左氏著书，皆来自周典。而当时的鲁国，文籍齐备，因此作者有系统的数据作为依据。加之左氏有着深厚的把握史料的功底，其针对经文，解释阐发，总能言必有据。而从前文行文来看，《公羊》、《谷梁》多泛泛而谈之辞，当为史料占有不充分，有些史料没有掌握，因此只能凭空解释，故多有谬误。
第二，《公羊》、《谷梁》为今文经学，其阐释体系主要奠定于汉初，距春秋时代较远，许多情况不甚了解，且在口耳相传中也有诸多谬误，而《左传》当为战国作品，属古文经学，又《左传》作者当具较高素养，其事实理论当较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