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宿舍里做了一个梦。梦到一片辽阔的萝卜地，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从那草棚里走出了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她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初升的红太阳，对着我走来。这时起床的号声响了。我久久地沉浸在这个辉煌的梦境里，心里涌动着激情。当天上午，我一边听着课，一边在笔记本上写这个梦境。一周后，写出了草稿。又用了一周誊抄清楚。这算不算小说？小说可不可以这样写？我拿不准，但我隐约地感觉到这篇稿子里有一种跟我从前的所有作品都不一样的东西。我以前的作品里都没有“我”，这篇小说里写的几乎全是“我”。这不仅仅是指这篇作品是在一个梦境的基础上构思，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篇作品第一次调动了我的亲身经历，毫无顾忌地表现了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写出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对自然界的感知方式。
那时候我们同学、朋友之间还有互相看作品提意见的习惯。我把稿子给我们系里的业务干事刘毅然，让他帮我把把关。他看完后很兴奋地对我说：“很棒，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刘毅然说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徐怀中主任，他说主任一定会喜欢这篇小说。过了几天，我在走廊里遇到徐主任，他肯定了这篇小说，说写得很有灵气。徐主任的夫人——总政歌舞团的于增湘老师说她也看了这篇小说。她说小说里那个黑孩子让她很感动。
我看到，徐怀中主任把我原来的题目《金色的红萝卜》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当时，我对这处改动并不以为然。我觉得“金色”要比“透明”辉煌。但几年之后，我明白了主任的改动是多么高明。
不久后，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决定发表这篇小说，责任编辑肖立军。徐主任召集我们几个同学，座谈了这篇小说。座谈发言由我整理成文字。1985年3月，《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了这篇小说和座谈纪要。不久，在华侨大厦，《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主持召开了《透明的红萝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诸位先生参加了会议并对这篇小说给予肯定。这样，《透明的红萝卜》就成了我的“成名作”。
前年，因为编文集，我又重读了这篇小说。虽然能从中看出许多笨句和败笔，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
（原刊于《上海文学》200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