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美国当了半年农民的女博士石嫣把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CSA）移植回北京，开办了小毛驴农场，当时无论石嫣还是最早的一批会员，有的只是对这种理念的认同和对新生活方式的好奇与冲动。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两年里，食品安全频频出现问题，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社区中来，他们和石嫣一起把这种模式翻新花样，形成一种“新农夫运动”。
作为模型的小毛驴农场
小毛驴农场被广泛报道后，许多市民打电话要成为会员，石嫣列了一个长长的等候名单，排到今年租地种菜和每周订菜的两种会员达到了500户。
除了会员数量，让记者惊讶的是，农场建起了用塑料布和草垫子包裹的简单大棚。2009年夏天石嫣曾特别解释过，小毛驴农场没有大棚，因为CSA（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是不吃返季节蔬菜，为此她在美国学习了冬季储存蔬菜的方法。但实践证明，即便最早认同CSA理念的几十个市民，也没法适应这种生活。于是，2010年冬天农场搭起大棚，开辟了冬季送菜的业务。
理论同实践的第二次碰撞是养猪的争论。农场刚建立的时候，成员们有一种观点――猪肉与粮食的比例是1:2，养猪就是与人争粮，不符合环保理念。可是运转了一年，理论还是给会员们的需求让了路，小毛驴农场扩大了生态养猪的规模。与一般猪圈里即便用水冲洗，猪栏也充斥着挥之不散的臭味不同，小毛驴农场在猪栏底部铺上添加了微生物菌的秸秆、木屑、米糠，用这些垫料吸收粪便，不需要化学消毒剂对猪栏消毒冲洗，在使用一年半后垫料又可以当做上好的有机肥料。原来遗留的苗圃如今也派上了用场，树下用铁丝网围起了两亩左右的地，里面散养着几百只鸡，鸡吃虫、除草，鸡粪又变成了有机肥料。
这些只是产品上的调整，农场运转了两年，当初的新鲜事物也不免要经受现实的考验。CSA的核心是社区与农民对接，市民得到健康的食品，农民省去公司抽成的环节直接受益。
小毛驴农场除了出租土地给市民耕种和每周为市民配送自产的农产品之外，还像一个有声有色的文化沙龙。在每周会员耕作和参观之外，农场还邀请专家来讲座，内容不局限在农业上，还有《切・格瓦拉》这样的电影题材，也能看到国外食品与农业题材的纪录片。
回到农村去
因为浓郁的理想色彩和学院气息，小毛驴农场成了农业发烧友们回归乡土生活的第一站，他们在这里学习农业知识、思考自己的农业计划。娇小的钟芳是小毛驴农场最新的实习生。钟芳拿到了工业设计的奖学金，选择了全世界只有米兰理工大学才有的农业设计方向。于是，她联系了小毛驴农场，以实习生的身份来这里寻找灵感。
江苏农民徐小乔是从农业杂志上看到小毛驴农场的报道后一路寻来的。徐小乔说，城里人认为农药和化肥毒害了自己，可是最先受害的其实是农民。小毛驴农场不用化肥农药也能保证产量的报道让他好奇，就辞了在山东推销农用微生物的工作来学习。徐小乔在农场里除了干杂活，他的目的还是学技术。他说，打算学了这些技术就回家，村里离城市太远，不能搞这种CSA农场，但是这种有机蔬菜在县城有销路。
Tom身边的人都认为在大城市生活就是快乐的、成功的，回老家就是没出息，这让他很痛苦。他不能认同城市里的价值观，甚至撕了妹妹的时尚杂志。他想找到一种能让周围人接受的乡村生活方式，体面地回家。他辞了工作，沿着长江旅行了两遍，接触过环保组织也寻访山中隐士，看到小毛驴农场的报道，认为农业是一条实际的回家之路。Tom一边做着网站，一边摸清CSA的运作流程。
妈妈团与公司团
苏西妈和其他几个妈妈在回龙观合开了一家奇怪的有机食品店。苏西妈说，店里不依靠散客，散客的收入每月不到100块钱，她的客户是100多个有孩子正在上幼儿园的妈妈们，她们最开始是几个家长合起来包了一块地自己种。第一年种失败了，第二年虽然产量很高，可是跑来跑去太耗精力，虽然是全职妈妈，可重点还是照顾孩子。2010年的春天，参加了小毛驴农场组织的植树活动，妈妈们受到小毛驴农场的启发，开始围着北京寻找各种生态农场下订单。每个采购农场妈妈团都实地考察过，不但了解生产过程，也调查了农场主的来龙去脉、人生经历，唯有这样，她们才完全信任这些食品的安全性。团购进行到深秋，不再适合户外分菜，才租下门面做起生意。
到目前为止，易兵的公司团最符合石嫣理想当中的CSA模式，他的会员是工作上有往来的IT行业和投资行业的公司人，他们在大兴直接找了一个农民建了公司团的农场。“我从网上看到石嫣的报道，周围的同事、同学都觉得这个模式不错，就去农场看过几次。当时我们有20户想加入农场，可是石嫣的农场2009年限定在30多户会员的规模。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一个是解决吃菜的问题，一个是可以把利润直接给农民，这是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新农夫
段祺煌2002年结束10年的旅日生活回国时，发现在从小生长的北京城里居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段祺煌的大家族经常在节假日到郊区的农家乐聚会，喜欢在枣树、核桃树下聚餐，也爱吃农家肥种出来的蔬菜。受到启发，段祺煌就想干脆从城里搬出来生活。“我找了大半年，才找到这块最合适的地，两边是高压线走廊，不用担心中间这块地被拆迁征占，距离京承高速很近，进京只要40多公里，交通方便。”段祺煌租了80亩地，栽果树，建大棚和房子，过起城里有楼房、城外有别墅，出门就有田地的两栖生活。
“一开始我不会种地，就跟村民交朋友，送条烟呀，请吃个饭呀，请他们来指导。我说您千万把它当自留地种，别当大田，什么农药化肥也别用。一点一点地我自己再买书学习或者找人交流，就有了经验。”城里长大的段祺煌会许多种地的偏方。
最开始农场的蔬菜水果只是亲友间的馈赠，因为味道好，口口相传，段祺煌开始有了客户。“核心的客户有十几家，都是从国外回来的舍得花钱，每年在我这里放五六千块钱，我就按照这些钱给送菜，还有一些零散的客户在这里放一两千块钱的。那些送一次菜给一次现金的，等客户到了一定规模，我就不做了。”与CSA模式不同，虽然客户也是提前付费，可是种植风险却不是共担。段祺煌虽然经常去参加小毛驴农场发起的联盟活动，却并不想改变现在的模式，他说：“我的客户都是亲戚朋友，没有必要风险共担。”大部分的时间里，农场的运转基本持平，从2007年之后，农场就没再用从银行里拿钱来投入，现在的人工费和种子都在涨价，段祺煌也谋划着发展新客户。他有一个底线，只要订菜的价格不高于超市，农场就能维持运转下去。
（梅远荐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