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怀念黄后楼 1977年发行了一套“工农业生产建设图案”的普通邮票，其中第二枚面值一分半为“牧业”，图案的基色是草绿色的，画着一群绵羊前进在绿色的原野上。一分半面值的邮票能有什么用场？用来支付市内20克以内的印刷品。我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分半邮资的经常受益者，因为喜欢写作，所以经常向市内的报刊投稿，尽管是手写的稿件，但仍然可以享受印刷品的待遇，那“绵羊”带着我多少期盼匆匆上路，也带了多少剪了角的函件穿街走巷！
我现在保存的一枚“牧业”实寄封，封面上那端庄笔挺的字迹是《厦门文学》老副主编黄灯辉(黄后楼)先生的笔迹，内里是1982年4月14日厦门市文联给我的一份打印的会议通知，“兹定于4月21日上午8时在厦门文联三楼会议室召开厦门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大会，会期一天，希准时出席。”落款有“厦门文联”的大红印章。通知上最具价值的是补添的八个钢笔字“交粮票半斤钱四角”，恍若隔世！老黄既是副主编，又是勤杂工，事无巨细地在文联忙里忙外。
但老黄却一点也不像邮票上“绵羊”，他没有绵羊那么富态，那么优雅，他充其量只是一头老山羊，一头又干又瘦的老山羊，一头为厦门的文学事业熬干了生命最后一滴油的老山羊。现在很多人都忘了这头《厦门文学》曾经的领头羊，别人可以一忘了之，但我郑启五却万万不可以！
大概是在1975年吧，我第一次见到了《厦门文艺》，当时负责编辑的是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文化组，刊物是大16开，内容很杂，从剪纸到说唱都有一些，也有我喜欢的诗歌，记得许宏业老师的一首《中东的怒火》给我印象深刻。也难怪，因为当时可以读的东西很少。1978年我考上大学后，更热衷文学，《厦门文艺》借版《厦门日报》，我哥哥在上面发了一篇小说《冠军的命运》，占了几乎一个整版，很是轰动。小说里编造的一个打鸟的情节居然引得漳浦的养鸟迷找上门来切磋捕鸟的经验。我心想，我也能。我第一次在《厦门文学》发表的作品是翻译小说《播种》，原文是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我大三英语文学泛读课的课文，小说描写了农民与土地的感情，当过农民的我自然平添了一层亲切感，于是尝试着译成汉语，投给了已经独立出刊的《厦门文艺》。接受稿件的编辑每稿必复，我还一直保留了当时复信的信封，信封剪角，只要贴面值一分半人民币的邮票，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位编辑的字如刀刻，一丝不苟，后来听哥哥说，他叫黄灯辉，笔名黄后楼，是一个极为热情和正直的人！再后来见到了真人，人如其字，整个人消瘦硬朗如一支钢笔，那五官仿佛就一笔一划地刻在那深蓝色的笔端。
翻译小说发表后还是很得意的，因为在整整的一个外文系，那么多的高手中，只有我和另一位漳州的同学(在《水仙花》文学刊物)能把翻译作品变成铅字。1981年第2期《厦门文艺》的封面是白锡程先生设计的日光岩，素净清雅，十分养眼。我把稿费都买了该期的刊物，分送给往昔的朋友，送完了，就再到中梅理发店的门口去买，好像全厦门就只有那个临时书刊摊点有卖。每册三角，我前后大概买了十几本。被送者个个谢声不绝。最难忘的是在班级的毕业联欢晚会上，每人得准备一个小礼物，汇总打乱后再分配，我提供的就是这期《厦门文艺》，被男生女生普遍认为是最有意义的礼物！
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先后在《厦门文艺》及后来的《厦门文学》上翻译发表的外国小说有新西兰的《母鸡孵蛋》、英国的《曼曼》、《一个晴朗的夏天》、美国的《深夜的地铁》、澳大利亚的《老夫老妻》等等，黄后楼自己也翻译小说，夫人翻译他润校，在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上频频出现，现在“谷歌”的搜索引擎里注入“黄后楼”，他的遗著仍然像泉水一样叮咚有声。但当时他更多的是把翻译的版面让给了我。值得一提的是我在1986年翻译的波兰讽刺小说《大象》被哈尔滨的《外国小说选刊》转载了，黄灯辉看见了，非常高兴，在第一时间给我写来贺信，我保留了该信，这是一个文学前辈对后辈多么深切和发自内心的关怀。
翻译进一步提高了我的文字能力，也开阔和丰富了我的文学视野，我的幽默小说开始崭露头角，1984年首先在《厦门文艺》发表《停奶之迷》和《古琵琶有几根弦》，文章的细节来自生活，有读者用“忍俊不禁”来表扬我这初级的幽默，由此奠定了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细节进行创作的路子。1984年每期《厦门文学》都有我的作品，《厦门文学》一步一步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此后我还尝试了情感小说，在《厦门文学》发表有《林嘻和他的同学》、《黑星星》，这些习作大都是老黄精心修改认真扶持的结果。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一个大龄青年在文学路上蹒跚学步时能遇到黄后楼先生这样的圣人！
其实老黄对我不薄，对其他新人更好，比如诗人鲁萍从邮政局刚调入文联当编辑，就得到老黄特别的呵护，老小关系极好，情同叔侄。但友情归友情，工作归工作，有一次鲁萍在编辑工作中犯了规，他毫不讲情面地严厉批评，并立即要他到集美印刷厂挽回后果。但这事就在两人间解决，上下左右几乎都不知晓。
1988年《厦门文学》发生人事变动，按照当时官场的潜规则，原以为老黄要接掌主编一职，结果不是，他被调到评论室去了。一个那么兢兢业业的老编辑突然离开了自己深爱的岗位，看着他一言不吭双眉紧锁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受，也有点为他抱不平。不过老黄是一个克己待人的典范，天大的委屈他也独自一人承担，从来不在背后发牢骚讲怪话，做人做事作到黄后楼先生这个份上，厦门文坛能有几人？！
后楼先生绝对是一个只讲付出却很怕索取的君子，早年有一次我哥哥在家里请他的老师傅子玖先生吃饭，请黄后楼先生作陪，就是“一汤四菜”的家常饭菜，由我掌锅，其中有“蚵仔煎”。事后的十几年里他多次提及，对我的“蚵仔煎”厨艺津津乐道。其实那真的是一次便饭，一次再平常不过的便饭，可他忄罗是刻骨铭心，让我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老黄这辈子命很苦，生活上也事事不顺，但他总能坚韧地前行，默默地忍让，对家人，对同事，对工作，无论什么重担，他选择的首先是自己干瘦的肩膀！他烟瘾很大，但总是抽廉价的烟丝，省下钱来给子女……他突然扑倒，然后悄然离去，其实大家并没有太大的意外，那副干瘦的骨架子在烟熏火燎中能撑多久，这头苦命的老山羊！他走了，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客气地说，像他这样关爱提携新作者的老编辑，像他那样克己待人的老正直，像他那样不圆滑、不作假、不投机、不钻营、不怨天尤人的老男人，今后不会再有了！
我以上的回忆与评价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否会因为老黄对我往昔的厚爱而有所偏颇？在网上我发现有一位中年诗人在他2007年写的回忆散文《五月之恋》里写出了与我几乎相同的印象。他写道：“第一次正式发表诗歌，是在1986年的《厦门文学》，记得那首诗的题目叫《往前走》，只是那本杂志现在已经丢失了。当时《厦门文学》的责任编辑黄后楼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内容感人，字体端庄，那是我看到的最优雅最端庄的钢笔小楷，可惜那封信后来也丢失了。我和黄先生从未谋面，当时也不了解他的情况，很多年后我向一位诗友问起过他，诗友对他的评价很高。”
看来老黄兢兢业业的复信鼓舞过不止一个人，让后学印象尤深，不仅内容，还有形式与书法。
对于黄后楼先生的故去，很多人都是一声叹息，然后说他这一生实在很不值。我不大同意类似的评判，所谓的“值”，无非就是那些官衔、金钱与地位之流。老黄他的确是活得很辛苦，但正气凛然的他遵循自己生活的信念，活得踏踏实实，走得清清白白，他的心扉和他的钢笔小楷一样，一丝不苟，娟秀可人！
[ 2 ] [ 3 ] 在众多的文人故旧里，他是最有权利优先享有人们的怀念的！
二 编辑部的“七匹狼”
1988年《厦门文学》从“黄后楼时代”进入“陈元麟时代”，刊物显得年轻了起来，封面改革的力度更大，美女与美文共舞，广告与新人齐飞，似乎努力在适应时代的发展。两年后陈元麟从泉州调来了咄咄逼人的谢春池，一时间张力、阎欣宁、王佳兆、谢春池、鲁萍人人张牙舞爪个性张扬，连白皙文弱的沈丹雨也不时露出狼的本性，《厦门文学》很快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的“七匹狼时期”，谁也不服谁！这个“狼”字颇有想像的空间，也有调侃的余地，什么“大男”呀、“色狼”呀、“恶郎”呀，都是很有进攻色彩的角色，说者得意洋洋，受者暗自高兴……
“七匹狼”们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几乎是同时进入了各自创作鼎盛的巅峰期，张力的“海盗系列小说”、阎欣宁的“手枪系列小说”、王佳兆的乡土散文连同夺得全国大奖的歌词、谢春池的诗性革命长篇《喷薄欲出》在《解放日报》的连载、鲁萍的“音乐诗”、沈丹雨的“寡妇村”长篇等大作活像六条面包流水线一样滚滚喷香出炉，陈元麟当官、创作两不误，散文篇篇越来越精，且层出不穷！群狼因被圈养一处而激发潜能，这在文学界倒是一个很奇特的文学个案，尽管中国的文学刊物编辑部成为“编辑”专业写作的乐土是众编辑心照不宣的秘密。
尽管有点大言不惭或“王婆卖瓜”，我还是要骄傲地说，这期间我的幽默小说成了《厦门文学》的一个亮点，有《秃头会》、《多毛会》、《喂饭大战》、《眼镜和我》等多题作为头条。其中新主编为扶持闽南作者而推出的“金三角”小辑，我首当其冲被推介，在1989年的第8期同时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一题创作谈和一篇傅子玖先生对我的评论。傅先生挂有《厦门文学》的编委，是我哥哥的恩师，也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我的幽默小说曾经在多家省级刊物发表，并两度被《小说月报》转载，风流一时，但我的写作十分随意，兴之所至，就发挥一通，否则就写别的更有滋味的东东。我与幽默小说的姻缘始于《厦门文学》，也止于《厦门文学》，算是“好合好离”了。十分有意思的是刊发我的幽默小说《秃头会》的那期刊物偏偏在封面上选用了一个浓发美女的大彩照，让人忍俊不禁，这就是反差带来的快乐！
90年代文学刊物的读者锐减，各家刊物都在可读性上挖空心思，谢春池作为编辑的才华和潜能因此而得到极大的发挥。他先后打出的三张牌：闽南作家群、厦门知青、结婚那一天同题征文等都是切实可行，打出了特色，也打出了格调，使处于雅俗两难中举步维艰的《厦门文学》有了可圈可点的表现。我也各有作品应和了“三张牌”，特别是“老知青”这一张！先后有《帽村客店》、《将军绿》、《深山邮迷》、《寻访老知青》等散文，以及后来的《厦门知青的歌》等等。
记得1991年台湾女作家三毛自杀，徐学、黄橙和我曾密谋连手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并作了具体分工。可不知怎么回事，真正动手的只有我，一气写了近万字。这时《厦门文学》加大纪实文学的力度，风闻我的动向，就把我的稿件拿去了，春池赶到印刷厂，撤下了别人的稿件，把我的《三毛之死》挤入刊中，并在目录上抢在了头条。现在重新再看此作，并没有因为是纪实而过时，看来当时动笔时确实是下了工夫的。也为日后自己纪实作品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七匹狼”时期我还参加了《厦门文学》举办的不少活动，什么研讨、座谈、外出、笔会以及编选《厦门优秀文学作品选》等等活动，连刊物的合办单位厦门中药厂的“参芪冲剂”也没少喝。大家年龄差不多，每每活动，总是有话说话，有屁放屁，舌枪唇剑，无所顾忌，一帮人相处得都还蛮痛快的，在那些风华正茂热情洋溢的日子里，为推动或维持厦门的文学事业干了不少实事！我还参加了《厦门文学》和厦门海关组织的一次阴盛阳衰的“东山笔会”，参加的美女作家居多，海滩别墅，真是风情万种，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连不苟言笑的杨钧炜同志都忍不住开怀地笑了。最是笔会结束前的“沙滩篝火联欢晚会”，两位美女作家的爱子连手表演了节目让人感到基因的神奇，但姜还是老的辣，我关于沙滩夜恋的“新闻特写”扑朔迷离，而不甘示弱的武阳滨表演的黑熊把晚会的气氛推到了最高潮，谁也想不到他老兄有这样一手绝活，真是“藏龙卧熊”啊！
随着时代的发展，“七皮狼”分化瓦解：鲁萍下海了，张力上山了，欣宁调走了，春池专业创作了……最终导致了《厦门文学》改朝换代，进入“沈丹雨时代”，七匹只剩下细雨绵绵的“一郎独秀”，女士们开始接踵进入，好一个新的《编辑部的故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三 从公园南旧屋到曾厝�红楼
《厦门文学》“七匹狼”作鸟兽散后，七匹只剩下丹雨“一花独秀”，于是悄然进入了“沈丹雨时代”，随即女编辑们开始陆续进入。新官上任，沈主编很想有所作为！
因为爱茶，我所以记得是在一家叫“茗中香”的酒家开的“老作者座谈会”，宣布新主编的安排，以及新主编今后的工作设想，此后稿件大多是安琪和王莹两员女将具体操刀处理，《厦门文学》封面上添加了“新海湾”三个字。沈主编为贴近读者，新开辟了“白鹭洲夜话”，我奋力写了《人间三棵树》、《厦门功夫茶批判》等三篇散文投桃报李。其中《人间三棵树》写的是对生死的思考！
一年多后张力踌躇满志从长泰“县长助理”的宝座上回归厦门，《厦门文学》顺理成章转入了“张力时代”，张力把稿件生杀大权下放给了编辑部主任王佳兆，所以“张力时代”也可谓波澜不惊的“两匹狼时代”。王与我是茶友，两人有不少共同的话题。我的《灰黑的凝重》、《三失爱车》、《消失的名茶》、《再平凡的人生也有传奇》等接二连三发表在“白鹭洲夜话”里。张力主张打“海峡牌”，强调可读性，作了不少努力，其中之一是在2000年分三期发表了我的海峡两岸长篇报告文学，其中两期的内容被全国性的畅销文摘刊物《传奇・传记》选载，佳兆喜形于色，我也兴高采烈。真想请他老兄吃一顿饭。但没有，文人相交，浓茶一杯！
我们厦门早在甲A甲B之前，就有一支“冲出”福建的足球队，那是张力的《小火车足球》，先是中篇小说，后改为电视连续剧，大江南北热过好一阵子。记得张力的母校――厦门职工大学建校30周年的纪念画册里，就有一帧张力和《小火车足球队》演员的合影，小家伙闹着争相趴在他的头上肩上身上，照相机定格了喧闹的瞬间！这是画册里最快乐的彩照。
张力与我都是同龄的球迷，但他显然比我更迷一筹，不仅有《小火车足球》，更有龙虾为证！记得是1986年的世界杯期间，《福建文学》在厦门有一个笔会，而宴会向来是笔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消化能力极好的男女作家们心中的期待。那天宴会菜上两道，张力就匆匆离席，原因只有一个――“看球赛！”(当时包厢里还没有电视的！)我十分理解他，但又提醒他，“等吃了龙虾再走吧”，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好一个“龙虾与球赛不可兼得”的英雄气概！惭愧啊，三心二意的球迷如我就没有。张力兄主政《厦门文学》期间，恕我直言，最大的亮点就是办了一期“红狮足球专号”，这恐怕是全国文学期刊中独一无二的“足球专号”吧，不敢说洛阳纸贵，但大几千册，一售而空！这是球迷主编一次成功的“抢点射门”，它引起社会关注的程度，在《厦门文学》的历史上，大概也只有1992年谢春池策划的“老三届知青专号”可以与之相媲美了。记得该期刊物的主力作者是女球迷――《厦门广播电视报》的女记者陆幽。陆幽后来能在中央电视台“足球世界”叱咤风云，与这段传奇的经历是有些因果关系的。
但实话实说，改朝换代虽然频繁，各主编也各有努力，但招数不多，压力不大，安之若素，如水的日子安静地从公园南门2号的老宅向曾厝�红砖大楼悄悄流淌，包括《厦门文学》编辑部，包括厦门作家协会……地点变化本来不足为奇，但世纪之交总让人浮想连翩，文化人信神信鬼的可不少，关于风水的谣传连同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接二连三地在青壮年的时分前赴后继就似乎显得有些“灵验”了，让我这个作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对着花名册感叹不己，甚至有些惊恐。那几年里作家协会先后病故的副**以及常务理事就有一串人：最先拉开这个悲壮序幕的是游斌和林培堂，其后有黄后楼、杨钧炜和周云石，接着就是张力与鲁萍……一个比一个年轻，60出头到40多岁，都是干实事写大书的好年华啊，这么多满身才气的文人兄弟匆匆离去实在令人心疼不已！不仅厦门如此，省作家协会亦噩耗频传，最令人感慨的是高鹏与袁和平，都是那么壮实的汉子，说走就走！
[ 1 ] [ 3 ] 在这之前的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厦门文坛因癌而英年早逝的有李红祥(厦门特区文学报主编)和黄重添(台湾文学研究专家)两位，足以令人扼腕而叹，但世纪交接的那几年，居然几乎年均两位，想想都有些惊心动魄，怎么搞的嘛！一时间找不出原因，于是就有冒出“风水”一说……不过我是绝对不相信什么风水的，我可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神，不信鬼，更不信什么邪风水，科学而言，作祟的基本上就是那个癌细胞，那个横行福厦的癌细胞，20年来整个闽南、整个福建乃至整个中国，癌症患者的人数比重是在直线上升的，患者几乎涉及到所有的群体，又不是某个协会或圈子，但仅仅唏嘘与惋惜是不够的，该有太多值得我们活着的人去思索：关于环境与发展，关于人生、追求与幸福等等，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与养护……
四 艰难前行
张力兄英年早逝，刊物经过短暂的过度，进入了“谢春池时代”。《厦门文学》在版式和内容乃至风格上发生了重大的调整，这就是谢春池！在新开的栏目“吾乡吾土”里，也大大咧咧地蹲着我的《到安海吃土笋冻》，龇牙咧嘴，土色土香。而近期的“厦门沦陷70周年”的专号里，也有我的一题散文《王梦鸥和燕市风沙录》。春池兄有谋有勇，而且一直疯狂地迷恋着文学编辑事业，其实早就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拖到这个时候，虽然痴情依旧，但也不知他还能有多少锐气与余勇！这是体制上的问题，上上下下，见得多了，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又何能例外？！如果能以小见大，写出一部新的《编辑部的故事》，倒是很有分量很有味道的，在编辑部的这个舞台上，你唱罢我登场，生动的细节比珍珠湾的贝壳还多哩！
2008年《厦门文学》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从新疆引进的文学高级编辑刘岸先生接替谢春池掌管主编一职，进入了“刘岸时代”，我曾与刘主编同团到金门旅游两天，对他留下了厚道儒雅的印象，此后我出国到土耳其工作两年，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加深印象的机会，不过“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对新主编设置的新面目中的《非虚构空间》很感兴趣，并与编辑部的王永盛和朱鹭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此间我的两篇域外散文新作《塞岛幽会伯爵茶》和《圣彼得堡走一天》继续发表在《厦门文学》的这个栏目里，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故乡永在我心尖……
一个作者从青年到老年与一家刊物持续不断的交往，这绝对是人生的一个缘分。人与刊的相处，自然也会日久生情的。清点了一下，30年里我总共在43期的《厦门文学》上发表了作品，分翻译、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四大块45篇，见证了《厦门文学》也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路。留在这曲曲弯弯的小路上有泥泞也有青青芳草，有坎坷也有鲜花摇曳，或进步，或退步，或原地踏步踏，反正生命在于运动。回眸之后，也难免伤感，一个作者也好，一家刊物也罢，要想真的突破自己，谈何容易？！其中有多少经验与教训，多少无奈与感叹，但也有值得欣慰和无怨甚至是沾沾自喜的，毕竟痴情地坚持了下来！而痴情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一种境界！
在厦门文学界，我是我行我素的另类，是独行侠，我承认我不是最好的作者，但我是一流的挑剔者，每次座谈我总是尖锐尖酸尖刻无所不用其极，彭一万先生曾咬牙切齿地“咒骂”道：“郑启五是厦门首屈一指的挑剔鬼！”然而此时此刻，面对这家年过半百的纯文学刊物，依凭体制的点滴和编辑的热情用心而得以维系，挑剔鬼无言以对，能挣扎到数码和网络的今天，已经有多么的不容易了！
【责任编辑 王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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