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当代知名女作家,她的作品内容丰富。从知青、军旅到大陆移民,随着严歌苓的成长,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变化着。在其早期创作的作品中,作家的视角大都停留在海外移民身上,很少关注大陆本土,因而,它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和深邃的思想也常被忽略。而今,蛰伏几年的严歌苓,将自己的笔伸向了几十年前的大陆农村,奉献出了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在小说《第九个寡妇》中,她从个人化的视角,揭示了历史的荒诞和“人的生存”。
关于个人化写作,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认为主要有两个层面:其一,个人化写作是从个人的视点、角度切入历史。一个从颇为个人的观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想象图景上的裂隙;其二,针对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表现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女性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在这两个层面上,严歌苓的小说创作都可以被视为个人化写作。她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是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与其他一些作家不同,她在创作中有着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她不写那类正统的主旋律题材(即偏重于表现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小说,而是努力在农村题材中投入个人独特的感受与情绪。以上为起点,严歌苓走向了以揭示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的创作道路。
《第九个寡妇》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到八十年代的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的传奇故事,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几个男人眼里的尤物、好赖都能活着的女人王葡萄,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中,一藏就是二十年,直到文革结束。通过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跨度的故事,严歌苓展示了自己对历史、对人的生存的独特认识。
自人类诞生以来,成为自然与历史的主宰,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在以往的“个人与历史”结合的小说里,作家往往以历史为主线,写人物命运的变迁。在历史合理时,人过得幸福自在,在历史荒诞时,人受到挤压。在历史面前,人卑微得不能再卑微。历史规律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支配了人们的行动,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历史叙述的小说无不在证明着历史规律的正确性,而里面的人物只是完成历史叙述的道具而已。
在严歌苓的小说里,这个理念被颠覆了,历史不再是强大的、先验的,而成为人物生活的图景,人鲜活地生存于其中,直面风风雨雨。在历史面前,人也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而有了主观的判断。小说《第九个寡妇》以王葡萄的故事为主线展开叙述,主要人物的命运遭际都通过王葡萄的眼睛告诉读者,王葡萄的眼睛成了历史的“过滤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形象地阐释了这个“过滤器”:在孙怀清家,为了应对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他每天都会将自家的门用东西顶上。每当门外吵嚷混乱有动静时,王葡萄和他就会透过门槛的透缝处往外看,根据门外的绑腿判断队伍的性质,决定应对的策略。这个情节在以后王葡萄藏匿公公,独处一院时,有了新形式的翻版。王葡萄独处村里僻静的一所宅院里,为了守住藏匿公公的秘密,防备外人的突然来访,在自家养了一条看门狗,用狗的吠声来提醒自己外面的动静。
这些以“门”为界的情节颇具有象征意味:门是封闭的,门内的世界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这和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个体相似;门外世界是千变万化的,又和风云变化的历史相似。王葡萄坐在家中,静观外界的变化,在历史面前主动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自主命运的王葡萄的选择是迥异于他人与时代的,是大胆的,惊人的。
孙少勇是孙怀清的二儿子,王葡萄的二伯子。他在省城读书时,追求进步,加入了地下党。他曾卖笔补贴党的交通费,在解放后主动贡献出自家的全部积蓄。他与父亲划清界限,还主动请求镇压划分成地主的父亲。他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以人性的全部丧失为代价。然而最终,他却并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社会认同”,还是被历史一脚踢开。
谢哲学,孙怀清从前的账房先生。在批斗孙怀清的大会上,他有些犹豫。孙跟他说,多他一票少他一票自己都得是个恶霸。谢哲学是一个明白人,他听懂孙说的是民心大势。不随大势,他自个他家人就要吃眼前亏。他的选择就只有见风使舵,识时务随大流。谢哲学这种心理,大概是在几千年来的历史残酷游戏里,绝大部分人所秉持的心态。
王葡萄对命运的选择和他们不同。小说一开始描写八个八路军和村民共同被日本军队包围了,狡猾的日本人把男女分成了两组,要求成年女人领回自己的丈夫,以此“空”出八路军。八个有觉悟的女人牺牲了丈夫,惟有王葡萄将自己的男人领回。在别人讥讽她落后时,她振振有辞:“他是俺男人,俺不救他谁救他。”对人情、人性的坚守成为王葡萄选择的唯一标准,即使在那颠倒的历史面前也不曾改变。她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史屯喜儿”以自己的顽固不化,抱定“再咋阶级,我总得有个爹。没这爹,我啥也没了。”(不肯和孙怀清划清界限,人们让她去做报告时,她也没有像白毛女那样,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而认为那是正常的,她被“史屯人”认为是落后的,“不觉悟的”。)她在孙怀清被镇压后,在大白天用响亮的哭声抒发自己的痛苦,而别的地主分子家人只敢晚上偷埋亲人尸首。她发现公公死里逃生,毅然做出了救回家的决定。她只是凭着本性去做她认为对的事情,福兮祸兮,在她眼里,都是臭狗屎。王葡萄以浑然不分的仁爱坚守着人性中最朴素最闪亮的原则。
孙怀清死里逃生,被王葡萄救回,藏在红薯窖中,一藏就是二十年。二十年里他的活动范围大部分就是阴暗不见阳光的地窖,进行最多的活动就是“吃饭”,虽在困难时期他以自己的智慧帮助二人渡过难关,而他人生的价值都被这动乱的历史、狭小的天地所局限了。他失望地感叹自己生不如死,还拖累了葡萄。王葡萄用“等”安慰鼓励着他,因为她看到了生命的另一重意义:“活着”。在她的心里,什么人什么事在史屯都是匆匆一过,这么多年,谁在史屯留下了?过去了,史屯就还是一样活人过日子。什么来了,能躲就躲,躲过了就躲过了。历史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应对历史的方式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胜利,是对历史的胜利。这是一场人与历史的艰苦卓绝的较量,除了生与死,还有人性人伦,也面临着考验。
以“出身”划分阶级,以阶级确定社会身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法则,是人性人伦与历史文化的特殊较量。在这场人性人伦与历史的较量中,大多数人多次蜕变以求苟活,只有“落后”“不觉悟”的王葡萄坚守着。小说中写了多个男人与王的关系。每个与王葡萄接触的男人都被她身上的女性气质所征服,但所有的男人都选择了离开,一个个的有了身边的女人。这预示着功利的现实世界对人情美对人性美的拒绝,他们欲望葡萄、纠缠不清的关系又昭示着他们从内心深处对人情美人性美的渴望与认同。这种矛盾正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内心世界的困惑与矛盾。
小说注重在整体荒谬的时代中,孤独的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个人内心的省视,对存在的荒诞的无奈,对“我是谁”的反省。这种反省不是盲目地汇入历史的大合唱中而不自知,亦不是在历史环境的挤压之下呈现生命的委顿,而是个体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中终于长大成“人”。小说关注历史中的个人,他们具体而微的忧伤、焦虑、欢乐和喜悦,他们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努力反抗着周围的环境同时也调整着自身,它指向的仅仅是个人,沉浸在这种对自我的关注和普通人性的关切中。真正的景观是自己创造的,个人就是一个世界。
严歌苓在《悄悄话余音》中曾说:“我不否认小说中大量的生活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生活在我笔下变得有些奇形怪状,令人发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的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继续揭示了这种荒诞,以个人化的视角,通过王葡萄的表述让我们看到以一个人的生存反观下的历史所呈现出的底层百姓心中的惨痛与坚忍,完成了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并在我们惯有历史的想象图景上刻出一道完整的裂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