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低端道路切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在规模制造能力上迅速建立了优势，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代工平台。然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权利不均衡性，使中国传统产业集群陷入竞次发展、低水平创新的两难困境。要突破两难困境的束缚。必须转换发展路径，由低成本集群向创新型集群发展。文章从国内市场、基于创意资本嵌入的集群协同创新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传统产业集群；竞次发展；低水平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8-0099-04
一、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权利不均衡性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与价值网络的重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之间形成了垂直分工，产品的价值创造体系形成全球性布局，全球价值链理论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反映与抽象。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被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至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价值创造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Humphrey&Sehmitz，2000）。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基本来源于生产者和采购者两方面（Gereffi，1994）。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是在生产者或者采购者的推动下完成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参与的是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生产（OEM）等方式组织起来的商品跨境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例如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70-8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东南亚等，以及90年代以来的中国。
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上呈“大区域离散，小地域聚集”的特征（张辉，2006）。一方面，价值链片段化导致其中各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另一方面，分离出去的各价值链环节一般呈高度地理聚集，使地方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价值链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载体。地理上的临近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生产费用，专业化分工催生了集群的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加速了知识积累、新技术的推广，产业集群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创新源泉。Kaplinskv&Morris（2001）区分了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两条道路：低端和高端。低端道路是以低工资、低价格、简单技术、高污染、大量的资源浪费为代价参与国际市场并获得竞争力；高端道路是通过采用新技术、不断调整并改进产品与生产过程、增加产品附加值来构建自身实力，从而获取竞争力。通过对国内许多传统产业集群的研究发现，在国内需求不足的约束下，谋求集群发展的前提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不介意是低端融入还是高端融入。从短期来看，便捷的低端嵌入方式有利于接受外部的技术扩散、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并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不过从长期来看，其实际上对集群的升级特别是创新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Luiza&Lizbeth，2001），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的大部分价值增值都流向了市场销售和品牌化等流通领域（Henderson，1998），只有极少量的价值增值流向生产领域。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细化使全球价值链日趋复杂，内部环节不断增多，交易的可标准性不断降低，交易费用激增，通过提升价值链中单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升整个价值链的收益变得十分有限，因此需要系统性协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活动。这种系统性协调就是价值链治理，即价值链主导者通过采购网络、生产网络与销售网络对参与者实施影响与控制的过程。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价值链参与企业间的相互关系与制度机制（Humphrey&Schmitz，2000），因此参与各方的权利是不均衡的。价值链主导企业一方面要求承包企业改变自身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也会不断寻找新的供应商。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低成本传统产业集群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组装环节，竞争日益激烈。价值链治理者对能力较低的承包企业实施垂直管理，控制力愈强，治理程度愈高，价格主导权愈强，获取的比较利益愈多，因此，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前景十分黯淡。
二、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两难困境
（一）竞次发展困境
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已经或者正在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集群内以中小企业为主，主要为跨国公司提供OEM代工，注重合同生产，缺乏对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低要素成本及税收优惠，趋同定位和同质化竞争问题尤为突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低层次竞争优势存在着被更低成本的地方产业集群所替代而引发衰退的风险，同时也暴露出地方产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Gereffi（1999）在研究东亚服装集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动扶梯理论”。他认为，融入GVC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集群登上能力增长自动扶梯的必要环节，它将帮助集群自动获得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机制。
实际上，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在GVC中的升级是一种受治理的升级，不仅没有登上能力增长的自动扶梯，反而时刻演绎着升级与反升级的较量。原因在于，GVC存在着一种战略隔绝机制，使得依托跨国公司战略空间集聚效应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地方根植性和地方产业关联被弱化（王益民等，2007）。考虑到国际技术外溢有限性，对外部网络的过度依赖意味着放弃了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主动权：若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容易与主导企业产生利益冲突而被遏制；若实施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则存在自身实力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风险；若满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锁定，则陷入竞次（Race to the BoRom）发展困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的竞次行为是全方位的，原本创新、进步的竞争过程，却不断演变为一个“看谁比谁便宜、谁比谁更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竞次过程（袁剑，2005）。中国在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对廉价劳动力的耗费、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消耗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不断冲击着生态文明的底线，从而引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悲惨增长”。 （二）技术创新困境
Porter（1998）指出，集群自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如果一个集群地区在一段时问内不能在其主要的技术领域或公司和机构方面构建其能力，就有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胁或者内部的僵化而失去竞争力。我国传统产业集群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源自出口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技术中断、政策干预、信贷紧缩等方面，外部威胁会诱发集群衰退，但真正决定命运的仍是集群内部的自稳性风险：地理上的临近一方面会降低交易成本与生产费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集群自我封闭；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会产生集群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增大了集群内部的协调风险；示范效应与学习效应一方面有利于集群知识积累和技术扩散，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群体思维和战略趋同现象；协同溢出效应一方面使集群内企业享受到外部经济的好处，另一方面却助长了企业的创新惰性。
熊彼特（1912）的创新理论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提升绩效、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Romer，1986；Lucas，1988）。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面对创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企业往往会选择低成本、低难度、低风险、更具功利性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产品结构、产品外观设计、包装、款式、规格、辅助功能等方面。这些创新都属于知识外显型创新，实施模仿与渐进性创新的机会成本非常低，加上外在力量难以对模仿活动进行有效制裁，无法有效遏制“自己偷，也让别人偷”（rip offandlet rip off）之类的机会主义，无法保证创新者的“先驱者利润”，反而会形成内生模仿的微观机制，使集群最终陷入低技术锁定、低水平创新的困境。一旦陷入这种困境，要脱身出来就会变得十分闲难。因为突破锁定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系统实施组织变革与调整，改变原有的市场秩序与制度安排，这必然会带来高昂的路径转换成本，甚至会造成比技术创新更高的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若维持现状、满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锁定，则面临竞次发展与悲惨增长；若要突破趋同定位、低技术锁定，则必须支付高昂的组织变革成本与路径转换成本，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发展困境。
三、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路径转换的对策建议
在发达国家，像意大利、法国、德国、丹麦和挪威的纺织、服装、鞋、家具等产业集群，其发展道路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产业集群完全不同，被称为创新性的低技术集群。通过赋予文化内涵和知识特性，这些产业在发达社会中确立了领导地位，并没有衰退为夕阳产业，或者只能在低工资的产业环境中发展。王缉慈（2005）按照发展道路的不同将产业集群分成两种类型：基于低成本的集群和基于创新的集群。本文认为，中国的传统产业集群若要摆脱“两难困境”，必须借助外部效应，转换发展路径，由低成本集群向创新型集群发展。
（一）重视国内市场，降低对GVC的过度依赖
中国在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过程中，存在着重技术轻市场的倾向，“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正是这种倾向的体现。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走上“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之路，反而陷入“引进→淘汰→再引进→再淘汰”的恶性循环。究其原因，技术进步只是手段，产业升级才是目的，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不一定会带来产业升级。嵌入GVC的传统产业集群容易获得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但是在功能升级上遭到纵向封锁，实际上产业升级的周期是被拉长了。而让出市场、失去对销售渠道的控制权才是影响集群发展的“致命伤”，市场范围扩大受限阻碍了集群分_丁的深化，企业内部分工不足与集群内缺乏大企业的协调治理导致“分工限制分工”，大量企业做着同样的事情，便产生了诸如战略趋同、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企业只能依靠不断降低价格来取悦价值链治理者。微薄的加工利润，使企业对增加R&D投入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通过集群创新活动构筑较高的进入壁垒，已得到的经济租会由于进入壁垒被突破而流失，会随着技术扩散而消失。若要保持较高的收益，要么是该行业进入壁垒很高，潜在竞争者无法突破；要么是进入壁垒在不断发生变化，即企业的创新和生产能力在动态发展，不断从事新的经济活动，在该领域形成新的经济壁垒，从而抵御潜在竞争者。这些进入壁垒被形象地称作产业集群的“堤防”，若集群在构筑进入壁垒方面无作为或者不作为，则会面临竞争者过度进入而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及租值耗散。事实上，除了技术以外，人力资源、组织结构、产品设计、品牌推广、营销渠道、物流控制、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企业关系、金融支持、政策支持等都可以构成产业集群的“堤防”。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集群只是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个子系统。然而，无论嵌入什么样的价值链、也不管嵌入能给集群带来何种升级机会，利益都不会从嵌入中自动产生，升级也不会自发实现，甚至连价值链治理者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的意愿都值得怀疑。集群升级的动力源自集群内部，重视本地联系和地方层面的治理（Helmsing，2002），通过集群要素间的互动学习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对于集群升级至关重要。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多样性，都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可以为本土企业提供持续投资和创新的拉力。然而，在缺乏本地市场联系的情况下，代丁企业无处借力培育自己的品牌，无法形成对自身附加价值的攫取能力，甚至连国内迅速成长的高级要素也无法充分利用。若要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必须重视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的培育，通过构建国内品牌和销售网络渠道的终端集成，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才能在价值链博弈中争取到更有利的地位和更好的发展前景。
（二）基于创意资本嵌入的集群协同创新
一直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都过于狭窄，一般局限于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创新和创新文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自主研发被提到了空前高度。然而，在传统低技术产业的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高技术生产工艺和过程，其重要性却经常被忽视。事实上，低技术的学习与创新和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同样是知识创造，从事低技术产业的企业在资源管理、产品差别化、生产制造、后勤保障、营销推广、售后服务、商业模式等都需要创新以获取竞争力。甚至可以说，产业价值链中的所有活动都可能发生创新，创新不仅来自于多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很多不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技术，甚至是原有技术融合、重组、集成、杂交而成的技术。
在目前尚未形成内生创新的产业环境中，传统产业集群向创新型集群发展，须引入创意资本这一外生变量。创意资本作为向不同产业提供创意服务的第三方，正逐渐取代土地、劳动、货币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本，其资产融合力强、价值创造途径更加多元化，广泛地存在于各种与生产、再生产有关的经济活动中，因此容易实现价值链的横向跨越，收获新的经济增长点。集群内制造企业通过外包的方式将不具备竞争力的环节剥离，保留并专注于核心和关键的环节，从而将竞争力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创意资本通过产业间横向协作嵌入传统产业集群，并在某些环节建立自己的优势。胡晓鹏（2006）将创意资本划分为消费型创意资本和生产型创意资本两大类。消费型创意资本通过内容创新、服务创新和消费模式创新提供消费创意；生产型创意资本通过研发设计、功能创新、技术创新、流程创新等提供工艺创意，通过咨询策划、商业环境创意、营销推广创新、传播渠道创新等方式提供商业创意。创意资本贯穿于产业价值链始终，最终凝结于具有特定文化内涵、象征意义的产品、服务或生产流程中。一旦创意产品、服务为市场普遍接受或认可，创意资本将沿着价值链网络系统迅速而高效地转化为集群的核心竞争力，锻造出全新的产业价值链，从而实现传统产业集群的优势再造（如图-1所示）。
在企业制造的高附加值产品中，既含有以科技为基础的功能价值，又含有以文化为主的观念价值，且后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传统工业经济注重改变产品的功能价值，创意经济则依靠改变产品的观念价值获得市场和利润。功能价值生成于生产制造、营销推广、传播分销、交换消费等环节；观念价值来源于消费者、社会群体的精神追求或文化崇尚，表达于价值链的内容创意环节，其形成与推广中的每个环节都应当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围绕顾客价值（尤其是顾客对文化的认同感），精心设计、呵护与挖掘，以产品创意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引导消费，提升社会品质，并形成新的消费市场。而新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将为传统产业集群转换发展路径提供持续的驱动力。
[责任编辑：唐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