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倡导、组织和主持建立的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机构。从1919年3月2日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存在达24年之久。它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主要论述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对于国共合作的主要贡献。
关键词：共产国际；国共合作；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047-02
一、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策略思想的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共产国际影响和帮助的结果，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项战略决策。早在1920年7月，列宁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的号召。1921年6月，列宁又在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意义。1922年，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确定，在共产国际提出并最终实现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2年3月，马林结束了中国的南方之行后风尘仆仆前往北京会见苏俄驻华公使裴克斯，并请裴克斯向莫斯科转交了两份关于中国问题的初步报告。一份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况，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了肯定的评价，阐明他主张合作的意见；另一份则是给俄国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的。马林建议苏俄能够委派使者到中国的南方进一步地商谈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之事。同年4月，马林回到上海，同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几次会谈。会谈过程中，国民党的领导人同意了共产党人可以到国民党中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工作。但是，当马林同共产党人讨论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要到国民党内展开政治运动的时候，遭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的强烈反对。陈独秀断然拒绝马林提出的建议，并两次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反对马林建议的六点理由。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能够实现国共合作的策略，马林决定亲自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马林在报告中详尽地阐明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并且向共产国际说明了促成国共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他在报告中说：“由于华北华中一带为军阀所统治，只有孙中山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民主革命运动和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39马林还指出，中国现代工业的人数较少，农民群众对革命并不是很了解，而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国民党却是由包括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南方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多个阶级的联盟，而这个联盟是可以联合的“民族革命”的力量。另外，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了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中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是可行的。此外，报告还建议中国共产党把中央委员会地址迁往广州，以便于公开开展活动。马林的报告既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同时也符合苏俄对华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各革命势力在内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要求：“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和菲利普同志（斯内夫利特）紧密联系下进行。”[1]66执委会在8月份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下发指示，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指出了国民党的性质等内容，并表示了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态度，表达了共产国际希望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的策略。在国共合作思想形成的过程中，马林对国民党方面作出了过高、不切实际的评价，相反却对共产党方面缺乏必要的信心。然而，马林提出的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促成国共合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在中国当时的革命条件下也是现实可行的。
二、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策略有一个认识过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国民党的认识也从最初的攻击和排斥到携手联合的转变。
由于共产党刚刚成立，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性质的认识还不深，不了解列宁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所以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通过的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2]因此，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要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革命的建议后，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直到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讨论了国际形势、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等问题。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的问题得到了重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成为了中国问题的中心议题。
大会明确指出，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且要求要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传到贫苦农村，传遍受奴役的庄园，传遍工厂、学校和兵营。”[3]列宁因病没能够参加此次大会，但却对中国能否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特别关注，也表达了共产国际希望能够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此次大会的召开，使中共对国民党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参加大会的中共党人回到中共后，将大会精神作了汇报传达，得到了中央和党员群众的赞同和支持。1922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前往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详细解释了实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广州会议后，中共开始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初步决定了同国民党实行联合的策略。此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直奉战争爆发。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成为了中共政策转变的第一个步骤。文件明确表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真正的民主派”，并“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展一个联席会议”，以便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4]。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分析确定了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来推翻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压迫。但是“二大”中提出“民族联合战线”的“党外合作”的方针，和共产国际同意马林的“党内合作”的方式是不同的，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使党内人士得到统一，实现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坚持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议就国共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马林的耐心说服，参加大会的多数人开始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西湖特别会议上的决定，揭开了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的新篇章。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会上就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案》指出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最终确定。 三、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政策
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的同时，并为促成孙中山同苏俄结盟而努力。1922年7月，苏俄政府任命越飞为驻华大使，接替裴克斯继续争取同北京政府谈判，却最终也没有达成协议。在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未获成果时，却与孙中山的联系取得重大进展。他一面公开同北京政府开展外交活动；一面秘密通过马林搭桥与孙中山建立联系。12月，孙中山派张继到北京，安排同越飞直接会谈。1923年1月，越飞以养病之名南下赴沪秘密同国民党谈判。经过前后多次会谈，最终达成协议。并于1923年1月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宣言》中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之最热情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5]孙越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联共政策的一进步确定和发展。
1922年9月开始，孙中山开始准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先后在上海召开了三次国民党中央各省负责人会议，决定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吸收共产党参加改组工作。并在1923年1月1日正式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转变为依靠广大民众革命的思想上的飞跃，也成为了其改组国民党的先声。1923年11月28日，《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及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并作为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此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动工农群众及各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迅速打开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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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武霞，许俊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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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