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老妻多病，仆即无力读书学习。蹉跎至今，几成半文盲。偶有余闲，但以杂览遣日，非敢言治学读书。近年妻病愈重，仆亦日就衰朽，翻书偶有所见，辄以片言只语随手记之，用志不忘。《古典文学知识》频来索稿，盛情难却，姑择平时杂览所记略有时间性者录寄，塞责而已，非关学问也。戊子中秋后三日，写定于北大中关园寓庐。
一
门人檀作文君来谈，谓时贤用清人赵殿成说，定王维生年为唐中宗长安元年(701)。然王维弟缙，官至宰相，新旧《唐书》缙《本传》皆言缙年八十二卒，则上推其生年，尚早于王维一年(或同年，即公元700年或701年)。故赵说是否可信，近人屡有疑义。检陈铁民兄《王维生年新探》(见陈著《王维新论》第57至第71页)，力驳时贤诸说而坚从赵《谱》。其结论大略云，《唐书》王缙本传卒年八十二之说未必可信。然而称王维卒年六十一(维《本传》言维“上元初卒”)者，亦《新唐书》之言也。同为《唐书》，一则信之，一则谓为不可信，于一书之同类记载而持不同标准；纵陈文考证不惮周详，论点似亦立于不败之地，其奈所据最早资料乃以己意断其可信或不可信何!于是赵说终不能毫无动摇。铁民兄于其论文之最后云：“综上所述，我认为，在目前还无法找出证据证明两《唐书》关于王缙享年的记载准确无误的情况下，赵说还是可以相信的。”然则《唐书》所载缙年果竟无误，则又当如何!信夫考据之学戛戛乎其难也。
二
袁行霈教授《陶渊明集笺注》，近年治陶诗文之力作也，仆尝撰小文约略评论之。然书中小疵屡见。姑以《归园田居五首》为例。
一曰改“少无适俗韵”为“适俗愿”，仆前文已与商榷，兹不赘。
二曰改“榆柳荫后檐”为“荫后园”。今按，陶诗明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又《与子俨等疏》云：“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可见其北窗后檐植有榆柳数株。如作“荫后园”，则所植树至少有数亩之多，不免遮天盖日矣。于诗意言之，似不如作“檐”为佳。
三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袁注：“樊笼，关鸟兽的笼子。”今按，“樊”与“笼”非一物，且“樊”非笼子。《庄子・养生主》：“(雉)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旺)，不善也。”旧注：“樊，藩也。”后世工具书引《尔雅疏》、《集韵》等，皆利“藩”为“篱”，今就有“樊篱”或“藩篱”等词语。盖雉尾长，必围之于“樊”中始可不使飞去。故“樊笼”不宜泛指�“笼子”。�
四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袁据李注引《汉书・王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原书第85页)今按，“王恽”乃“杨恽”之误，《汉书》但有《杨恽传》，语见恽《报孙会宗书》。若王恽乃元代人，著有《秋涧集》，《四部丛刊初编》已收入。此种讹误，于校对稿样时不宜疏略。
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吕碧城词笺注》，仆于2002年初读此书即撰小文予以评价，且略举其不足处。盖笺注者李保民君用力甚劬也。然挂一漏万，势所不免，今姑举一例。《吕词》第377页《浣溪沙》下片有句云：“思乡宜诵放鹇诗。”即失注。今按，唐雍陶《和孙明府怀旧》七绝云：“五柳先生本在山，偶然为客落人间。秋来见月多归思，自起开笼放白鹇。”笺注者于本句“放鹇”二字但标书名号，未免不足。
四
近读沪上某报副刊，有短文谓“屮”字与“草”字音义全同，有微误。按《说文》卷一“屮”部云：“屮，�木初生也。……古文或以为‘�’字，读若彻。”丑列切。又“�”部：“�，百卉也，从二屮。”此“�”乃与今之“草”字音义全同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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