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一直飘着小雨，著名作家邓贤陪同岳建一和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站在少陵路边等候我，这让我有些不安。我们在一家茶坊落座后，发现岳建一老师虽年届花甲，但皮肤白皙，目光沉潜，比他的实际年龄至少要年轻十几岁。人们印象里文人那种偏执的、“苦闷象征”的形象，在岳建一这里完全对不上号。他握住我的手，感觉到我的身体状态，讲的全是如何保护好身体的话题。
岳建一说，由于家族病史，他很早就研究中国养生文化与西方营养学比较，迄今已逾四十年。中国文化中的诊脉、看舌苔，与骨诊、颅诊、掌诊、足诊、耳诊、甲诊乃至音色诊，其实同宗同源，尽皆来自几千年民间累积的概率，不过一部分进入了皇家、官宅，成为中医；～部分进入了民间，成为巫术。巫术中的养生部分，如若剔除糟粕，同中医养生部分～样，同是博大精深。而对于巫术，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皆是要么膜拜迷信，要么摒弃铲除。比如鲁迅先生，更是完全排斥中医。因此，我们对于祖先的文化遗产极少严谨厘定，加以现代比较、观照和辨析，以转化为有益人类身心的资源，致使其精华部分或流失于日、韩(人家还不承认)乃至东南亚其他地区，或几近全部失传。“就植物而言，它们都是药。好吃的都变成了蔬菜、水果，不好吃的就成为了中药。”
岳建一不停嘱咐邓贤要注意饮食，什么该吃，什么不能吃。邓贤乐呵呵的，告诉我，在北京每次见到岳建一，他们谈论的主题往往不是写作，而是保养身体。这也是岳建一同朋友们聚会的压轴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对亲朋挚友和有信念的作家，他总有一种全身心的珍爱和珍惜，常为他们诊病，为他们的健康出谋划策。这让很多作家、学者受益终生。杨健教授指出，女作家竹林那时身体很虚弱，就是按照岳建一提供的方法调养好的。时有老板或大人物找上门去，他反而是婉言谢绝：“我就是搞出版的，不大幢医道。”我倒是认为，这种拒绝中透出岳建一的某种意志和向度。
近年，岳建一在国内外举办过多次养生、环保演讲，听者无数。他也被人誉为“将传统与科学思维结合得最好的养生演讲者”。有极好的身体，才能写极好的文章。他坦言：“因为写作和思考太消耗体力和精力了。”在一篇采访他的文章里，我看到一段描写，说岳建一坚持在夜里十二点左右练功，练到一定日寸候会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甚至自行倒立，常常一立就是一个小时，而他根本不会倒立!对此他淡淡一笑：这是真实的。不过，我们现在不谈保健，不谈“知青文学”，不谈编辑事务，不谈抢救民间记忆，我们还是谈谈你想采访的我对成都的看法……
为蜀地文学号脉
蒋兮湄(以下简称“蒋”)：你第一次来成都是什么时候?
岳建一(以下简称“岳”)：1968年秋季，我带着一百元钱和五十斤全国粮票，只身来到“红海洋”澎湃不已的成都。我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这个传闻中的“天府之国”。我待了半个多月，去了很多地方，看到学校几乎没有一扇完整的玻璃。四川人的大嗓门喊出的口号声令人震撼，分贝是全国最高的。我在春熙路小广场、四川大学的操场上看到焚烧书籍、古物的狂热场面。那时我已经十八岁，经历不算多，但我感到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正在进行文化的毁灭，而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成为了生活常态。这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说实话，我首次体验到一种人生的无常。
蒋：1979年你再来成都，感觉如何?
岳：那时我刚从大学分配到工人日报社，担任文学编辑，我是来成都组稿的。感觉上成都的城市格局变化不大。我还登门拜访了著名作家艾芜、刚刚从金堂县回到成都的流沙河先生以及作家包川等人。我注意到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我到全国很多大城市组稿，往往通知一两个作者，但一来就是三五十个，人才济济，简直应付不过来，可见那时文学的热度；可是在成都呢，通知的作者是来了，但他们不会带来另外的文学作者。这未必是出于私心杂念、处处要提防着别人，而是体现出一个区域的文学热度。1987年我主持大型文学杂志《开拓》，再来成都组稿，我固有的看法又得到了强化。
蒋：为什么这样说?
岳：我们就不说套话了。成都本土不少文人过于自恋，眼界低，格局太小了。小情趣、小感觉、小卖弄、小才华是常态，缺乏大气度、大建树、大创造、大担当之作。但是，我在长沙、广州、杭州、西安看到的却是一种文学方阵生机蓬勃的群体力量。真实地说，那时成都乃至四川的文学整体水平是落后于全国的。我发现，那些依托湖湘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黄土文化、海派文化等深厚文化资源而卓然崛起的大家，往往拥有先锋的文本意识与深湛的根性传承：而这两者在成都本土作家身上都显得较为匮乏。所以，我来来回回跑了几次，只选中了成都一位诗人的长诗发表在杂志上，这也是四川作家唯一进入《开拓》的事例。
蒋：《华阳国志》指出蜀人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尤“多斑采文章”。汉赋里的大家诸如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等等，均是蜀人啊?
岳：文学现状与历史文脉固然有关，但历史不能证明现在就该“理应如此”。历史赋予我们的是一种历史感，缺乏这种历史感就容易躺在一种“伟大的幻觉”里而不辨东西。中国晚清时代的屈辱遭际，不是很能说明问题么?
在新、旧两部《唐书》里，入传的蜀人就达到十八位之多，而巴地竟没有一人入传。《宋史》当中，为巴蜀人立传者已经达到一百五十八人，而《四库全书》中所存宋朝时代的川人文集竞达到三十余家，加上“自古诗人例到蜀”之类，再加上巴金、李劫人、沙汀、艾芜……但这些历史未必就能佐证四川文学的现状啊!我看过报纸对作家阿来的访谈，我很赞同他“本土的写作却显得有些掉队”的结论。在我看来，关键是本土知识分子的方阵亟待建设。所以，阿来、邓贤、邓一光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四川诗人的“名声出川”并不能改变一个区域的精神格局。不但文化人必须完成对深厚传统的续接，我们的文化环境更应该如此。
蒋：长期以来，川地总是出诗人。你认为本土为何在中国的思想领域总是显得后继乏力?
岳：把信息当文化，把知识当思想，把思想视做异端，这一价值取向一旦成为一些人的共识，必然导致社会人格走向轰毁，对高贵的精神人格自然就罕有捍卫者了。这也决定了一些学者、作家的趣味，他们与市井一起创造世俗。当人们对文化、文学不再感兴趣了，文学、文化不但没有瞻仰者，甚至没有了围观者，这就使得文化走向平庸、低俗而不自知。其实，李劫人先生的不少作品对此早有入木三分的状写。
我太羡慕成都的建筑了
蒋：岳先生出访过二十几个国家，你如何看待成都的发展?
岳：我喜欢旅行。这次来成都距离我上一次来蓉过去了十年。昨天我和杨健教授一道特意沿天府大道南延线浏览了大半天，参观了会展中心以及周边的住宅。我太惊讶了!建筑十分新潮，但彼此并不重复，一反很多城市建筑的呆板、毫无灵性，显示了这座城市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我很感 慨，对杨健教授说，我们俩从北京来，都成乡巴佬了。我们不妨把印度新德里拿来一比。我认为，即使成都保持原样二三十年不变，新德里也未必赶得上。成都的发展让我日不暇接，它的现代化格局不逊色于欧美任何一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讲，成都正在接近法国中上等城市的生活水平，甚至比它们还要方便一些。
蒋：你注意到成都锦江一带、人民南路的人行道有什么不同吗?
岳：注意到了。其实是建筑店而、人行道、绿化、道路、路灯设施的焕然一新。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凯文・林奇教授在《城市印象》中，强调建立环境景观印象。环境景观印象主要体现在环境景观的可识别性。环境景观印象由几个因素构成，它们是街道、边沿、区域、结点、标志。街道主要是指大街、步行街、公路、铁路和运河等；边沿是指河岸、围墙等：区域是指城市里较大部分；结点是指道路交叉位置，如十字路口；标志是指空间中易突出的物体，它是指建筑物、雕塑、招牌、店铺、小丘、塔楼等等。他还论述了环境景观印象的形式特征与作用，其主要表现在其单一性、简明性、连续性以及对比性之中。我认为，成都的都市景观内涵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晚上锦江两岸的彩灯璀璨瑰丽、流光溢彩，几乎没有重复的设置，非常养眼。
蒋：你觉得本地的文化格局与城市格局是否协调?
岳：这正是我想说的。我去过人民公园，瞻仰过“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我还知道督院街是发生保路运动的重要地点。其实，完全可以在督院街街口设立一些景观、雕塑或指示牌，向世人展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而很多近现代的名人均在成都生活、工作过，是否可以考虑在还有痕迹的地方设立纪念性的标示牌呢?这在西方众多城市里随处可见的东西，总让人产生行走在历史当中的深切感受。通俗地说，一个城市首先要让世人懂得缅怀。懂得缅怀才能懂得感恩，懂得感恩才懂得什么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
在我看来，辛亥保路运动、四川人民以绝大牺牲为代价的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及抗震救灾精神，无疑应该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骨架。不然的话，所谓建设依托这个精神的方阵将沦为纸上谈兵，丰厚的蜀地文化也无法在经济时代得到传承和发扬。这就是说，当成都的世界现代化的城市格局日趋成熟时，从浅层次说，文化格局建设必须跟上步伐；从深层着眼，中国缺乏的是建设拥有知识分
子阶层意识的城市。
蒋：你的建议是什么?
岳：都市景观是把建筑、园林、雕塑、道路、街区等实体，铺之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本土传统和特色，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时间到空间上加以综合作用而构成，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体。单一的发展无法提高城市的整体素质。我看到的是，城市雕塑等太少了。
成都与博物馆之城
蒋：你是否注意到，成都计划用五年时间成为一座博物馆之城?届时大约有一百家新建民办博物馆聚集在成都市区及其周边。
岳：我们这次成都之行，就是为其中的一些项目提出建议。我去过很多成都的博物馆和景点，目前免费开放不少馆区，这在全国范围内也不是很多。这几天我们去参观了气象博大的省博物馆，感觉很好。这体现了成都的气魄和长远眼光，值得赞许。
成都得天独厚，拥有众多历史资源。但个别景点在包装上有过度之虞，就像有一道著名的“料理大菜”，金纸打开后是银纸，银纸打开后是红纸，最后的主角是几根翠绿的菠菜!比如，古代的诗人本就是清寒之辈，一旦将其故居包装成了“豪华王府”，那不但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而且是对诗人精神、气质的歪曲。但愿这批新建的博物馆不要包装过度了。
蒋：就世界而言，你认为成都的博物馆有什么特点?
岳：三星堆、金沙等等自然是重量级的。我也很关注成都的民间博物馆，它们的汉代石刻、漆器、蜀锦、乌木等收藏蜚声海外。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一些展品，我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颇有特色的。它在建筑格局上打破了博物馆的惯常模式，减品方面也充满了自己的眼光。正是因为拥有独特的个性，才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我看完抗战纪念馆，心头流泪。记得我在美国旅行期间，特意到陈纳德将军墓前凭吊，致哀十分钟。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民族要正视历史，懂得感恩!抗战纪念馆复活了一个城市的记忆，担当了历史的天良，承担了城市的“原记忆”。而这样的“原记忆”对城市的精神凝聚显得尤其重要。就是说，博物馆必须要有自己的话语，不然就会在风起云涌的众声喧哗里彻底“失声”。
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在我看来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如何让一座走向现代世界田园的城市，在现代化进程里实现对传统的续接。日本从五十年代初就提出“保护无形文化财”的思想。他们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对优秀传统，整个社会都抱有一种尊重、崇敬甚至敬仰的态度，一定要保证“不变”。这“不变”的就是历史，它不但可以为现代化城市格局张目，更是城市精神品质的根。这种文化政策，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