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人屯 石人屯有个叫徐贵的，他的故事堪称传奇。 此人是石人屯有史以来出过的最大的或者说级别最高的官，或者叫干部。像他这样的人，从来还没有过，可说是空前的(还不敢说绝后)。
石人屯之所以叫石人屯，跟一件事有关系：在刚建屯子的时候，人们挖坑取土盖房子，挖着挖着挖出了一个石人。石人高约两尺，全胳膊全腿，只是面目不甚清楚。这石人好多人亲眼看见过。听人说，石人一直放在石人屯，直到上个世纪的1965年，才被装进一只木板箱，让一辆解放牌卡车拉走了，说是拉到省里的博物馆去了。
不过，关于石人，至今还有一些问题没得到确认。比方它的来历。有人说这是辽代的东西，有人则说是金代的，也有人说是清代的。从目前情况看，“金代说”渐占上风。此说认为，这一带原本是“大金”的发祥地，太祖完颜阿古打，就是从这里起兵伐辽的，不远处又有金代州城的遗址，总会留下个把物件儿。可是并没有板上钉钉儿。当然这是无关紧要的。特别是对石人屯的乡亲来说，辽代的也好，金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对他们都不会有任何影响，婚丧嫁娶，吃喝拉撒，日子该咋过咋过，最多嘛，是增加了一项谈资。
石人屯因此名声大噪了一阵。
几年之后，石人屯再次名声大噪起来。
这一次，便是因为徐贵了。
且说徐贵。
徐贵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徐大愣。
因为徐贵是在石人屯长大的，这个外号人人知道。
在东北一隅，“大愣”一词，有几个含义：一个是说这个人傻，却又不是很严重，只是脑子不清爽，有句俗话“傻头傻脑”，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是说这人心眼儿实在，思想单纯，不会察言观色，又有几分正义感，遇事乱放炮，心里咋想的嘴上就咋说；第三是说这人敢想敢干，不计后果，头脑却是清楚的，甚至很聪明，可以看作这是一种性格，或者说他做事有魄力，这样的人常常会把事情做坏，有时候，也会做得很好。
徐贵没念过书。他出生那会儿还是伪满洲国，屯里没有学堂，念书要去挺远的镇上，还要交各种费用，除了少数大户人家儿，一般人是念不起的，况且当时屯里也没有念书的风气，孩子一长到七八岁，就让他磕磕绊绊地跟着大人干活儿了。直到现在，还有人替他惋惜，说徐贵要是有点儿文化，那就说不上咋样了，当个省长也说不定的。不过后来他也认识了几个字，他参加过屯里的扫盲班，念了几天“人口手，刀火尺”，尽管学得不十分好，自己的名字还是会写了。
年轻时的徐贵，身上颇有一点儿蛮气。与人交往，动不动就把眼睛一瞪，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那样子似乎在说：“我就这样做了，你想怎么着吧!”若话不投机，他也真敢拚命，且都是率先动手(先下手为强)，手边若有家什，不论铁锹还是锄头，也不管你是脑袋还是屁股，劈头盖脸，抄起来就打。屯里人背后都说：“这小子太愣了，下手也狠，妈的生死不惧!”他的“徐大愣”的外号，也便越叫越响。
蓦地有一年，徐贵当上了生产队长。
那时还是公社化，公社下边有大队，大队下边有小队，小队又称生产队。石人屯所在的大队就叫石人大队。石人大队有六个小队，石人屯为第三小队，也叫第三生产队，简称三队。
按说，以徐贵的脾气和名声，他本来当不上这个队长。能当队长的人，多半要有一点儿“根基”。要么你是某个大姓家族的成员，要么“上边”有关系，要么有什么特殊情况：“土改”的时候立过功，或战争年代抬过担架。――这些条件，他可都没有。
大家都说，徐贵当队长，主要还是他爹的功劳。
徐贵长相好，用当地话说，自小就虎头虎脑，方脑门、圆下巴，浓眉大眼，且身体壮实，手脚匀称，有力气。据说年青时好多姑娘都想嫁给他，最后还是他爹帮他选定了一个，相貌不怎么好，眼睛小，有点儿胖，家就住在本屯，姓侯，是石人屯的大姓，叔叔大爷有十几个。徐贵开始不太乐意。他爹私底下对他说：“我们家在屯里是小姓儿，孤孤丁丁，一娶了她，亲戚立马就多了。叔伯姑姨，还有小舅子大舅子，小姨子大姨子……一下子多了一大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再说了，胖人福相，像你这样愣了巴叽的，不找个稳当人儿，日子还有个过?”徐贵虽不甘心，也只好认了。而且，转年就生了孩子。
徐贵当队长是在1968年，“文革”第三年。据查，徐贵这年31岁。那年冬天，从上面来了一个“工作组”，一共三个人(其中一个穿着军装)，听说是从县上来的。工作组一来，就把原来的队长给撤了，还让他跟屯里的“地、富”站在一块儿，给他们开了一个批斗会。批斗会一结束，马上就选新队长。刚开始，会场还闹哄了一会儿。这是人们在互相撺掇，要选谁不要选谁。不长时间，就有人站起来，是徐贵老婆的一个堂哥，他大声说：“我选徐贵!……我就看他挺好的，是个仗义人儿。他当家我们才放心!”堂哥话音刚落，徐贵的亲戚们立刻跟着叫好，都说对呀对呀，我们也同意徐贵。
还进行了举手表决。
结果不用说了，徐贵顺利当选。
当上队长以后，徐贵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比方说，行为似乎比原来“规矩”了一点儿，不像原来那么放肆了。衣裳也比以前整齐了――据说在他当上队长的第二天，他老婆就上供销社扯了十几尺蓝卡其布，专门把他拉到镇上的缝纫社，让人裁了一身有四个衣兜的制服(样子类似当年的军官装)，左上面的衣兜盖上还留了一个插钢笔的洞洞，说是预备有个大事小情的时候穿，包括出去开会啊什么的。变化最大的要数说话，其中包括平常说话，也包括开会时的讲话。最明显的是在大会上的讲话。那时生产队开会很多，且都是大会，叫社员大会(会都在晚上开，无故不来的，还要扣工分)，有时候是政治学习，让几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念念报纸上的社论，有时候是关于生产的，春种了，夏锄了，秋收了，都要开个会布置布置。每次开会，身为队长的徐贵，自然要讲几句话。
刚当队长那阵子，徐贵还不大会讲话，讲得磕磕绊绊，动不动就卡在那里，脸红脖子粗，张着嘴巴却不知说啥。后来就不同了，越讲越顺溜儿了，时间也越来越长，而且，每次都会讲出一些新词儿。比方，有一次讲夏锄。开始，他讲了一下夏锄要从哪块地开始，又讲了男女社员的分工。这些事情讲完后，他清清嗓子，提高了声音道：“……石人大队第三小队的全体社员们，广大的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继续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一心一意抓革命，一心一意促生产，狠斗私心一闪念，放眼全球，艰苦奋斗，力争上游……”
后边这些话，都是当年的流行话儿。
这些话是很唬人的。
社员们都很服气他，同时又挺纳闷的，心里想：这个徐大愣，他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话呢?一套儿一套儿的。
说来简单得很。那时候有广播喇叭，家家都有，房檐下面挂着一根电线，屋里连着一个喇叭(形状就像吃饭的碗，也跟饭碗一般大小)。广播喇叭每天都要广播。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社论，新闻和报纸摘要，评论员文章……徐贵的话，都是从那里听来 的。
这是徐贵老婆说出来的。
据徐贵老婆说，当上队长以后，徐贵每天都要听广播，且听得万分认真。主要是晚上听。天天一吃过晚饭，他就会坐在炕头儿(喇叭就挂在那儿的墙上)，一边抽烟一边听。听新闻，听社论，听评论员文章。偶尔还会情不自禁地说：“看人家这话儿说的……”
听过了，就记住了，下一次开会，这些话就变成了他的话。
石人屯的人后来都说，虽然叫他徐大愣，其实这家伙聪明得很。
徐贵忽然出名了!
现在看来，他的出名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那是在徐贵当队长的第四年。起因是他所在的生产队(即三队)搞了一块试验田。那是一块玉米田。他搞的试验是“一埯双株”――即在一个土埯里种两棵玉米(原来都是一埯一苗)。
当年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土是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以及土壤改良和深翻地；肥是合理施肥；水是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是培育和精选良种；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是田间管理；工是工具改革。
上级正在大力推广，广播喇叭也天天播送。
其中有个节目叫“农业科技”，主要就讲“八字宪法”，一项一项地分开讲。
有一天，讲到了“密”。
徐贵听到了这个节目。其实，另外那几个字，土、肥、水、种等等，他也听到了，不过都没有什么反应，也许，他觉得那都是很平常的事，就像有人说的，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在听这个节目时，情况则完全不同了，他立刻就有了反应。他心里猛地一动。他原来在那儿半躺着，现在竟一下子坐起来。他对自己说，咦，这倒是个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他在心里想，同样一块地，我给它种上双份的苗，那不就打双份的粮食了?有一忽，他还觉得挺奇怪，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以前就没人想到呢?
这年春天，徐贵就选了一块好地，大概有一垧多地，搞起了他的试验。搞的就是“一埯双株”。他本想把所有的玉米田都这样搞，无奈有很多人不同意，包括他爹，他们担心地力不够，到时庄稼长不起来，即使长起来了，也怕贪青，棒子(玉米穗)长不诚实。这样一来，他心里也没底了，便接受了大家的建议。
到了六七月间，庄稼都长起来了。因为这一年年景好，雨水足，庄稼的长势出奇的好。那块试验田当然也不赖，看去绿森森的。
恰在这一年，县“革委”(全称为“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相当于县委书记，一把手――亲自来石人屯所在的公社蹲点。这位主任是个女的，当年不到40岁，脸色很白净，姓关，名字不知道，其他情况也不知道，只听人们叫她关主任，或关同志。不过，一个人这么年轻就当了一县的领导，又是个女的，肯定很不一般。
听人说，凡是下来蹲点的干部，基本都要做出点儿成绩来，或者抓出一两个典型，否则就是没尽到责任，会受到批评，说你工作不积极不努力，甚至会质疑你的能力。
关主任工作很忙，虽说在此蹲点，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待在这里，她要经常回县处理事情，一般一个月可在这里住上七八天。这七八天也是忙得不得’了，听汇报啊，请人座谈啊，偶尔还会坐上一辆带蓬的吉普车，到下边的大队转一转。
7月2号这天，关主任来到了石人大队。
这个日子，很多人至今还记着。
就在这一天，关主任看见了徐贵搞的那块试验田。
关主任很兴奋，不顾劳累，当天就接见了徐贵。接见是在生产队的队房子进行的(后又转到了石人大队的大队部)。关主任微笑着询问了一些有关试验田的情况，徐贵慌慌张张地回答了。然后，关主任对当时在场的陪她一起过来的一个公社干部，还有石人大队的支部书记，以及徐贵等，亲切而郑重地说：“我感到很惊讶也很兴奋!我认为，徐贵同志的‘一埯双株’是一个创举，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徐贵同志的作为，充分体现了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不仅是徐贵同志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大队、全公社，乃至全县人民的光荣……”
关主任后边还说了一些话，徐贵却仿佛听不见了。他突然心慌得很，感觉脑袋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撞来撞去，撞得脑袋嗡嗡直响。
这之后没几天，就从县里来了一帮人。并在这里住下来，住了三四天。其中有几个戴着眼镜。他们每天跟徐贵谈话，有时是一帮人一块儿谈，有时是一个人单独谈。有的人拿着一个小本子，一边谈话一边记录。徐贵对他们笑脸相迎，有问必答，答话时郑重其事，有很多话是从广播里学来的，有时候答不上来，或者词不达意，他们就启发他：“你是不是想这样说……”徐贵领会了对方的意思，马上就道：“是啊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后来这些人就走了。他们走后不久，广播喇叭里就出现了徐贵的名字：“××县广播站。现在是农村新事节目。请听长篇通讯《科学种田的带头人――徐贵》……”
徐贵听到了这个广播。徐贵听广播的时候想些什么无人知晓，因为他没对人说起过，对他老婆也没说。但是，他的样子老婆却看见了，她说他从始至终都满脸通红，就像喝醉了酒。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又从省里来了一些人。他们也是每天跟徐贵谈话，也是偶尔大家一起谈，偶尔一个人单独谈。其中有一个，还给徐贵照了好多相――有他坐在地头儿学“毛选”的，有他站在玉米棵子跟前观察庄稼长势的(手托一片玉米叶子)，有他虚心向老农请教问题的，有他在田里搞科研的(手里拿着一把尺子，仿佛在测量两株玉米之间的距离)。那几天，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每次拍照之前，那人还比比划划的，教徐贵摆姿势，“这样，这样……对……”“身子往前倾……”“脑袋再抬高一点儿，就一点儿……”“表情要自然……别朝我这儿看……就这样，别动另0动……”那人总是跳来跳去的，一边跳一边说。
这些照片，有的登在了省里的报纸上，有的登在了画报上。
与照片登在一起的，还有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一整张报纸都没登完，还要“下转第二版”。
文章的题目是：《马尾河畔大寨花――××县××公社石人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徐贵同志的先进事迹》。
千千万万的人知道了徐贵……
当年提倡(或者说时兴)参观学习。
报纸上的文章登出来不久，就开始有人到这里来参观。当然，要具体说出哪一天，已经办不到了。大概是在这年的八月初。最早过来的应该都是本县的。县机关的干部了，下边各公社的领导了，可能还有一些大队支书和生产队长。他们都是坐着汽车来的。不过可不是客车，都是卡车(那时不像现在，没有这么多的客车)，“解放”了，“嘎斯”了，“东风”了，个别的车上装着布蓬。有的车上还挂着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白色的大字。有的写“××公社参观学习团”；有的写“抓革命，促生产”；有的写“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科学种田，增产增收”；有的写“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有的写“备战备荒为人民”；有的写“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干脆就写“向徐贵同志学习，向徐贵同志致敬”；有的是把红纸裁成菱形，写上毛笔字，贴在车厢板的两侧。
开始的一段时间，汽车还不是很多，每天只有 四五辆。后来就不这样了，车逐渐多起来。每天一到十点多钟，就有一辆一辆卡车，呼隆呼隆地朝石人屯开过来。车一多，人也就多了。人也不光是本县的人了，范围在日益扩大：邻县的、地区的、周边地区的，全省的、邻省的，关外的、关内的，华北的、华南的、西南的、西北的，还有少量外国人……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方言，站在卡车的车大厢里，一路颠簸，东倒西歪，被风尘仆仆地拉过来，每辆车上少说也有30个人，多的能有50几个。车到石人屯屯头，吱地一声停下，他们还要手脚并用，奋力翻过车厢板，跳到地上，然后便被人带去参观了。――现在想来，那时的石人屯，真有点儿像一个旅游景点，所不同的，是不收门票。
为了迎接参观的车和人，徐贵还组织社员――小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整修了石人屯前边的大路，拓宽了路基，并在路面铺了一层沙石。
最初，只要来了参观的人，都是徐贵亲自出面接待，跟参观者一一握手，还要带领他们进入田里，在玉米棵子里钻来钻去，出来后再做一番讲解。讲合理密植的好处，间距多少最为合适，如何解决肥力不足的问题；讲他是如何产生这样的想法，最初如何犹豫不决，三心二意，广大社员及上级领导如何给予支持，等等。那时他还蛮有热情，讲起来声音响亮，精神饱满。不过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没有这份热情了。一个是他整天“把”在这里，会耽误很多别的事，再就是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忙得他团团转，他也觉得太辛苦。――多到什么程度呢?就说那些卡车吧，一辆一辆地排在路上，会一直排出去二、三里路，有时候还不止。
后来，经过研究，又经过认真挑选，最终从社员中选了一个念过初中的青年人(这人姓戴)，把接待以及讲解的事交给了他。
只有在来了上级领导，省里的或者县里的，徐贵才会出面接待。
这种参观一直持续了几年――至少四、五年吧。
转过年，徐贵就被提拔了，他当上了石人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原来的支书被调到公社担任一个闲差)，这还不算，同时还让他兼任了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以及“县革委”的委员。
大概又过了一年，可能还不到一年，他又当上了省××办(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厅)副主任。――不过，至于他是怎样当上的，具体是一个什么过程，石人屯却没人能说得清楚。大家只记得，在那之前，屯里有些人被叫到了公社，老党员、老贫农等等，去跟几个“上级领导”谈了话，问问他们徐贵平常的表现怎样，脾气大不大，有没有贪污过公款，家庭成份有没有掺假，有没有男女关系的事情……还把他们的话记到纸上，让他们按了手印。
在徐贵当上××办主任以后，屯里开始流传一个说法，有鼻子有眼。说在徐贵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母亲曾经梦见了那个石人。说开始的时候，她眼见那个石人一点儿一点儿地飞上了天，就像一个风筝那样，还在云彩里钻来钻去的。说石人飘着飘着，冷不丁翻了一个跟头，然后就变成了一条小白龙，唰地一下朝她扑过来，还拖着一道白光，十分的耀眼。把她吓得一身冷汗，想喊又喊不出来。不等她明白怎么回事，那白龙早已投进了她的怀里。她一阵肚痛，第二天早上，就生下了徐贵。
这件事很叫人起疑。意思无非是说，徐贵能有这样的辉煌，本是命定的，因为他是神人转世。这件事流传很广，人们至今都还记得。
不知道这个梦是不是真的。
或者换一个说法：徐贵的母亲是否做过这样的梦?
记在这里，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虽然徐贵当上了那个副主任，人却还在石人屯，还当着石人大队的支部书记，继续管理大队的一应事情，只是偶尔才到省里去一次，有时候一个月去一趟，有时候两个月去一趟。每次去的时候，都有一辆吉普车(就是关主任坐的那种)过来接他。
另外，每次要去省里之前，他都要换上一身新衣裳。衣裳是浅灰色的，带风纪扣，有四个衣兜。裤子跟衣裳一个颜色，值得一提的是有两条裤线。料子也是好料子，听说是“的卡”的。当年这种料子名声很大，过来人可能还记得，价钱也就比较贵，因此穿的人并不多，一个可能是穿不起，另一个是觉得没必要。这种料子的最大特点是穿起来挺括，让人觉得精神。每次穿上这身衣裳，徐贵都像换了一个人，立刻挺胸收腹，精神焕发。不知徐贵是不是这样感觉的。别人，特别是石人屯的人，可都是这样说的。当然也有人说，一穿上这身衣裳，徐贵就不像个农民了，当然他也不像个城里人，像什么呢?说不清。
同样说不清的，是徐贵每次到省里都做些什么，包括他怎样睡觉，他睡觉的房子是啥样子的，还有吃饭，他吃饭都吃些啥，等等。不过，人们也略微了解到一些情况，据说是徐贵老婆透露出来的，说徐贵在省里有一间办公室，还有一个年轻秘书，帮他处理平时的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却不得而知了。
在那期间，徐贵曾经去了一趟日本，是跟一个代表团去的，好像叫访日友好代表团，先后逛了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北海道等好多个地方。――这事儿倒是确凿的，有县志为证。
以上就是徐贵的故事，确切点儿说，这是故事的前半截。跟前半截相比，他的后半截就没那么精彩了。
从日本回来没多久，大概又过了两三年吧，徐贵就不再到省里去了，听说被免职了。当时国家发生了一个挺大的变化，打倒了“四人帮”，接着又实行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都分了责任田。
从省里回来后，上级把徐贵安排到本县的另一个公社(当时已经改称“乡”)，当了副书记。不管咋说，人家也是在省里当过干部的人啊!上级可能是这么考虑的。
徐贵已经去世了，几年前就去世了。脑血管破裂，发病很急，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据说晚饭他喝了一点儿酒，看完新闻联播后去上厕所――他家住的是平房，厕所在室外，一头栽倒在里面，等到发现时，人早就断气了……
翻身屯
上午时分，从翻身屯走出来一辆马车。
马车是旧的。车辕子、车铺板，木纹都很粗糙且暗淡了。
车后跟着翻身屯的人。是一大群人。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小孩子。都不言语。只是跟着马车，不快不慢，缓缓地走。
车上载着一具刷了土红(又称红土子)的棺木。
棺木里装着金成，翻身屯的屯长，人们平时都叫他金成大爷，大人们这样叫，小孩子也这样叫。屯长即从前的生产队长，生产队解散后，人们一时不知道该咋样称呼，想来想去的，有人说就叫屯长吧!于是就叫了屯长，不是个正式的官职。
金成死在前一天的夜里。他是个没有家小的人。所以，人们当时并不知道。人们是在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不过，那天夜里的某一时刻，人们都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有人心里还“咯噔”一颤，就像过电一般。到了早晨才知道，原来是金成大爷死了。
大家都不敢相信。
金成大爷的身体，原本是极好的，极结实，极健壮，往那儿一站，就像一只装满了粮食的麻袋，到顶是一长四方大脸，脸色鲜活润泽，头发黑漆一样，没一根是白的。
金成大爷身板这样好，肯定与他会练功夫有 关。练的是拳脚功夫。且练得十分认真，不论多忙，不论什么天气，每日早起，必定要练上一会儿。地点是在屯后的小树林里。一到那时，晨雾缭绕的小树林，立刻便有顿脚呼喝的声音响起来。地面咚咚地响，树叶子则簌簌地颤抖。直练得面色微红，才会从小树林慢悠悠地走出来。
翻身屯的人都知道金成大爷练功夫的事，却从没有人见过他怎样练。――他起得那么早，别人还没睡醒呢!但是，人们却听得见他的动静，所有人都听见过。一听见地面咚咚直响，一听见嗨嗨嗨的呼喝声，翻身屯的人就说：“听，金成大爷又练功夫啦!”
金成大爷还是个喜欢拾粪的人。通常，是在练完功夫之后，他会拍拍两手，整一下衣衫，然后走到一边，拿起早就放在那儿的一只柳条筐和一把粪叉子。粪叉子是用铁丝编的，是专门用来拾粪的工具，且是他亲自编的。拾粪就不仅仅在早上了。不论中午，也不论傍晚，只要你见到他，保证他都在拾粪的过程中。有时候，正跟人唠嗑儿呢，见一个牲口，一头猪或一条狗，屙了一泡屎，他必定停止了说话，先把粪拾了，再接着跟你唠。不定什么时候，拾满了一筐了，就往谁家的粪堆上一倒，不论谁家的粪堆，倒完了再去拾。金成大爷常说：“粪是庄稼的宝啊!”
金成大爷说话，向来声音洪亮，给人一种豪爽的感觉。也确实是豪爽的。就说喝酒吧。他喝酒从不像别人，扭扭捏捏的。他喝酒，七两八两，说喝就喝了。说来，他很少自己举动烟火，一个老光棍汉，他嫌那样冷清。他总是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不管那是谁家的饭，他端起来就吃，撂下碗筷就走，用不着跟谁客气。
如今，金成大爷死了。
人们来给他送葬。
这时，马车走在平原上了。
平原是秋天的平原。庄稼都收净了，平原空阔得有点儿抽象。天空则是蓝的，浮动着几朵白得透亮儿的云。
车后跟着翻身屯的人。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小孩子。当中有个铁二爷――
铁二爷是金成大爷的老朋友。当年，他们都是胡不理家的长工，胡是屯里的地主兼当时的村长，外号叫胡大马鞭。“土改”工作队来了，金成大爷把铁二爷拉到门后，说：“老二，干吧!”
“干?”铁二爷还拿不太准。
“干!你没看出来?这就要变天了……”金成大爷咬着牙说。
金成大爷一巴掌就把胡大马鞭打翻倒了。
金成大爷突然喊起来：“果儿呀，这下子你可以闭眼啦!”
喊完，往地上一蹲，抱住脑袋就哭起来。他粗粗的嗓子，把人哭得心都哆嗦了。
果儿是一个女子，是金成大爷的未婚妻。有一天下晌儿，胡不理把果儿给糟踏了，还说要收她做小。果儿是个烈性女，觉得没脸见人了，就跳了水，死了。
金成大爷一掌打翻胡不理之后，当即成了翻身屯响当当的人物，事事少不了他，土改、“支前”、合作化，凡事都站在前排，不久就当了农联会的主席，后来又当生产队长，一当就是几十年。
因为有金成大爷的“拉帮”，铁二爷也成了翻身屯的人物。他给金成大爷当助手。金成大爷当农联会主席时，他当武装队长(整天跟在金成大爷身后)，等到金成大爷当上生产队长，他就当副队长。
金成大爷在屯里说一不二，几乎所有的事，都要他点头才行。土改那会儿分浮财(分给谁不分给谁)，生产队时分口粮(给谁多分给谁少分)，包括给社员们派工(谁干轻活儿谁干重活儿)，都是他一锤定音。这样，时间一久，必然会得罪一些人。铁二爷对他，也有了些意见。有一次铁二爷说：“老金哪，我看你比胡大马鞭都厉害了……你就不怕大伙儿恨你?”
金成大爷说：“恨我?他们敢!我老金苦大仇深，出生入死，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哪一个敢跟我比?你记住喽，咱身后可是有个大撑腰的……”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的食指，朝天空捅了几下。
铁二爷想了一忽儿，点点头，表示明白了金成大爷的意思。
金成大爷意犹未尽，又说：“现如今是谁的天下?是咱们的天下……”
平原上一辆马车缓缓地走。
铁二爷的身后走着秀枝嫂。一看就是秀枝嫂。
秀枝嫂一身黑衣，黑衣里裹着她清瘦的身体。人们至今记得，当年的秀枝嫂是多么好看。当年的秀枝嫂，身材又匀称又结实。还有，秀枝嫂说起话来，就像有人吹奏沾了水的笛子那样，清灵灵地好听。
现在的秀枝嫂，没以前那么好看了。
秀枝嫂的手上，还总是拉着她那身体赢弱的儿子。
在金成大爷死去的那天夜里，秀枝嫂一夜都没睡好。她奇怪自己怎么睡着睡着，心里一下子就空了呢?还有他的儿子，本来睡得挺安静的，那会儿竟突然醒过来，怔着眼，就像冷丁犯了啥毛病。
以前，金成大爷不止一次说过，几乎一见了秀枝嫂的面，就要说：“秀枝就给我当个儿媳妇吧，我看准行。”
金成大爷自个儿没有儿子，认了一个干儿子，就在本屯住，名叫佟彪。是打小儿就认下的，还办了认亲酒。金成大爷喜欢这个干儿子，很喜欢。在佟彪小时候，他经常到他家里去，进门必定说，我来瞧瞧我儿子，他这阵子没惹啥事儿吧?
小时候的佟彪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觉得这很丢人，曾经对小伙伴们说，我才不是他儿子呢!那个老绝户头!不过后来就不这样了，后来嘛，改成了佟彪动不动就往金成大爷家里跑，还帮金成大爷做这做那的。时间久了，两个人的脾气秉性，行为做派，也都越来越像。
金成大爷还让佟彪当了民兵排的排长。
秀枝嫂没有当上金成大爷的儿媳妇，他嫁给了徐福旺，小名儿叫福旺子。福旺子是秀枝嫂的初中同学。福旺子爱干净，知道讲卫生，每天下工回家都要洗衣裳，不论多累都要洗(那时他还没跟秀枝嫂结婚)。秀枝嫂喜欢他。
福旺子会拉二胡。每天傍晚，他喜欢吱吱嘎嘎地拉一通。――有时在屋子里拉，有是在院子里拉。
秀枝嫂已经怀孕了。刚有的时候，反应挺大。每当福旺子拉二胡，她就在一旁听。可听着听着，她会突然跑到一边，弯下腰，在那儿干呕。有时候，会吐出一点儿黄水儿来。福旺子要是问，怎么啦怎么啦?她就说：“小东西折腾我呢……这会儿，能吃一口酸东西就好了……”福旺子为难道：“这会儿哪有酸东西?又不是腌酸菜的季节……”
福旺子收起了他的二胡。
生产队有个果园，里面栽了好些个果树，沙果(也叫花红)、海棠果、黄太平等等。果园在一个坡地上。有一天，看果园的人下来说，果园太荒了，要找几个人把那些大草薅一薅，要不养分可都让它们吸去了。生产队就派去了几个人，其中有佟彪，还有福旺子。
果树一排一排的，上面结满了果子。果子还没长大，青青的，表面挂着一层白刺喇的绒毛。福旺子悄悄摘下一颗，刚刚咬破一点儿，就把舌头(连同腮帮子)酸成了一团。福旺子心里动了一下……
片刻，又动了一下。心里突然就紧张起来，手心瞬间出了一层汗。这可是集体的东西!一旦让人发现了，那可不是好玩儿的!还有金成，本来对我就黑眼蜂儿一般，也不会轻饶我……
福旺子怔怔地想了一霎，最终打定了主意。收工的时候，他谎称解手，重新跑进果园，看准一根挂满果子的枝条，扯住了，慌慌张张地揪下了十几个 青果，迅速塞进衣兜，带回了家。
秀枝嫂高兴死了，洗都没洗，拿起一个就塞进了嘴里，咔嚓咔嚓地嚼。福旺子在一边看着说：“你慢点儿……慢点儿!别噎着……”
秀枝嫂吃了一个又吃一个。
没等她把第二个吃完，佟彪就来了。他进了院子，转眼又进了屋，速度快得很――他现在不光是民兵排长，还是治保主任。
秀枝嫂嘴里含着没吃完的青果子，满脸通红，傻傻地站在那里。
佟彪站在屋门口，轮流扫视着秀枝嫂、福旺子，以及桌子上的青果，一脸的威严。
佟彪对福旺子说：“我早瞄着你呢……还说解手……嘁!”
福旺子没吭声儿。
一会儿，金成大爷也来了。
秀枝嫂给金成大爷跪下了，说：“饶了他吧，金成大爷!他这是为我。你罚我们钱吧，要不就扣工分。不管罚多少，我们都担承……”
金成大爷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儿，他才说：“这可是偷窃罪啊!”
金成大爷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完，轻轻地掸了掸衣裳的前襟，转身走出了秀枝嫂的家。
到了第二天，晌午，从屯外开进来一辆吉普车，下来了两个人，佟彪领着他们，来到了秀枝嫂家里。随后，佟彪指着福旺子说：“这就是徐福旺……”
那两个人听了，点点头，其中一个掏出了一副手铐子(手铐子锃亮锃亮的)，再听“咔嗒”一响，就把福旺子的两只手铐在一块儿了。
福旺子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秀枝嫂就在福旺子的身后，她亲眼看见了那副锃亮锃亮的手铐子，看见手铐子扣住了福旺子的两只手。
福旺子被带走了，秀枝嫂一下子昏倒在地上。
过了一些日子，大概四个月，也许五个月，从劳教所来了一个通知(上头盖着公章)，说福旺子“因故死亡”，不过没说具体是咋死的(好像是干活时出了事故)，反正是死了……
那以后没几天，秀枝嫂早产了一个男孩子。
男孩子越来越像福旺子，眉眼、脸型、说话做事的架势，都像。就是身量瘦小一些，比同龄的孩子，小许多。
平原上一辆马车缓缓地走。
车后跟着翻身屯的人。是一大群人。总有百十口人。有男人，有女人，也有小孩子。都是送葬的人。
踏踏，踏踏……人群响着沉滞的脚步声。人们走了好久了，已有些累了。
太阳照耀着平原、马车和人群。
秀枝嫂神情漠然，心里一声一声地喊着福旺子，眼里已蓄满了泪水，把儿子的手越攥越紧了
马车和人群，向平原的深处走去。
附注(一)：翻身屯原叫胡大户屯，公元1946年(亦即“土改”后)改现名，沿用至今。
附注(二)：此屯共有住户50余家，200余人口。屯人多来自山东、河北诸省。清朝晚期立屯，至今计160余年。前清属巴彦苏苏(现巴彦县)，1946年后隶属新立乡(曾称新立人民公社)新兴村(曾称新兴生产大队)。
附注(三)：此屯位于两县交界处，距县城50余公里。域内土地平坦，农作物以旱植为主，主要有玉米、大豆、谷子、高粱、糜子，蔬菜有白菜、土豆、萝卜(含红萝卜、青萝卜、胡萝卜)、大葱、豆角、西葫芦、倭瓜、黄瓜、生菜、芫荽(本地称香菜)、辣椒、西红柿等。屯人以种田为生，多老实口讷，重伦理，轻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