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日落莫高窟》吸引我们这个层面读者的首先是它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特定历史事件、特定人物叙述的切人角度。在近代文化史上，我们都知道在日俄战争时期，文溯阁曾一度成为俄国军队的兵营与马厩。但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我们心目中的艺术圣殿也曾一度在当年当地官员的有意识的安排之下，成为流亡我国西北的沙俄残余骑兵的兵营和马厩，却鲜为人知。所以阅读这部长达六十余万字的小说，由于特定事件、人物的切人角度，引起大家强烈的阅读兴趣。阅读之后，对敦煌莫高窟艺术保护研究的先行者们付出的牺牲和努力产生由衷的敬意。
人们对长篇历史小说的期待，在于希望从中了解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面，希望作家在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和叙述中，展示新颖的叙事视角，予人以警示和启悟。作为一部描述特定历史年代、具有浓郁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历史小说，作家把特定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紧密结合，通过宏大历史叙事，独到的视角，恰当地处理了历史观念与小说模式，小说主题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从中发掘出新的历史含义，很好地塑造了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先驱者形象。
《日落莫高窟》吸引打动我们的第二点是两组小说人物的成功塑造。一组是以新疆督军谷达云为代表的乱世中的各级官吏；一组是以邹季南、白草、安德烈为代表的敦煌艺术保护的先驱者。从个人的偏好而言，我很欣赏小说中谷达云这个人物。
《日落莫高窟》叙述的故事是从沙俄阿尤古斯军团司令官阿连阔夫指挥的两千多骑人马没有对手没有目标的冲锋开始的。一时间大西北风云突变，黑云压城。然而面对危局，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政局，小说中出场的谷达云却是运筹帷幄，胜算在胸。言为心声，他撰写的对联吐露了此时的心迹：
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
边庭有桃园胜境，狃率南回北淮，浑噩长为太古民。
强将手下无弱兵，政务厅长徐抱朴由对联看出了督军的心迹，于是在他们的交谈中，谷达云讲出了面对危局的方略：静观事态发展，以静制动。因为如若处理不当“战事一开，必然糜烂地方。新疆孤悬西陲，哪堪此劫难，与其铤而走险，何如休养生息，绥靖息事”。运筹帷幄，胸怀万里，平戎之策，成竹在胸：对于新生的苏联新党采取“若即若离，不远不近，少说多看”的态度；对于中原乱局，虽“纷争莫问中原事”，但利用共和政府进行外交斡旋则是一定要做的；对于心怀异志，流亡新疆的阿连阔夫采用各种方略使之由流亡军人成为流民。具体措施有三步：一、下层军士与统军官吏分开。起草电文，直呈徐世昌，言明新疆局势，促其加紧与俄国新党政权谈判，促成俄国新党政府对一般军士的赦免。“赦免令一下，下层军士必然思乡心切，顿起回乡之意，如此，则可瓦解窜入新疆的旧党军队，至少去其多半。”二、人枪分离。三、人马分离。做到这三点，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流亡军队，就会成为毫无战斗力的流民。雄才大略，处变不惊，随机应变，指挥若定，这是新建督军谷达云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而他一出场，就引人注目。胸怀韬略，能变狂澜为止水，在徐抱朴的心中，谷达云甚至比“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左宗棠更高明。
谷达云使人印象深刻的突出之点，还在于他的知人善任。政务厅长徐抱朴老谋深算，与谷达云声气相投；督军署外交特派员季伯循、军务厅长夏鹤龄，相互配合，精明干练；徐瀚的文武双全，李雨东的深明大义……这一批文武将佐使得谷达云在政务外交方面得心应手，当新疆局势成为一盘明棋时，谷达云从容应对；当新疆局势成为险棋时，力挽狂澜。从决战古城，李雨东柯山巧设空城计；从智捕俄国领事，李雨东起获阿连阔夫埋藏的武器，使古城局部战事强弱易势，未战而胜负已分；当然，谷达云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关启云的临阵脱逃，直接导致李雨东的以身殉国。但谷达云仍能不动声色，派遣徐抱朴智擒关启云，以正国法，以做效尤。
阅读欣赏小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谷达云等人印象的，还有以甘肃督军罗邦汉及其下属作为对比参照的衬托作用。当时甘肃地方官员，从罗邦汉到督军署秘书长钟云逸，再到酒泉肃防司令张建侯，再到河西几县的县长，这一群无德、无能、无知愚蠢的官僚动物，集中显示了当时甘肃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当他们的丑行在小说中一一展现的时候，正与新疆谷达云及其属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这举步维艰的艰难处境下，小说着力刻画了以邹季南、白草、安德烈、史晋康、吕山长为代表的莫高窟保护研究的先行者的形象。他们尽管身份不同、经历不同，但是对于敦煌莫高窟在文化艺术上的不朽意义的认识是相通的。用史晋康的话说，他和邹季南、白革之间有一个共同之道，这就是莫高窟这块圣土，中国人的共同的良知，因为“莫高窟留给国人的遗憾实在太多了，不能让这块圣土再遭劫难，再添遗憾了”。敦煌管带邹季南在复杂的官场大义凛然，忍辱负重，智斗群丑，为保护莫高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精心谋划，在敦煌完成了谷达云设想的对阿连阔夫骑兵的人马分离计划；又联系史晋康，奇袭日本人伪装运送武器的商队，彻底挫败了日本人和阿连阔夫的梦想。所以读《日落莫高窟》，感到在甘肃官场，因为有了邹季南，因为有了从不同层面认识和保护莫高窟的敦煌人，让人看到了希望。
毫无疑问，《日落莫高窟》倾力塑造的保护敦煌莫高窟的先驱是白草。在小说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和评论白草，但几乎众口一词称她为“奇女子”。概括小说中白草的经历和个性，可以从几个方面人手：奇遇、奇志、奇才、奇识、奇行。由于白革在赴敦煌途中，遭土匪劫掠，在土匪巢穴与史晋康奇遇。更由于白草“敦煌有莫高窟，有壁画，有雕塑”的单纯和执著，史晋康再一次打量着白草，“眼神里充满了一种钦佩，他的眼前仿佛不是一个弱小的女子，而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伟丈夫，他向白草发出了赞叹……”这是白草在小说中第一次令人称奇。也正由于此，史晋康把白草托付于吕志贤山长。
在莫高窟，当陆甫澄借口为母亲准备寿礼掠夺一尊菩萨塑像与邹季南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白草及时出面，以画一幅水月观音为陆母祝寿的说辞，化解了“一场不好收场的争执”。而她画出的水月观音，在行家安德烈看来“是一张杰作”。“更让安德烈震惊的是，这张画不仅体现了高超的技巧”，还为“人们呈现了一种来自天国，又属于人间的至美境界”。当这幅画展现在吕志贤面前时，“吕志贤意识到这绝对是一张难得的佳作”，“吕志贤在这一刻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女子绝非等闲之辈，甚至是一位身怀绝艺的奇女子”。这是白草才智才艺的锋芒初露。于是，吕志贤把白草作为调查莫高窟主事的最佳人选推荐给了邹季南。
在作家笔下，那单纯的眼里揉不进沙子的白草，还是一个知恩图报，为朋友不顾生命危险的有胆有识的侠女。当她得知邹季南要奉命进山剿灭以史晋康为首的“匪徒”后，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夜行四十里荒漠，到敦煌城送信给胡掌柜，挽救了一支 [ 2 ] [ 3 ] 被迫落草为寇的义军。邹季南在后来知道了白草的这番作为之后，由衷地感慨“不简单，太不简单了”，“你可真算是―个奇女子”。当史晋康为答谢白草夜闯沙海冒死报信之恩，遭遇了邹季南时，白草又仗义执言，义感邹季南，化敌为友，放走史晋康。白草再一次赢得“奇女子”的赞叹。在莫高窟，面对见财起意的士兵，她出于对心目中国之瑰宝的自觉保护意识，舍命护国宝。
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奇才、奇遇、奇志的奇女子，当她从安德烈那里得知日本人山田勾结阿连阔夫，要依据莫高窟，由日本人提供枪炮弹药、重燃战火、行将危及莫高窟时，深明大义的白草，舍弃个人的恩怨情仇，将敌隋告诉了邹季南。尽管邹季南知道自己将永远失去白草，依然心潮涌动，赞叹白草的确是一个奇女子。
奇女子白草最终用自己的行动保护了莫高窟，奇女子的形象最终在我们的心中定格。尽管在小说的结尾我们遗憾地看到伤心失望离开莫高窟的白草的背影，但是我们也在邹季南、白草、安德烈这些保护莫高窟的先行者身上，看到了希望。在日落莫高窟的暮色中，看到了明天日出东方普照莫高窟的远景。
《日落莫高窟》吸引我们的第三点是全书时时洋溢的诗化语言，特别是作者充满深情地对西域风光、敦煌艺术的诗意的描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魅力靠语言来展现。《日落莫高窟》在明净简洁的叙事语言中，通过有节制的抒情，鲜明生动的意象和使读者如身临其境的意境的创设，使之时时具有一种诗性韵味和意趣。
对西域风光的描述是本书诗化语言的亮点之一。在小说中，诗意的景物描写往往与人物心境、故事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譬如写白草初到河西，祁连山下的戈壁滩，那曾经的丝路的繁荣已成过往。早春的风和太阳让人感受不到任何温暖。眼前的一切，“更多的是死一般的寂静，令人心悸的荒凉和萧疏。没有树，稀疏的草木，在风中不停地摇曳，弱小的身躯顽强地与风沙搏斗着，仿佛随时都有连根拔起的危险。”这是孤单无依的白草为了艺术追求只身远赴敦煌途中心境的物化。
当白草路遇劫匪，由于革命志士史晋康的存在，她从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中走出来，史晋康送她下山时，山中景物描写完全是暖色调的：
今天的太阳仿佛升起得格外早，祁连山深处到处响着早起的鸟鸣声，松林和山顶的积雪沐浴在明澈的晨光中，烟岚在山谷中飘荡，小溪在晨光中闪着耀眼的光芒，顺着山谷向前流淌着，水声更增添了山谷的幽静，溪旁的巨石嶙峋峥嵘，身披一道道霞光。祁连山的清晨，令人惬意的舒展。
祁连山的奇遇，白草终身难忘，平安出山，她的心境渗入到了她所看到的祁连山景中。
白草在乱世中经历了家破父亡和失恋的痛苦，在别无选择时选择了敦煌艺术，在四海无家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初到敦煌，对莫高窟一往情深的白草竟然感受到敦煌风光对她的诗意的深情。“阳光给戈壁涂上了一层乳黄色的光晕，这光晕让荒疏的戈壁多了几分柔美的感觉”。“金色的大漠，微风吹拂，流沙一如涓涓的溪流，无声地流淌着，滚动着，它们轻柔而灵巧的身姿，增添着大漠的静谧与安详，并以一种充满诗意的姿态，迎接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寥寥数语，写出莫高窟对亲人的温情。虽是点到即止，却耐人寻味。尤其是当史晋康为感谢白草来到莫高窟遭到邹季南的逮捕时，出于正义，也出于对史、邹二人的了解，白草仗义执言，慷慨陈词，化敌为友，邹季南放走史晋康。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白草漫无目的地走出了十几里。在这里，作家浓墨重彩，用了一页多的篇幅，酣畅淋漓地抒写了一位具有天赋的艺术家心目中的诗情画意。“白草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观，也从未感受过对比如此强烈的色彩，她被这神奇的景象所感染，被这奇异的色彩所震撼……白草一下子忘掉了一切……”眼前的如画景色，使得白草心中涌起无限诗意：“起伏的沙丘，绵延无尽，仿佛一片正在翻卷着巨澜的大海。……沙与海，这本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景观，在白草的眼里，如此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或许在亿万年前，这里就是一片海洋，大海退去，海底的沙，使用这样的方式……保留下了对海的身躯、模样、姿态的记忆……”景物描写与故事情节的发展紧密结合，景物描写和特定人物的才情心情结合，结合阅读白草与邹季南月牙泉激情相会的情节，作家诗化语言的运用堪称高妙。小说中对于落日意象的描述，对于夜色的描述，也都和特定的人物特定的事件融合在一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小说中对于西域风光的诗意描述，融入的是作家对大西北的深情和对小说人物个性的准确把握，绝非大西北的匆匆过客可以写出，那么小说中更为引人的对于莫高窟、对于莫高窟艺术、对于绘画艺术的诗性描述，则更是作家自己的才情与小说人物塑造相融的产物。小说形象地告诉读者，敦煌莫高窟艺术历经劫难之后，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敦煌瑰宝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乃是民族精神之所系，莫高窟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在历史上的辉煌，更在于她对未来艺术精神发展的滋养。然而在敦煌瑰宝的掠夺者的心目中，就是金钱。他们用贪婪的目光盯着莫高窟，伺机进行破坏性的掠夺。从甘肃督军罗邦汉到其帮凶钟云逸，从敦煌县长陆甫澄到商人索望，再到监守自盗的王道士，这些败类的贪婪，直接导致了莫高窟艺术瑰宝的流失。至于以山田、阿连阔夫为代表的外寇，虽然他们的狼子野心没能如愿，但他们的野心和暴行让人震惊。山田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也是一个文化间谍。他的艺术素养足以认识到莫高窟的无上的艺术价值，但他的认识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所以他在对莫高窟的欣赏中带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而当这种占有欲不能实现时，就成为一种可怕的破坏欲，并把这种破坏欲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他的心中，认为整个中国迟早是日本的……莫高窟更应该属于大日本帝国……也只有这样，才配得上莫高窟的神圣”。这是他要占有的怪论；如果不能占有，就毁灭它，因为“珍贵的文物是国民的精神支柱，摧毁它们等于摧毁了他们为国家浴血奋战的献身精神。……这就叫亡人国必先亡其史。”阿连阔夫出身贵族，虽为军人，但其素养也足以使他初到敦煌，面对辉煌的莫高窟艺术心生敬畏之心。但狼终究是狼，当他困兽犹斗时曾枪击壁画、雕塑，曾纵容部下大肆破坏；到垂死挣扎时，更要践行山田亡其国必亡其史的魔鬼理论，要炸毁奠高窟。在小说中，在一切掠夺者、占有者、破坏者的眼中，精美绝伦的敦煌艺术，激起的是邪恶的欲望。
所以，对于莫高窟艺术的诗意的描述，作家主要通过敦煌艺术的保护者的所见所感展现出来。白草和安德烈在到达敦煌之前，都是间接地通过莫高窟艺术的掠夺者了解向往莫高窟的。白草通过伯希和的《敦煌图录》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安德烈是在同胞鄂登堡和科兹洛夫那里知道了敦煌的。作为有良知的艺术家，他们对莫高窟艺术惨遭掠夺破坏感到惋惜和遗憾。甚至意识到，中国的血管被割破了，中国在忍受失血的痛苦。所以，白草初见莫高窟，作家用一段沉重的文字描述了莫高窟的破败和白草 [ 1 ] [ 3 ] 心灵的震撼。“白草心中的圣地，何尝不是一个民族的伤口，这伤口长时间地流淌着一个民族的血泪，一如它面前孱弱的大泉河水。”“眼前的断崖残壁，危楼险阁，一派劫后余生的颓败景象，让她再一次心生战栗……”但是即便是残破的莫高窟依然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和难以抵挡的吸引力。寒泉手中的油灯照亮了令白草惊异的艺术世界。“她看到了白云飘渺，山水虚幻，似隐似现的琼楼玉宇，看到了轻盈飘逸的飞天神女，看到了一个个用色彩和线条描绘出的佛国世界……”作家用诗化的语言描述了白草在艺术世界的诗意的徜徉。白草在心中比较了供养人像和《虢国夫人出行图》、《簪花仕女图》；比较了《出行图》和《金桥图》；比较了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和另一幅展现帝王的壁画……她评说了美轮美奂让她叹为观止的千手千眼观音……此时的白草，眼前观看着精美的画图，心中流淌的是艺术的史诗。相信初到莫高窟的安德烈有过相同的心理体验。在传统诗歌艺术中，有互文见义的修辞方法。在小说中，作家对白草和安德烈对于莫高窟的倾心上，采用了近似的手法，详略得当。所以，小说中这一段描写我们也看作是二人共有的心理感受，“面对莫高窟这个艺术的殿堂，他仿佛遨游在艺术的海洋，他大口大口地吸吮着那些来自古代的无穷的智慧和营养。”“安德烈被这里的一切吸引着，他渴望走进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走进这里的每一段历史，他要在对这里一切的了解中，去完成自己的那个缪斯之梦。”
缪斯之梦是美的，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在莫高窟艺术滋养下的艺术更有一种令人惊叹的浪漫的诗意。人们常说，文学家就是思想家。小说的作者从思想的高度，用诗意的话语，通过白草和安德烈的艺术创作，渲染了敦煌艺术的无穷魅力。当白草把自己画的观音菩萨像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安德烈仔细观赏，惊奇地发现，“这幅画不仅体现了高超的技巧，而且还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它将作者在莫高窟所感受到、触摸到的各种人物之美，集中到了一起，为人们呈现了一种来自天国又来自人间的至美境界。”诗意的描述为安德烈“你最好的老师在石窟里”的忠告埋下了伏笔。而白草则是从不经意间看到的安德烈油画和安德烈特意送给她的画作中，看到了美妙的世界绘画艺术的前景，“她意识到，这幅画是想将东西方绘画艺术融为一炉，寻找一条连接起东西方艺术的新的途径。这种探索是大胆的，也是成功的。”“在安德烈的世界里已经消弭了东西方艺术的鸿沟，消弭了古代与现代的界限，他用自己的心灵和独特的感悟。开辟着一条全新的道路。”“莫高窟在为这位俄罗斯画家提供着艺术灵感，开启着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诗画是相通的，在作者笔下，安德烈和白草的画面流溢出诗情，作者诗意的绘描把难忘的画面刻写在读者的阅读记忆中。
文化艺术乃一个民族的血脉所系，正是在这个基点上，史晋康、邹季南、白草有了共同的“道”；也是在这个基点上，白草和邹季南，由相知而相恋；白草和安德烈惺惺相惜；莫高窟保护的先行者们用自己的心血甚至是生命谱写了激扬的生命之歌。这壮美的乐章，是民族史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1 ]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