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萧红，两人都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出类拔萃的女性作家，其作品都以细腻的散文特质见长。前者是一位文学大师，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及创作风格，向人类贡献爱，向少年儿童奉献启迪人性的母爱；后者则以散文笔调著称的中短篇小说闻名文坛，成为一代特具风格的经典作家。
一
最早同时提及冰心与萧红的长者，是鲁迅。鲁迅是这两位素不相识的优秀女作家的串线人。
1936年5月，鲁迅先生在其大陆新村的寓所里会见了负有重大历史使命——即将赴陕北苏区采访红军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斯诺是忙中插空前来拜访的。斯诺拜访鲁迅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完成其妻海伦·福斯特赋予的一项重托：为即将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就一系列问题面询鲁迅。在这场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谈话中（共有23个大问题，其中还包括30多个小问题），鲁迅四次提及冰心，两次提及萧红——两人的各一次是互相关联的。虽说鲁迅对萧红的关爱与扶持，以及所给予的评价，要胜于冰心。这是因为冰心从来不曾与鲁迅有过近距离接触，她的成长特别是成名，也与鲁迅无关，是完全凭借着她的刻苦与天赋完成的，这与萧红的成长与成名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萧红同样有着较高的天赋与悟性，但她的成长与成名，是与鲁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这也就是萧红为什么会在临终前夕嘱托最后一任丈夫端木蕻良：她死后，把她的骨灰迁葬在鲁迅墓一旁的原因所在。
鲁迅同时提及有关联的两人名字的这一次，是在回答斯诺夫妇关于当前“最优秀的左翼作家”这个命题时所说的。鲁迅是这样认为的：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冰心不是左翼作家，从来不是，但萧红是。而且，鲁迅是将萧红列入到与茅盾和自己同一行列的。鲁迅如此认定，而与鲁迅心相通的中共中央也秉承了鲁迅的这一认定。在鲁迅给予萧红这一政治属性明显的称誉45年后，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举办萧红七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请示报告批复道：可以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
个别学者说鲁迅对冰心不够友善，冰心偏离了“五四”方向的轨道，等等。在这次回答斯诺夫妇的提出的第一个大问题第四个小问题“最优秀的诗人是谁？”时，鲁迅不但给了其应有的评价，而且还将她与两位大师级的年长者相提并论。鲁迅的回答是：冰心、胡适、郭沫若。
在接下来的第五个大问题中，在回答斯诺夫妇关于“活跃在当今文学界的最优秀的作家有谁？他们的地位如何？”时，鲁迅再一次提及到了冰心。尽管鲁迅有点儿偏执地框定了“最优秀的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左翼作家”这一基本出发点，但他还是肯定了冰心其人其作品。鲁迅解释说：“冰心也不能认为是资产阶级作家。在她的作品中，从来没有文化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她的作品，全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她无意使她的作品带上某种倾向或目的。她的作品，全是供青少年消遣的无害读物。”
在海伦·福斯特提出的第十一大问题所列当时文坛各派的名单中，鲁迅将海伦开列的归隐派（鲁迅在此将“归隐派”改为“结束派”）七人名单中，剔除了其胞弟周作人的名字，仍将冰心与当时盛名文坛的落华生（许地山）、庐隐、俞平伯、钱玄同、胡适等五人并列。
这，就是鲁迅对冰心友善、器重的真实评价。
冰心与萧红，她们都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创作风格，她们是很难为政党、政治所左右了的。而且，两人都没有过多介入政治的愿望。冰心与宋美龄之间关系不错，她们不仅是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前后期的校友，而且还一度在抗战陪都重庆的一个机构共事过，冰心是宋美龄亲任委员长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文教组组长。当然，任文教组长的主意正是宋美龄提出的。但是两人之间的这种合作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随着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惨剧，冰心有感于国民党的残暴和破坏抗战剪除异己的恶行，从而辞去了这个职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之后，作为该政权驻日本外交机构的代表的吴文藻与夫人冰心，最终选择回归新中国。1951年回国后，冰心备受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特别重视与关怀，但这并不妨碍她依旧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以及不过多地卷入政治。在新中国，她从来没有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相反，她于1956年7月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直至1999年以百岁高龄逝世。这就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独立意识的冰心。
而论及萧红，萧红是厌倦政治的。而且处处、事事、时时都想远离政治（反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显示民族气节的立场，不在此“政治”内）。如1938年夏日在武汉发生的两次争论，是再也明显不过地印证了萧红这个远离政治的态度的。一个是来自延安的哈尔滨时期老友，被萧红视之为兄长的高原批评她与萧军的分手“太轻率，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时，萧红则气鼓鼓地回敬了一句：“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1997年10月8日，高原先生在其居住的南京虎踞路寓所对笔者的当面回答）。同样是在武汉，面对自哈尔滨到青岛，数度于危难之际救援过她的老友、共产党人舒群一次复一次地劝导她去延安的说辞（还有丁玲等人），萧红总是予以拒绝，且不留余地。及至有一次，为争论这个问题两人吵了整整一夜。萧红不容置疑地告诉对方，她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还说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因此，她不想也不愿去什么延安！听到她这样斩钉截铁的回答，从此，舒群放弃了说服她去延安的念头。
你想远离政治也好，不过多介入政治也好，而一旦当政治尤其是非人道带有摧残性质的政治偏偏降临到你面前的时候，冰心与萧红，两人的态度是有所区别的。冰心会采取抗争，决不屈服，这是有历史为证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957年的非常气候中，冰心一家有三个至亲被划为“右派”。他们分别是：新中国高校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冰心丈夫吴文藻教授；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任职于一机部系统的冰心26岁长子吴平；时任上海航道局工程师的冰心三弟谢为楫。1958年开全国人代会时，由福建省选出的人大代表冰心，遭到了团里一些代表的围攻，指责她没有和“大右派”的丈夫吴文藻教授划清界限。冰心听了十分生气，气鼓鼓地跑去对周总理说：“如果吴文藻是100分的反党，我起码是50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帮不了他！”说实话，对于自己三个最亲密的人被无辜地打成“右派”，这对冰心来讲，是根本无法接受的。于是，她就采取了抗争的办法：不承认！大不了自己也当一回“右派”！其实，不仅仅是吴文藻有什么“右派”言论，冰心自己的言论也十分“出格”，若非周总理为之鼎力保护，说不准早在丈夫之前，冰心就被纳入了“右派”行列呢！而且，她的出格言论是直接针对中央的“肃反”政策的。 1957年，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一篇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对冰心的访问记。林钢这样写道：
冰心对肃反有很大的意见：“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
她对报纸也提了意见：“党号召我们谦虚，要独立思考。报纸却教育人民夜郎自大。国内报道，报喜不报忧；报道资本主义国家，报忧不报喜。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没有什么好处。人民不知道独立思考，没有材料独立思考。”
冰心的性格，冰心的态度，冰心的立场就是如此，她不想过多地介入政治，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安安心心地写作，当一名大爱无疆、母爱无疆的作家。但是，冰心也并不惧怕政治。当违背真理、违背绝大多数人意愿的政治、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气势汹汹地攻将上门来的时候，冰心不但泰然处之，而且还勇敢地面对面地迎将上去，与之理论，与之掰扯，与之斗争，哪怕是粉身碎骨，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清风傲骨。
萧红尽管不喜欢政治和政治斗争，并且一直作着远离政治、寻求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努力。然而，一旦遇到逆境，她的态度是本能地躲避（她也曾作过抗争，但抗争的力度微乎其微，逃避是她的本能选择）。抗争不了，于是采取“惹不起”但是“躲得起”的策略，或保持沉默，以罢笔相抗，或来个逃避，走为上策。当年她既不愿继续留在西安的丁玲任主任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不愿意去延安享受衣食无忧的清苦生活，而是选择了回武汉。所以，她总是不能安身立命，总是处在一种不停地迁徙的状态中。我们很难想象得出，假若萧红活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面对反胡风运动，反右，乃至“文化大革命”，她能够像冰心那样“固执已见”地去抗争吗？乃至在七十古稀之年下到“五七”干校劳动，还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平静心？显然不能！这，可以从其到香港后写给留在重庆唯一能说心里话的哈尔滨时期女友白朗的信中得出结论。在信中，萧红这样写道：
不知为什么，莉（白朗本名刘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忧郁，这里的一切景物是多么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住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只看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瞧，身边有同床共眠的丈夫端木蕻良，有刚下飞机就为他们安排不用花钱即能居住的山间别墅，以及戴望舒、穆丽娟夫妇和众多知名作家的朋友，可她仍然感到“只看到寂寞！”和“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
这，就是远离了（重庆）政治和政治斗争，来到鸟语花香、蓝天碧海的香港的萧红的心态。所以，同样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冰心与萧红，对待现实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的。
二
爱、母爱、大爱，贯穿了冰心其人其作品的一生。从20世纪到21世纪，近一个世纪来，冰心展示给世人最多最美好的形象，就是爱的化身，一个近乎完美的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母亲形象，以及晚年一个慈祥、和蔼、睿智，却又童心未灭的老奶奶形象。比较冰心而言，萧红对爱的理解，爱的推崇，作品中广而散之的爱，同样值得论证，值得歌颂。从其在哈尔滨遭解救获得新生后撰写的第一个文学作品、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到其最为经典为中外读者称颂的中篇小说《呼兰河传》，萧红推颂的爱和对基层劳苦大众赋予的同情、理解，和试图改变他们贫穷地位的描写，可以说是贯串始终的。举两个事例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在流亡青岛时期。面对他们住处的穷邻居遭房东驱逐，把那个卖肉包子的穷苦人所住的凉亭拆毁建造新的房子的时候，萧红向萧军提议：是不是可以让失去了住处的他们搬到自己的厨房里去住。萧军听后笑着搪塞道：楼上不是有空房子吗？他们信“主”，该博爱呀！还说，如果楼上的女人这样做，她的灵魂就得救了。一听这话，萧红激愤得连连抖动着嘴唇说道：“我等你回来，以为你可以想个办法。他们用破麻袋、破板在外边搭棚子，天又不好，下上几天雨，他们能不生病么？……”最终，在萧红的一再坚持下，萧军听从了萧红向穷人施善的心愿。毕竟萧军也是从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中走过来的人。
萧红向善的博爱之心，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1942年1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时分，在业已遭日寇占领的香港的一间病房里，从喉头错误手术的痛苦中暂时安宁下来的萧红，依靠在活动病床上，同陪护在旁的最后一任大丈夫端木蕻良，以及出于侠义心肠主动留下来看护萧红的东北进步青年作家骆宾基，说着心里话。萧红说道：
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依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说完上述这段话后不及一个星期，在战争硝烟尚未退尽，已遭日寇铁蹄践踏的香港，于贫病与惊恐中，萧红走完了她年仅31岁的人生之旅。
冰心与萧红，都是20世纪人间真爱的播道者，从精神到实际的。所以，她们的作品是永存的，影响是经久不息的。
三
冰心的一生幸福指数相对地高，而萧红虽然只活了31岁，已经经历了三任丈夫（亦即三个婚姻），而且，后两个丈夫，同她一样，都是作家，都是20世纪中国文坛领有一席之地的名作家。遗憾的是，萧红的幸福指数委实是太低太低了。 笔者以为，冰心与萧红两人幸福指数的明显差异，源自于各人恋爱观、婚姻观与家庭责任感的不同认知。
冰心先生与吴文藻教授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到组成幸福美满家庭，相濡以沫到终老。刘心武先生这样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冰心家中，冰心同他讲述的富有人生哲理和现实意义的一段话的梗概。刘心武写道：
记得有一回她非常详尽地问到我妻子和儿子的状态，我告诉她以后，她甚表欣慰。她告诉我，只要家庭这个小空间没有乱方寸，家人间的相濡以沫，是让人得以渡过难关的最强有力的支撑，有的人到头来捱不过，就是因为连这个空间也崩溃了。
冰心先生告诉刘心武的这段话，富有哲理，和具有醒世作用。冰心口中这个“没有乱方寸”的“小空间”，正是冰心先生与丈夫吴文藻教授精心经营了一生的20世纪中国家庭的最佳组合。几十年间，在她和他的共同生活中，虽说很少有贫穷的日子留驻，但是他们一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携手经历了饱经战火外患内乱的数千个日日夜夜；又经历了诸如风狂雨骤的1957年反右，以及骇人听闻的十年“文革”等极不人道摧残知识分子的黑暗岁月，但她和他，两人之间的感情一直没有变，相反，凝炼得更加醇厚，任何外力的作用，都无法使之稀释、变异，直至最终陶冶出一个令千千万万世人赞羡始终稳固“没有乱方寸”的“小空间”。……
萧红前后经历了三任丈夫，虽说她在这个人世间只待了短短的31年。萧红的第一个丈夫，是由其父承诺下的有着显赫背景属于高攀的一门婚事。两人也曾经真诚地交往了一段时间。订婚后在哈尔滨上中学期间，她还为这个王姓未婚夫编织过毛衣呢！但在后续的交往中，萧红发现了未婚夫有抽大烟的恶习，于是，便渐渐地加以了疏远，最终，以逃婚为相抗。应当肯定，萧红以逃婚相抗的做法，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啻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我们看到，此时已是21岁大姑娘的萧红，却是一个不能，也不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她的逃婚，是需要建立在旁人（多数是穷苦学生）资助的基础上来加以实现的。一旦失去了这个基础，逃婚也就失去了支撑点。她的心气又高，尽管从懂事起，她就站在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一边（这其中，也有同她一般年龄，乃至比她还小的女性），亦屡屡为她们的不幸遭遇鼓与呼。可是，对于她自己来说，一旦落入与劳苦大众为伍的底层命运时，却又不想通过谋生的途径来加以改善这种境地，将逃婚进行到底……于是，当家中彻底断绝了经济往来，而别处又无法给予帮助之后，于是，她的逃婚的抗争也就付之了东流：当又一波寒冷与饥饿，向着她这个既无法自食其力又无住处，流落在冰天雪地哈尔滨街头的年轻姑娘袭来时，她不得不放弃了抗争而选择了投降。投降的目标，正是她当初为之百般逃婚的纨绔子弟。她虽然并不爱他，乃至鄙夷他，但现在，他却可以为她解决温饱……在这之后，在与这个纨绔子弟旅馆同居的大半年中，同大多数女子一样，萧红也是不能免俗，与未婚夫也就是今天的丈夫一起坐吃山空，花光了其富有家庭给予的很大一笔钱款。而且，在明知道丈夫是靠着其父声威赊欠旅馆食宿费度日的情况下，萧红照样安于现状，从来不曾想过是否要离开并不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及后半生依靠的这个男人，也没有想过是否因此出去找一份工作聊以谋生，然后再图实现自己心中既定的目标。可她愣是什么也不想，听天由命地……于是，悲剧就这样形成了：她被抛弃了，并且被作为旅馆老板索要欠款的人质。……
她的第二任丈夫名叫萧军，是一个敢于在危世乱离时刻独立船头铁肩担道义的硬汉子。在萧红的新生中，萧军的作用不小。倘若没有萧军不嫌她怀着别人的孩子与之结为夫妻；倘若没有萧军以其坚挺的辽东汉子肩膀，给予产后虚弱的她以必要的温饱生活；并带领她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直至最终来到鲁迅身边，我们很难想象，萧红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正是萧军一而再、再而三地与鲁迅联系，才会有她、他双双成为鲁迅学生和著名抗日左翼作家（同时又是20世纪中国文坛著名作家！）的荣耀。他们一度成为各种流派云集的上海文坛相当抢眼的双子星座。
在1932年松花江水暴涨的那个夏季，当萧红在旅馆那间黑暗潮湿的储藏室里写信向报界发出呼救时，萧军并不是最早向她伸出援手的人。而且，他还以自己身无分文为由，拒绝加入到由《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主编老斐组织的援救行列中去。后来，一个偶然的送书机会，萧军这才重新审视自己是否要加入救援萧红的行列。应当说，本名刘蔚天的萧军，与本名张乃莹的萧红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既属意外，也属正常：她和他相互为对方的才华吸引，这是一个不错的基础。但是，次日的第二次会面，却有些荒唐而让人难以理喻：挺着八九个月大肚子（别人的孩子）的萧红，与再次前来探望她的萧军，在自己蜗居的那间阴暗潮湿的储藏室里，在“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间”，把“爱之旅程上”的一切“全作过了”[萧军1932年12月25日著《烛心》，收入1933年10月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的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合作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异常神速，但绝非正常、理智的结合，在这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可预测的变数。诚然，在早期哈尔滨两人的共同生活中，包括在医院生产时，是作为妻子的萧红一生中唯一享受到女性尊严、幸福与呵护的时期。这段时间的萧军，是近乎百分之一百地承担起了作为一个丈夫的道义和责任。可以这么说，没有萧军与之结合，便没有萧红后十年的成就与辉煌，尽管她的才华要高于萧军。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两人的结合过于仓促，没有坚实的基础，主要在于两人对婚姻、家庭认知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委实不小。在跳出险些沦落为风尘女子的火坑后，萧红极需要一个宁静、稳定的生活环境，但是萧军却难以给予她，而且……还是在当初，在萧红栖身的哈尔滨东兴顺旅馆的那间阴暗、潮湿的储藏间里，两人在“全作过了”的貌似甜蜜但却是丧失了理智的对话中，面对萧红希望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有关“你对于爱的哲学是怎样呢？”回答的问话，萧军却是那样的粗鲁而又极不负责任：“谈什么哲学，O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萧军《烛心》）。显然，这并非是萧红要的回答。但由于急着要跳出火坑，处于无奈和劣势中的萧红不得不违心地接受了下来。于是，便埋下了同居四年之后必然分手的祸根。 对于萧红提出的这个“爱的哲学”的命题，萧军以自己的理解与实践作出了最终的回答。
萧军记于1937年6月30日的日记（《萧军全集》18卷·日记卷），最形象不过地印证了这一点。萧军这样写道：“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
萧红的第三任丈夫，也是一位知名度比较高的现代作家。原名曹京平的端木蕻良，论其才华，论其成果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是可以与萧红相媲美的。而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文字驾驭能力和非凡成果，当在萧红之上。在所有与萧红交往的男性朋友中，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热烈地赞美萧红。这，很合萧红的胃口，在一定程度上，使萧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乐，从而一下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了反抗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报复萧军对夫妻感情的不忠与背叛，尽管自己也一度瞧不起眼前这位正在苦苦追求自己的男人，最终，她还是与他结合了。当然，端木蕻良也是作出了不小的牺牲的。他不仅要比萧红小上一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端木蕻良还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位女性相恋过呢！又何况，萧红是一个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异，而且还两度怀了他人孩子的女人。当他与萧红在武汉大同酒家公开举行婚礼（前面两位都没有举行过类似的仪式）时，萧红已经有了五六个月的显怀身孕——是萧军的骨肉。这，对于端木蕻良这个从未婚宦的新郎来说，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来面对周遭的眼光的呀！然而，正因为如此，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桩婚姻，并不为人们看好：这，又是一个过于仓促、不及周到考虑的婚姻。由于年龄小，不谙夫妻生活，因而对婚姻和家庭缺乏必要、足够的责任心。于是，每当危难来到他们的面前，萧红又极需要男人呵护的时候（如武汉时期腆着大肚子走路），端木蕻良不是置萧红于一边而不顾，便是独自一人一走了之。类似这种外人眼中很难接受的非正常现象，直到萧红临终弥留前夕才有所改观。然而，一切都晚了，悲剧就这样形成了……
诚如萧红当初因萧军不忠，不得不去日本东京疗伤时，于1937年1月3日（距离开日本返回上海尚不足一周）所作的一首名为《沙粒》的诗中（刊同年6月5日出版的《文丝》1卷1号）所发出的“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的苦涩心声一般，期望与现实脱节。同时，由于基础没有夯实，才会一次次更迭婚姻，却又一次次地亮起红灯，最终，乱了方寸……
按理说，长达半年在异国他乡的疗伤，对于前面的婚姻（二人家庭）已有所悟，应当有所调整才行。可萧红回到国内后，尤其是在相隔一年后，第二次婚姻即将走到尽头时，萧红依然故我，面对众多好友发出的真诚劝导，竟然一句也没有能够听进去，只是依照自己的所需，迫不及待地投入了第三次婚姻……
萧红一次复一次的人生悲剧的演绎，有力地证实了冰心先生关于“只要家庭这个小空间没有乱方寸”的告诫，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宝贵啊！
而冰心先生，正是以自己和丈夫吴文藻几十年如一日持续经营“没有乱方寸”的“家庭小空间”的生动实践，向世人作出了无声胜有声的一个范例。
（作者单位：昆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