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是M型的层级制；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割与关系型的社会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是“企业利润追求”与“地方政府官员GDP晋升锦标赛”两者高度契合的“官企一心搞经济”。然而，也正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三个要点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代价”——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差异，还表现在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平等。
[关键词]经济增长；M型层级制；城乡分割；关系型社会；贫富分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8-0026-04
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无疑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生的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东欧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西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推崇的“休克疗法”。然而，这种接近“理论完美，现实可行”（sachs，1993；Murphy，Shlerferand Vishny，1992）的“休克疗法”所表现的一系列“后遗症”，使人们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采用“渐进”或者“逐步演化”的中国经济转型方式给予了极高的认同和评价。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新世界经济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综合绩效做出评价。同然我们可以按照现代两方经济学的范式建构函数，寻找诠释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但是这种解构范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找到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也不能挖掘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引致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中的经济增长进行反思。
一、渐进式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解释
（一）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一般而言，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总是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加以寻找。然而，所有这些其实都来自增长的本身，并不能构成解释增长的原因（North andThomas）。因此，要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应该从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去进行探究。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现阶段，让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城乡分割与城乡差距；二是中国M型的层级制和财政分权；三是中国特有的“国别效应”。
1.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应该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落后的工业迫使新中国的领导人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同时，工业优先发展必然催化城市发展的政策设计，即城市倾向化政策（unban biased policies）的实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分割和城乡收入差距，对于早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资本在城市的快速积累并同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推进经济快速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M型的层级制、经济分权。钱颖一、许成钢（1993）在《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行政管理机构为M型层级制，即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特征。一方面，M层级制是我国非国有部门的进入、扩张和发展，使非国有部门经济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M层级制和经济分权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对要素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保障。同时，经济联邦制无形中产生了对中央政府经济功能的制约，增强了经济政策的持续性，使经济改革不再依赖于其发起者而继续进行。这实际上形成了谁是领导人以及领导人信念为何不相关联的对未来经济整体制度环境的稳定预期。而这一预期的稳定性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中国特有的“国别效应”。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跨国回归分析中，“国别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我们可以将这种“国别效应”归纳为中国的地理、人文和社会环境。王永钦、张晏、章元等（2006）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一文中提出了这种“国别效应”的一个方面，即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的特征。王永钦（2005）提出了互联的关系合约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框架解释了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的成功之处。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建立，正式制度尚处于缺位的时候，以低成本的方式维持了经济交易的进行，形成了一种低成本的履约方式，或者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过程中避免两种经济体制冲突对经济交易带来负面影响的润滑剂。关于“国别效应”，还可从地理、历史、人文等多个维度对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进行解释。例如，在Sachs-Warner增长方程中，临海国家相对于内陆国家经济表现通常更优。显然，中国不是一个内陆国家，3.2万公里的海岸线使中国能够利用大部分国土临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沿海省份经济。同时，中国不是一个热带国家，而地处热带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利地理因素。此外，经济增长中的“大国效应”也是地理变量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国别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系统而全面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如果将这三个地理因素放在一起考虑，中国大约具有了至少3%的年均经济增长潜力。在巴罗的增长过程中，另一个与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相关的重要变量是教育。中国所具有的产生大量世界级科学家和T程师的能力，是建立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之上的。
（二）推动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
“低价工业化增长模式”和“十中学”以及“自下而上”的自主式经济改革，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微观机制。张平、刘霞辉、张晓晶等从理论角度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政府认为的“发展是硬道理”和企业目标函数的高度一致性；政府的强调宏观政策长期保持稳定的同时采取的激励性政策；政府全面压低企业在生产要素使用成本、社会成本补偿以及获取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成本，激励企业加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实现规模化发展，走“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演变路径，使低成本——规模化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扩张的主要途径；四是长期坚持如户籍管理、沿海开放地区优先发展、国有非国有政策支持差异以及对大企业垄断行为的容忍和保护等非平衡赶超的经济管理。 此外，吕炜（2004）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原理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渐进模式的经济转轨使其能够较为充分地利用旧经济体制的资源存量，有效地避免因为“制度真空”所导致的经济负增长和动荡。二是注重重构商业功能和交易机制。即通过财政放权让利、农村改革以及城市改革等一系列调整利益分配关系的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变迁，引发以价格为交易实现的供求关系的形成，从而逐步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件。简言之，就是“重商-催化效率”。
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政治、社会基础和实现机制，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危害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的后果，这些后果的积累将形成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和代价。
二、渐进式经济转轨中的经济增长代价
谈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中国许多经济政策导致的弊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许多分析研究更多的是“就问题而谈问题”，或者是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去证实“问题的存在”。这种“西医式”的诊断与治疗方式尽管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范围内能解决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从全局而言则是无效的。我们必须考虑采用“中医式”的诊断与治疗方式，从长期从全局的视野考虑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一）M型层级制以及经济分权的代价：从理论视野
1.M型层级制带来的问题。M型层级制给予了地方官员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极大地推动了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支持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缺乏市场取向的财政货币制度和手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将被不断弱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变为上下级之间的博弈，这有可能使宏观经济处于危险之中。代表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处于“双重领导”的体制中。即它们一方面受上级银行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到省、地、县地方政府的领导。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不断加大。地方官员在以GDP的增长率作为政绩考核或者提拔任用的考核与晋升标尺下，严重的投资饥渴形成了巨大的信贷膨胀压力，而这很可能引发类似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信用危机和地方银行信用危机。二是M型层级制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地区分割和“诸侯经济”。1993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虽然在资源配置的价格机制替代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仍然被各个地区分割为碎块。产品和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投资）与海外的流动性联系，看上去比国内各省份的流动性联系更为容易些。”
2.经济分权带来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分权模拟出了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如同企业价值链中的各个部门一样，将类似于利润最大化的“GDP增长最大化”作为执政绩效的指标进行追逐，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地方官员的GDP锦标赛”。这种“锦标赛”在经过长期积累后，形成了程度相当惊人的负面问题，例如粗放式增长、环境恶化、市场秩序紊乱以及政府职能错位等。而作为经济分权核心内容的财政分权或者称为“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Montinola et al.，1995；Qian and Ro1and，1998；Jin et al.，2005）使得地方政府官员用GDP指标替代居民福利水平指标，并片面地追求那些用于考核的指标，而对那些不在考核范围或者不易测度的后果不予关注。经济分权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在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经济落后地区的官员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对晋升机会获得的可能性，相对于享受先天优势或者政策优势的富裕地区的官员而言是比较小的，因此采取“破罐破摔”的态度，通过寻租甚至半掠夺的方式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可凭借其在国家经济中的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进而争取到更多的政策性优惠待遇；而经济落后地区则可能更多地被边缘化，沦落为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垫脚石”。这进一步加深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地区问的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穷的地方相对越来越穷，富的地方相对越来越富。
（二）贫富差距扩大，阶层间矛盾激化：从事实的角度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李实、佐藤宏，2004）。从具体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二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1.城乡和地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问题。产生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城市倾向性的经济政策与财政分权体制。实施财政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端在于使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相对于社会目标具有短视性。尤其是在依据经济增长评价绩效和提拔干部的“GDP锦标赛”体制下，地方官员对教育、医疗、环保等社会长期目标相对漠视，甚至采取“甩包袱”的方式，推行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教育财政分权体制带来的教育群分现象。而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地区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2.阶层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问题。尽管近十年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遏制贫富分化问题，但社会阶层贫富分化的局面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的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的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10年的23倍。由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基本指向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制度化和法治化进程相对滞后，因此，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权势阶层”（或者称为“权贵阶层”）依旧存在。这一阶层不仅拥有着高收入（包括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并且拥有相对丰富的政治和社会资本。权贵阶层在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建构了有利于巩固和维护自身收益增加的相关机制，从理论上至少包括“制定规则”、“操纵价格”、“信息垄断”和“排队优先”等。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收入微薄固然令人担忧，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缺少“社会关系”，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面临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缺失”。这使低收入阶层相对于“权贵阶层”而言，不仅在“收入决定的财富拥有”上，而且在“关系决定的发展机会”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甩出效用”中处于被动，被彻底地边缘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在尚未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结构时已呈现M型，即中产阶层的塌陷。穷人相对于富人的日益增多无疑将导致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恶化社会投资环境，社会出现严重不和谐。更多的资源将不得不被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产权以及降低具有生产性的物质资本积累（Benhabib andRusticchini，1996），这无疑将给今后的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抑制性作用。
三、总结性评论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从社会政治基础和实现机制两个层面分析了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从中挖掘经济增长带来的代价。结论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是M型的层级制；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分割与关系型的社会特征；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是“官企一心搞经济”。然而，也正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三个要点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的差异，还表现在发展机会的严重不平等。“富人”成为同时拥有巨额物质财富和丰富社会资源的“权贵阶层”；穷人则沦落为收入低下、现在及未来都缺少发展机会的“弱势群体”。中产阶层的塌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阶层分化。
[责任编辑：唐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