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月亮是诗歌的月亮，从西昌升起的诗歌的月亮。 西昌――名震环宇的中国火箭发射中心，千年奔月奇幻之梦的实现之地。 西昌―默默无闻的中国西南边陲古镇，中国当代诗歌隐秘的圣地。
“名震环宇”之因，可以经度、纬度、天文、气象等数据加以解释；默默无闻之缘，却无法用精密的科学仪器来测量。人们，至少是我，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西昌这样一个边陲小镇、文化的边缘之地，会诞生周伦佑、周发星这样两个同为周姓的诗歌狂人，会出现《非非》、《独立》这样两本独异的民间诗刊。无法测量、难以解释，那是我们的事情，而两位“周诗”兄弟则以超人的勇气、过人的坚韧，持续地让明亮的西昌月，发散出诗生的清辉。我曾经专文分析过伦佑和他的《非非》，今天我试图用向大家介绍发星和他的《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
就诗歌的天分和创造力来说，发星或与伦佑有一定的距离，但就狂狷、自信、沉浸于孤独的坚韧而言，他并不亚于伦佑。发星，1966年生，一直生活于西昌的普格，留给外界的联系地址是“四川普格县农机场”。据说普格县城不大，大概就一条东西大街，而一个地方的农机场究竟会有何等规模，恐怕也不难想象。但就是在这样不起眼的生存环境中，发星却以一人之力集十年之韧性，操持着两份民间刊物――《独立》和《彝风》，主持着一个全国大奖――“《独立》民间诗歌奖”。
我不清楚发星是怎样筹集办刊物和发奖所需的资金，更难想象一个职业的会计人员，怎么能够有如此旺盛的诗歌精力(写诗、汇诗、评诗、出诗、奖诗……)，但我却知道，发星诗歌的根须紧紧地扎在广袤的民间诗歌的大地上。他自由写作，独立办刊，细心地搜寻、积攒、编印当代诗歌民间创作的资料，让许许多多散落荒野的诗歌星火，汇集于西昌，汇集于普格这小小的县城。所以江湖上有了“中国当代重要的民间诗歌资料整理者之一”的美誉。然而让我知道发星、走近发星的却是他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发星是个汉人，但却自称为“彝化”的“山人”。他身居大凉山腹地，乐彝酒为醉，交彝族汉子为友，观彝人女子为美，听毕摩占卜为天籁。很自然，他的诗歌创作、诗歌编纂、诗歌研究都深深浸染上了高贵的黑色。彝族和许多西南地区的少数族裔崇尚黑色，张承志曾做《黑山羊谣》、《黑骏马》，先秦时期黑色也曾被广为崇尚。不知是不是因为黑色这一神秘的历史、文化基因，发星诗歌雷达的声呐还从彝族、大凉山辐射向更远更宽广的“地域诗歌”、少数族裔诗歌。正是通过发星长期关注与努力，几乎让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圆月的另一半一少数族裔汉语写作――爬上来，明夜空。《独立》诗丛第15卷《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就是中国当代少数族裔诗歌成就的一次集体展示，也是发星一个“少数族裔化”了的汉族诗人对于兄弟同胞心血之爱的集中体现。
除去一位藏族诗人的译诗选，《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以下简称《大展》)共收录诗歌281首，其中组诗12首，长诗4首；包括17个族裔的(实际是18个，只是因为发星把自己算在了彝族中)71位诗人；幅员横跨西南、西北、台湾，乃至于整个中国。此等规模虽未囊括中国所有的少数族裔，但却无愧于“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大展”这一称号。
自然“边缘民族”之谓启发于“中心／边缘”之流行概念，但却未必尽出于此，在发星看来“少数民族”是“带有褊狭不公语义的词”，所以用“边缘民族”替代之。“少数民族”是否语含贬义，姑且不论，但收入大展的诗歌，却的确显示出不同于汉族诗歌的特征。高山、河流、天空、家，神祗、祖先、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族人，森林、草原、大漠等成为其基本的语义元素。在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世界中：风“吹过牧场”，“毛茸茸的花瓣迎风开放”；“雪像棉花一样暖和着根和种子”，诗人“借着微弱的雪光怀抱大块的云朵回家”；“高原尚未入梦在河流的呼吸中／静静冥思自言自语”；“片片雪花隐藏了整个草原广袤的心事／隐藏了马蹄奔放的足迹和悠远的牧歌”；“诗歌收割着男人疯长的思念，口弦丰满着女人厚厚的心房”。然而，这样的甜美的世界，不是纯粹的感伤的想象，至少也是遥远的散落，只能寄居在诗人的心中，用她那邈远的距离割伤着诗人有限的心脏。于是我们更多地看到：“酝酿邪恶的花”、“带毒的花”，“预谋死亡的树木”，“扭曲的河流”，使诗人被“带毒的花朵”“中断返回的路程”。
“感伤”，无疑这些是感伤的诗篇。感伤缘自边缘群落的归属，缘自城市森林的遍地疯长，缘自母语的放逐，缘自诗性家园的失落。这一切是现实的境况、理论的指认、想象的体悟，甚至时尚的标记。
“感伤”，无疑这些是感伤的诗篇，但却不只是感伤。无论是家园毁损的切肤之痛，还是民族主义理论、后殖民语境的刺激，都不会让诗人只停留于柔弱的感伤。愤怒，隐忍的愤怒必定穿过纸面，昭示自身，于是我们听到愤怒的直诉：“从‘生番“山地同胞’／我们的姓名／渐渐地被遗忘在台湾史的角落／从山地到平地／我们的命运，唉，我们的命运／只有在人类学的调查报告里／受到郑重的对待与关怀／／强权的洪流啊／已冲淡了祖先的荣耀／自卑的阴影／在社会的边缘侵占了族人的心灵”；听到隐忍痛楚：“某个轮回，似乎在运转。／恐惧与悲伤，／如鸟惊。鼠窜。乱卷的乌云”；感受到：“一张纸居然也会变成一把刀”，“或许汉语根本就不是用刀杀人，而是用刀气用刀光或者其他刀鬼刀神等看不见的暗器杀人。”
直诉、隐忍、切割的存在，从四面八方阻截着纯粹诗意阅读的逃遁，斩断了无害化解读的通路。它们告诉我们，告诉世人，这里所存在的不只是诗，不只是文化，不只是写作；写作也是现实，写作是另一种反抗的实践。这种反抗当然首先是指向整个宏大的现代性的进程，根性的文化、传统的诗意，以其遥想式的诗意美的展示，揭开了现代化人工仿真风景的痤疮；用消失的森林，测量出城市森林的冰冷。不仅如此，这反抗书写之芒，还直接刺向汉语文化霸权，甚至隐隐指向体制性的国家，从而使得写作具有了当下中国族群冲突征兆的意涵。请听这样近乎于战鼓、号脚的宣言、排句：“我是藏族／我的骨骼镌刻着祖辈的遗训／我的血管流淌着马蹄的声音／我的双眼盛满芬芳的青稞酒／我的身上遍开迷人的格桑花”；“我贴心的族人们弯腰磕长头／是谁听见了鹰的翅膀为生命歌唱／鲜花遍地热烈的绽放芳香四溢／西藏孕育在喜玛拉雅的胸怀／西藏生长在雅鲁藏布江的梦里／朝圣者用身躯无数次丈量过的圣地／跪拜和祈祷是人类万寿无疆的语言。”
少数族裔的现代性反抗诗意之刃，并不必然只是指向汉语、汉文化乃至国家。在那些矛盾而又清醒者的笔下，这由汉语所表达出的怀想与反抗的诗意，是充满矛盾和清醒之思的：“在诺苏人强权的肉体上依然流淌／流淌着帝国久远的歌声／依然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夜夜史诗般鸣响。”汉语的“利刃可以剥夺自由”，但“利刃”也“可以获取自由”。“如果自由是生命的目标，如果利刃 是游戏的组成，如果游戏是自由的前兆。那么，谁掌握刀柄谁就操控利刃，谁就可以占有自由，或者买卖自由，或者创造更多的自由。于是，自由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种利刃的辩证之刃，就具有了他向与己向的双刃性。或许这几句诗，最好地概括了这卷诗作的痛苦、矛盾而辩证的清醒：“在中国／我的祖国――我深刻感觉到一个诗者炼狱般的光荣和责任／――像鞭子一样。”
或许我过于关注少数族裔汉语诗歌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涵，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诗歌写作者来说，他或她的第一写作冲动恐怕还是诗歌，而不是其他。就诗歌的艺术性来说，《大展》的一些篇目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其中最引起我关注的艺术品质可能在于“杂糅性”。“杂糅”被一些译者用来侈译英语的“hvbrid”，意指后殖民、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写作所具有的多元文化杂交的特性。不过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用“杂交”这一更具生物性、动物性的词语来译“hybrid，"更能传达原词所具有的冲击力与批判性。而我这里所说的“杂糅”，虽然并不排除“杂交”的冲击性，但这长在“树”之上的“矛”，却与“米”、与粮食杂糅在一起。矛、树木、粮食、糅合，多么富于温暖而韧性的诗意的奇妙结合，莫不是几干年前的汉语之“糅”，就已经包含了今天少数族裔汉语写作的独特之美的基因?
请看那坐在千古石头上的红铜孩，虽然“嘴唇苍白／野兽一样凝视着太阳”，但“沉静如水的肉体”却“比水”还“沉静”；“疾病中的火焰／白骨啊，深入内脏的鸟儿／它在黑暗中靠黑暗的磷火取暖／逼疯白骨，又在白骨中啼泣”――这是何等残绝的意象，但这残绝的深处，总是好像有一股柔韧的绵延相伴。再看那被“劫难蛰伏于”的身躯，“成为一条迷失于黑暗中的河流／酝酿邪恶的花，预谋死亡的树木”的身躯，仍然能够引领着读者涉过“天堂之河”，“河流上飞翔的鸟群／是天空盛开的一种黑色植物／无论走到何方／都能看见它茁壮生长。”或许也正是这杂糅之性，让诗人发出这样的诗问：“奔跑着的雪粒是不是早年走失的羊群?”
如果说在藏族诗人那里，柔韧的诗意让雪粒幻化成走失的羊群，那么在彝族诗歌的口弦之律中，雪早巳在久远的往昔成为“洁净了几千年的手”，又转至眼下的“鲜花丛中独自飞翔”。再看这“南方的病理”：“渴是他们仅剩的触觉，手套，不沾水的梦魇。／牵着马穿过冬季，把肉体浸腌在河床里／而更为茂密的是沙沙声／从一些捆成一堆睡眠的废地上／脚步踩住了肉之外的脱离。”在这样的诗句中，当然不难感觉到随现代化而来的干涸，但河床的浸腌，茂密、沙沙这类根性修辞，又让诗歌远离了常见的现代诗反讽的抽象。
为什么少数族裔的诗更富于杂糅的诗性，除了她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之外，恐怕还与信仰的贴近相关吧――“鹰有神示，无限的荣光在于飞翔／寒冷的内心有超度念想”；但或许更直接孕育于母语／汉语、汉语／母语的杂糅。如果说对“攀缘”、“剽窃”、“乳房”、“妻子”等汉语词汇的双语性解构重构，带有过于明显的后现代的抽象的话，那么“一种事物的三个称谓”，则让“马铃薯”、“土豆”、“洋芋”这三个“遍布山河”的“说着各自的方言”别扭的家伙，同时戏谑地再现、解构了母语／汉语的二元对立，启发着我们更近地靠近汉语之糅的锋芒与柔和。
同所有的诗歌选本一样，《大展》肯定无法避免选择性所带来的局限与缺憾，因为有限的篇幅，总难容纳整体的丰富。不过《大展》的缺憾，还不仅于此，而很可能与编选方针和被入选者的配合定位有关。不清楚发星是想编一本可以反映近十年(二十年?)以来的中国少数族裔优秀汉语写作选，还是想编一本最新成果展?从《大展》入选的诗作来看，两种情况好像都存在。比如以旺秀才丹的作品来看，就接近于一本编年断代选，可是从吉狄马加的缺席看，编者似乎又是将诗人当下的文化身份的表现，作为是否入选的标准。至于一些被人选者的态度，似乎更想将此次《大展》作为近期写作的展示。
比如阿库乌雾人选诗作，就全是他最近阶段的作品。而在大多数藏族诗人那里，则不仅展示更多的近期作品，而且很明显地突出了带有较为强烈政治意涵的诗作。这样定位的结果实际上放大了“选本”的局限性，可能将更多优秀的诗篇遗漏了。比如阿库近期写作，主要是以散文体的形式来表达他对汉语基石――汉语词汇――的解构／重构的哲思。这种尝试虽然也显示出了作者的敏锐与机思，但终究不过是抽象的哲理思考，而且很可能还是诗人处于对旧的风格的延续不满而新的诗歌形式还没有发现之间的过渡期。因此，这类过渡的、不成熟的探索形式，完全不能代表阿库乌雾诗歌的水准。
再如唯色、嘎代才让、果羌、维子・苏努东主等人的诗作，抵抗书写的意味显然相当强。如果说后两人是近年来涌现出的藏族诗歌新人，其诗歌写作的抵抗性意识一开始就很强的话，对于前两者来说就不一定如此了。但由于抵抗性的过分关注，不可避免地带来诗歌艺术胜的削减。以嘎代才让为例，就我对他的了解来看，他近两三年来的汉语诗歌作品数量虽然不少，但艺术水准却似乎被过于关注抵抗书写而抑制了。大家不妨去读读他写于2004年的《亲爱的，青海一带下雪了》、《经卷上的光芒一写在著名诗人伊丹才让辞世之际》等作品。那时候的嘎代才让的藏民族情结虽然相当浓厚，但其写作姿态好像更靠近诗歌一极。他一方面吸取第三代口语诗的轻松、自然，另一方面又糅进了寥廓温暖的高原气息和高原汉语的精致感(这种高原汉语的精致感，在旺秀才丹、桑丹、才旺瑙乳的诗歌中，都体现得相当浓郁)，无论是书写个人爱隋还是抒发族裔情感，都显得那样自然、亲切、沉稳、挥洒自如、浑然天成，颇有大师之风范。与之相较，《大展》中他入选的诗歌似乎就要局促得多。虽然这种局促也折射出另一方面的现实意涵，但就汉语写作的诗性来说，不能不说是某种损失。
另外还有一些优秀诗人的落选，让人搞不清楚究竞是编选者的失误还是作者拒绝入选。比如巴莫曲布嫫、沙马、阿顿・华多太、列美平措、贺中等的缺席。当然作为《大展》最大的遗憾是中国少数族裔母语写作的缺失。对于像藏族、彝族这样用汉语写作者较多的族群来说，母语诗歌的缺席，问题似乎还显得不是非常严重，那么像维吾尔族等主要以母语写作表达情感的族群，就在《大展》中失声了。当然，或许我太性急了，《大展》只是一个开始，相信凭发星的才气、韧}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大展》问世，中国边缘族裔的诗歌之月也将更明、更圆地升起在西昌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