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亚简介 河南鲁山梁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1986年转入杂文创作。发表诗歌八百多首,杂文千余篇,出版杂文集《阿Q的诉讼状》、《没记性的鱼》和《阿Q的又一份诉讼状》。曾获《人民日报》杂文奖。近两年来,又有多篇杂文分别获全国报纸副刊一等奖、《新民晚报》“林放杯”杂文奖等。
○记者:您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走过的这六十余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风起云涌的一段,一幕幕历史画面,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新奇;而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或许是难以抹去的彻骨之痛。请谈一下您的见证与亲历吧。
●郭振亚:老郭老矣,但阅历还算丰富。我是建国后上小学的,上小学的第一篇作文,就是批判胡风先生的“反革命罪行”。胡风是谁,他老人家干过什么“坏事”?老师的讲解,对一个农村儿童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但作文必须写,这是“政治任务”。有人说,人是从写作文开始撒谎的,这一点不错。到了初中,“反右”开始了,凡是讲课讲得生动的老师,都成了右派,一个语文老师忍受不了人格侮辱,在夜深人静之时,吊死在宿舍。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知识分子活得太没尊严。后来到了高中,又赶上了“大跃进”,三天两头“放卫星”。而我这个人,一说违心的话,就马上心跳脸红,只好坚持沉默二字。谁知,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沉默就是阶级立场有问题。
我的毕业鉴定,第一句话就是:“白专思想严重,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结果进了最不理想的一所大学。
建国以来的极左全过程,我都经历了。极左的特点就是反唯物,反辩证,搞唯心主义,搞愚民政策,奉行的是斗争哲学,搞你死我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它使国民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记者:您曾钟情于诗歌创作,诗作曾被选入《中国百家讽刺诗选》,能否谈谈您的诗歌情缘?
●郭振亚:在初中和高中期间,心中就埋着一粒将来当作家的种子。只是由于忙,一是忙上课;二是忙劳动,比如参加大炼钢等;三是忙开会,这些会不是斗老师、就是批学生。即使偶尔有点儿空暇时间,跑到了阅览室,小说、散文之类的文章经常看不完就得回教室。只有诗歌,几分钟可以看完一首,十几分钟就能背诵下来。于是,诗的种子萌芽了。但我在中学阶段写的诗,没有发表过一首,而写的所谓小小说、小幽默,则有一两篇发到了《河南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铅字,真是高兴了一阵子,但却因此倒霉了半辈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白纸黑字,上面还有我的大名,这不正好是“白专思想、名利严重”的铁证吗?这样的鉴定,在我的档案袋里一直装了这许多年。
○记者:讽刺诗将笔锋对准生活中落后、消极、反动的事物,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从特质看,它与杂文有极近的亲缘关系。由讽刺诗而杂文,您的创作始终未离“针砭、批判”这一主题,这样一种创作选择是否来源于您性格中的“战斗性”呢?
●郭振亚:写讽刺诗与写杂文,并非全是因为性格中的“战斗性”。我平时为人随和,喜怒哀乐不轻易流露于外,这也可能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残酷环境里形成的明哲保身性格吧。但它并没有泯灭我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混淆我内心的是非标准。林彪、“四人帮”的造神运动,始终没有触动我的灵魂。我坚信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参加工作后省吃俭用,我买过一个带有短波的收音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听“敌台”,了解一下世界上是不是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所以,我对被推上神坛上的神,没有什么“个人崇拜”。“四人帮”一粉碎,我高兴得欢天喜地,于是,拿起笔,写了不少抨击极左、批判专制的讽刺诗。我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拙作《守株待兔者及其一个后裔》、《花圈里飞出了幽灵》两首讽刺诗,还被选进了《中国百家讽刺诗选》。
○记者:您由写诗转入了写杂文,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郭振亚:我是1984年从工厂调进新乡日报社做副刊编辑的,副刊上发表的主要文章是杂文、散文、小小说、诗歌等。当时有句名言:“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杂文,是副刊的灵魂。”一张报纸的副刊,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篇好的杂文。这句名言,今天我还认为是真知灼见,没有过时。但我做编辑的时候,每天收到的稿件,最多的是诗歌,最少的是杂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报界的一位权威人士(好像是当时《求是》杂志的副主编,名字我忘了)说过,“在诸多文体中,最难写的是杂文”。所以杂文作者少。就连《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著名杂文家舒展先生也说,“每年7月中旬到8月底,是杂文来稿的淡季,杂文家,大中学老师、机关干部等杂文业余作者都歇伏、停笔了”(见《阿Q真地阔了起来》一书第31页)。我负责的副刊,不能没有“灵魂”,也就是说,不能没有杂文,否则就没有了读者,因为杂文针砭时弊,风趣幽默,深受读者喜爱。就像电视剧追求收视率、电影追求票房价值一样,副刊要吸引读者眼球,就得有像样子的杂文。来稿少,怎么办?我这做编辑的,就自己动手写写看。讽刺诗天生和杂文有“极近的亲缘关系”,我以写讽刺诗的劲头以及写讽刺诗的手法,开始杂文创作,结果,受到报社主编的好评。接着,《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出现了我的“大作”。两年后,也就是1988年,我的代表作《阿Q的诉讼状》,上了《人民日报》副刊的头条位置。《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作品与争鸣》又把它放在该杂志的第一篇位置,并配发四五篇见仁见智的文章,展开争鸣。一时好不热闹。这篇文章还获得了《人民日报》的“风华杯”杂文征文奖。
○记者:形式多样、构思新颖是您杂文的一大特色,如《不亦荒唐乎?》、《“办证”老板的妙语》、《聪明的奶牛》,包括您前面提到的《阿Q的诉讼状》,无说理的枯燥和刻板,语言妙趣横生,看似漫不经心的勾画,实则搔到了最痒处,谈谈您对于杂文艺术形式的见解和心得吧。
●郭振亚:杂文的形式,应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我非常赞同刘成信先生的看法,他把杂文分为三大类,一、常规杂文;二、非常规杂文;三、荒诞杂文。我的拙作《阿Q的诉讼状》就属于典型的荒诞杂文。从小处说,仅荒诞杂文的形式,就数不胜数,有说说唱唱的,有故事新编的,有模仿元曲的,有让老虎和狐狸对话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还会有无穷无尽、让人耳目一新、形式怪异的荒诞杂文诞生。
大凡好的杂文,都离不开新颖的构思和语言的幽默。台湾著名杂文家柏杨先生,是河南新乡辉县人,和我算是老乡啦。1988年他回新乡探亲,曾为我的杂文题词:“杂文的钢鞭,要用爱心去挥舞,要面带微笑去挥舞。”窃以为柏杨先生的话,前者应该是指杂文的内容,后者应该是指杂文的语言形式。爱谁?爱百姓;恨谁?恨邪恶势力。杂文应该像钢鞭一样,抽向一切假恶丑,但形式应该生动活泼,富有幽默感,让读者读后,能够会心一笑, 在笑中,又能领悟到文章厚重的内蕴。柏杨先生的很多杂文就是如此,让你看着笑着,最后明白了人的劣根性。
我也想让自己的杂文好看耐读,难虽难,心得还是有一些。比如,小处着笔,大处着眼。“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举个例子,我的拙作《聪明的奶牛》,开头是由一句俏皮话引起的,有人说,南斯拉夫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为什么?因为参观它的中国人太多了。为什么参观它?因为它产奶多。真的是参观吗?一分析,便知道是公费旅游呢。不过,发现“着眼”的那个“小处”,需要的是智慧,或写作经验;找到“着笔”的那个“大处”,需要的是胆识和分析能力。
另外,想让自己的语言生动形象,幽默风趣,还应该学点《修辞学》,比喻、夸张、拟人、借代、反语、拟物、拈连、移就……这些修辞手法,可以克服说理的枯燥和刻板。
○记者:自今年6月起,《杂文选刊》联合国内六十余家报刊网举办了首届全国杂文大赛,开赛以来,仅本刊即收到作品六千余篇,涌现了不少新面孔,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您可否展望一下,中国杂文的发展及新人成长会是什么样子?
●郭振亚:以《杂文选刊》为龙头、旗手,带动六十余家报刊网举办的首届全国杂文大赛,其气势之宏大,我不敢说“绝后”,但称之为“空前”,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一个杂文老作者,喜爱杂文是当然的。每天从报纸上,或网络上,能读到不少令我叫好的应征杂文,其中有不少名家亮相,拿出了参赛作品,比如鄢烈山、王乾荣、徐怀谦、张心阳……更有许许多多的新面孔登台,一展风采。作品风格流派纷呈,一派峥嵘景象。
对这些杂文,你称之为匕首、投枪也好;称之为银针 、解剖刀也好,都凸显了批判精神。他们呼喊民主、自由、尊严;批判极左、批判专制、批判腐败。喊出了时代之声,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民情民意。谁能说,这不是舆论的主旋律!
看着这些应征的佳作,我又想到了1988年《人民日报》举办的“风华杯”杂文征文。他们“不薄名家爱新人”,于是,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像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因为稿子被刊发而与杂文结缘,永不停笔,我坚信,这次“首届全国杂文大赛”,同样也会令许多新秀走上杂文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