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的来客不少。有的客人来了，父亲就要我和哥哥出去拜见，通常是问声好，鞠个躬，而后父亲便示意我们避开。我们听不懂他们谈论的那些话题，也不乐意在场。 来客中也有人把我们当做朋友，和我们说笑、逗趣，玩上一阵子，郭沫若伯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父亲与郭伯伯最初相识在1923年，直到1939年郭伯伯来到北碚他们才再次相见。
父亲卢子英曾就读于广州黄埔军校四期步科，1926年因病返川，后随我二伯父卢作孚到北碚，从此就在北碚扎下了根。30年代，北碚建行政区，父亲任区长；40年代，行政区改为北碚管理局，又任局长。二伯父为北碚进行“乡村建设”所设计的蓝图，大都通过父亲之手付诸实践；父亲早年在恽代英、肖楚女、余泽鸿等革命先烈的影响下萌生、形成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意识，“黄埔”赋予他的军事政治才能，都融汇施展到北碚的建设中了。父亲的辛勤耕耘，把北碚建成一个具有初步现代文明设施、环境整洁优美、秩序井然的城镇。在当时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北碚更具有较强的民主进步气氛和较浓的文化气息，为世人所称道和向往。
郭伯伯到北碚后，受到父亲的热诚接待，他们频繁交往，交谈甚欢。郭伯伯常与父亲讨论当前形势，传递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人士的信息。郭伯伯曾牵线让《新华日报》在北碚设立发行站，父亲大力支持并协助其发行工作。父亲邀郭伯伯作抗日形势报告，又常为郭伯伯的文艺作品作宣传，邀请进步剧团来北碚演出，以丰富地区的文化生活，使爱国民主思想在北碚广为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印象最深的是1942年郭伯伯应父亲之邀率剧团来北碚公演《屈原》。他在松鹤楼餐厅设午宴，我和哥哥居然也各自接到一份与大人一样的请柬。这种破格的礼遇，令我们喜出望外!郭伯伯想得多周到啊，像我们这样年仅几岁的晚辈，在他心中竟占有和大人平等的地位。真使我们倍感亲切和关爱。
在那天的宴会上，我坐在张瑞芳阿姨身旁，她在剧中扮演屈原的弟子婵娟。张阿姨梳了一对辫子，身穿红色毛衣和阴丹蓝布旗袍，脚踏胶蹬高跟鞋，漂亮大方。她不时为我夹菜，非常可亲。
当晚，郭伯伯又带我们去参观演出现场。先去后台，我看见演员们正在化装，张阿姨认出了我，立即把我抱起，并介绍给金山等同伴。随后，郭伯伯又领我们到舞台上去玩，给我们介绍布景的情况。后来我们就到剧场坐下观看表演。一出话剧要演好几个小时，那时舞台换景很落后，要花好长时间。我通常在换景时睡上一觉，直到开幕锣响，大人才把我叫醒，再继续往下看。至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屈原》场面有：宋玉与婵娟分橘子；屈原(由金山扮演)被拘禁，披头散发地在雷电交加中愤怒地质问苍天(后来我知道那就是著名的《雷电颂》)；婵娟饮毒酒身亡后，被抱起放在石阶上；南后(由白杨扮演)跳火笼等零星场景。演出中，观众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偶尔听到啧啧赞叹，或突然爆发热烈掌声。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空前盛大的重要演出，而小小年纪的我，竟然有幸目睹这场由中国第一流艺术家合作的精彩演出。
那时我也知道郭伯伯是大文学家，他常将新出的书送给父亲。1950年，我在家中还翻阅到他在抗战时期送给父亲的剧本《棠棣之花》，上面用毛笔写着:“子英兄惠存弟沫若赠”。那本书是用质地极差的黄草纸印刷的，书后还附了当时参加演出的演员名单：舒绣文饰聂�、周峰饰聂政，张瑞芳饰村姑等。
父亲在与郭伯伯的交往中，常遇到反动分子的干扰。有一次父亲邀郭伯伯来北碚，在他们所乘的轮船上，就有行迹可疑的人鬼魅般地出没在身旁，郭伯伯悄悄告诉父亲，这些人是特务，是来监视他的。父亲感到郭伯伯有危险，一下轮船，就立即把他直接引到北碚管理局，这样才摆脱了特务的跟踪。当反共顽固派得知《屈原》、 《天国春秋》要在北碚公演时，曾派人阻止，均被父亲设法顶回。为迎接《屈原》的演出，北碚还大造声势做宣传，又整修剧场、粉刷大街小巷、旅馆、食店等，为防特务骚扰，保证演出顺利，父亲特意安排人员维持秩序，并派人坐镇现场以应变。因此连续几天的演出非常顺利，取得了成功。
郭伯伯在北碚期间，父亲陪他游览了北温泉等名胜，还专程邀他一起游览父亲仰慕的、在当时却不甚知名的合川钓鱼城(此事郭伯伯有专文记载)。现已成为旅游胜地的抗元古寨的崖壁上，如今还留有郭伯伯当年的题字。
郭伯伯小仅是父亲的朋友，也是我们小辈们的大朋友。
有一次，郭伯伯给我和哥哥买了一个当时很新潮的上了发条就可在地上转动的铁老虎，还教我们如何玩。我们玩得十分开心，经常在伙伴中炫耀：“这是郭伯伯送的!”有一天，父亲匆忙回家，将他刚给我们买的锣鼓拿走，说是要到重庆去，要把它送给郭大毛(郭的儿子汉英)。我不乐意，父亲就说：“你们不要和他们分彼此，有什么玩具大家玩嘛。”
1946年春，父亲带我和哥哥到重庆天官府郭伯伯家，适逢他不在家，郭伯母于立群正忙做家务。我们坐下等候。他家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幅布帘将卧室与书房隔开，室内书画不少，最令我们赏心悦目的还是墙上挂的用石膏做的戏剧脸谱，各式各样、小巧玲珑、图案丰富多彩。不久郭伯伯返家，他与父亲又照例畅谈了许久。
后来我知道就是在天官府这所简陋的小屋中，父亲曾托人冒着危险送去他设法凑起来，资助郭伯伯到苏联访问的旅费。在这所小屋里，他们曾多次促膝相谈。
以后听父亲说，郭伯伯一家去上海了。他给父亲多次的来信中，还问到过我们，他没有忘记他的小朋友。
1955年，郭伯伯赴印度出席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回国路过重庆，郭伯母也专程从北京来渝接他。他们提出要与我父亲及家人见面。五一节晚上，父亲带了我和三个弟妹一起来到牛角沱郭伯伯的住处。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他们聊了许久。那时我母亲正在医院住院，郭伯母执意专程驱车前往看望，并送去了他们的全家福和几个孩子的照片作纪念。后来父亲为郭伯伯寻医，出去找叶心清大夫，只留下我们几个孩子和郭伯伯在一起。当时郭伯伯已是64岁的老人了，依然能和孩子打成一片，他给我们介绍印度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他特别提到牛在印度很受尊重，牛可以在大街的中间大摇大摆地走，人们都自觉地为它让路。这令我们十分惊奇。他让我们每人在他的本子上签名留念，又把他戴的助听器取下让弟妹们戴着听。他仔细地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当他知道我即将高中毕业打算学医药时，就欣然为我提笔写道：“小竺，九年多不见了，您现在已是高中三年生了，转瞬就要进大学了，你志愿学医学，做人民医生，我非常高兴。我年青的时候也是学医的，只是因为听觉不好，没有学成，我祝您一定学成功，补偿我这个缺憾，那我就双倍感谢您了。好好努力吧!”这是对我多么亲切的期盼，它一直激励我努力上进。
以后，父亲每到北京开会也总会去他家拜访。
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斗转星移，哲人已逝。每当我回忆起父亲与郭伯伯的珍贵友谊，总是令我激动、难以忘怀。
责任编辑 任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