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知义是日本研究汉学的学者，之所以特别写他对陶渊明的研究，是想要了解一下海外学者对汉学研究的视角。尤其是作为一个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的日本学者，相对于中国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应当会提出与我们不同的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对于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无疑是有帮助的，笔者辨源析流、叩同问异，渴望能进一步地走进陶渊明那独特的精神世界。
一海知义的研究得出的重要观点是：陶渊明是一个“情寓虚构的诗人”。即他的文学创作善用虚构。《桃花源记》乌托邦似的故事、“五柳先生”貌似完全架空的人物形象、《形影神》三个分身在诗中的对话、《闲情赋》对幻想中情色世界的挑战，以及《读山海经》《挽歌诗》《自祭文》等都成为陶渊明对虚构有着极大兴趣的证据，一海知义对这些他所谓虚构写作的具体作品一一进行了论述。
他指出陶渊明并没有“超俗”，确切地说是“反俗”。他通过对陶渊明不同称号的辨析，从不同的角度将陶渊明的特色反映了出来。而笔者认为，无论是“超俗”还是“反俗”，陶渊明都是脱离不了世俗的。身处乱世的他以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自然姿态与决绝的精神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从那以后，他的世界里只有那片能看到“南山”的精神家园了。尽管他的诗像小桥流水，清新可喜，有“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表现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心态，但晚年的他却依旧徘徊在领悟与动摇之中。
关于陶渊明之所以采取虚构创作手法的原因，一海知义也作了内在和外在的两方面的分析。他引用《饮酒》第八首与《杂诗》第六首的开头四句进一步论证了陶渊明因为具有强烈的觉醒意识和客观省视自己的能力从而从内在支撑起了他的“虚构”，并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社交活动当中发现了他不得不通过“虚构”来表达他对现实的辛辣批判和对自我的真率表白。
值得注意的是，一海知义提出陶渊明的“虚构”是一种内含主张的韬晦，这种手法的运用无疑给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增添了广度与深度。
其实关于《桃花源记》的“虚构”，中国学者也并非从未引起重视。早在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陶渊明年谱》一书的附录中，有赖义辉《陶渊明生平事迹及其岁数新考》一文载： 《记》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居于此”，则及渔人来访，为时已六百年矣。而《记》犹云“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是则虽隔绝六世纪，内外服装仍皆相同，了无变迁，有是理耶？此可知其为虚构者一。又云“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似晋人虽去秦六百年而语言犹可与秦人后裔交通，殊可怪也。此可知其为虚构者二。据此二者《桃花源》所云有虚构痕迹无疑。
也许，确如一海知义所说的那样，陶渊明不仅是一位“酒的诗人”“超俗的诗人”“田园诗人”“隐遁诗人”，而且是一位“情寓虚构”的诗人吧。
让我尤为惊叹的是一海知义对《桃花源记》的解读，他说最后陶渊明写渔夫把桃花源的见闻告诉了太守，可太守“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即桃花源是以与权力机构相隔绝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存在。紧跟着的是现实世界中的“刘子骥”，去寻访“桃花源”，却依旧没能找到。陶渊明把这样的现世中人们所认为的隐士高人与典型的俗人太守作对应，嘲讽地说这位高尚人物也依旧没有寻到“桃花源”之所在。这让我想起了陶渊明诗中的那句“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冰，即是隐士的高名，而炭即是现世中的利益。这里冰与“刘子骥”相对应，而炭即与“太守”权贵相对应。所以，我想陶渊明也是不愿自称隐士的。
从一海知义对陶渊明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海外异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精细与严谨，小到一个字也认真析意、抽丝剥茧、逐条分证，在走进陶渊明诗一般的世界的同时，这种学术的态度和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