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在枪林弹雨中诞生之后，外部面临着列强咄咄逼人的侵凌，内部交织着各种政治力量水火不容的纷争。因而，无论是孙中山主政的临时政府，还是走马灯一样变换元首的北洋政府，抑或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南京政府，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政治、军事及经济方面，而文艺则没有真正被列入政府议事日程。20年代末，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壮大与左翼文学的日见活跃，逼促政府当局开始重新打量文艺的价值。1929年6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明确提出“确立本党之文艺政策”，“创造三民主义之文学”，“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但实际上，一则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二则共产党的武装反抗渐呈燎原之势，三则聚集在国民党麾下的作家为数不多，所以官方的“三民主义文艺政策”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当局把文艺政策调整到抗战建国上来，切合了民族救亡的基本需求，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党派立场与国家立场的矛盾又使其文艺政策左右摇摆，带来了妨碍文艺发展的负面效应。本文对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予以考察。
一、切合时代需求的积极姿态
卢沟桥事变引爆了中华民族压抑已久的抗日激情，不待政府筹划组织，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大潮之中。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之后，当局意识到持久抗战中精神建设的重要性，而要动员民众，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克敌制胜，文艺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重庆开幕、移至武汉闭幕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纲领中虽然没有直接言及文艺，但抗战建国的主旨与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准则和法令范围内，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原则，为抗战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编纂三民主义文化丛书、推行兵役、全国精神总动员等案。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政工会议。1939年3月12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发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文献，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目标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对抗战文艺指归的基本要求。
虽然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决定设立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但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文化事业在建设性方面似乎不如对左翼文化的破坏方面表现突出。抗战爆发，倒是给其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主管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出任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下设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范寿康任处长。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光未然、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均参与其事，厅、处、科级负责人分别被授予中将、少将、上校等军衔。第三厅还把此前成立的救亡演剧队、宣传队加以整编，纳入其统一管理之下。直属三厅的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第三厅机关编制300人，加上直属机构及警卫、勤杂人员等，总数达3500余人。1938年5月，教育部在汉口组成“教育部巡回教育戏剧队”。最初只有两队，第一队队长向培良，第二队队长谷剑尘，后来在重庆又成立第三队，虞文为队长。另设一实验剧队。除此之外，各战区、军、师及地方所属的演剧队、宣传队更是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500多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颁令各战区办《阵中日报》，各报均有文艺副刊，如第五战区《阵中日报》的副刊《台儿庄》等。有的战区还办有其他报刊，其中也不乏文艺之类。据政治部第二任部长张治中在陪都文化界国民月会上发表的《关于军中文化》讲演，各战区有11个《阵中报》及50个《扫荡简报》班，由各部队各军校自行出版的报纸杂志计有200多种。
1941年2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运会）成立，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张道藩出任主任委员。这一机构的成立，固然有抵御左翼文化的企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的确反映出当局对文化事业的重视。翌年3月初，张道藩一方面建议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增设文学、音乐、美术等部门奖额，一方面成立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文奖会）。名义上由中央宣传部设置，实际交由文运会负责。主要业务以奖助文学创作及剧本为主，尤其着重对青年文艺作家的奖励。例如王蓝就曾以短篇小说《一颗永恒的星》获文奖会第一奖。此外，对于报刊杂志已发表的优良文艺作品，经文运会推荐通过，可以加发一笔稿费，此对从事笔耕的文艺作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抗战时期，各个战区与大后方条件不一，对中央政府文艺政策的理解或有不同，因地制宜的文艺政策各有特点，文化生态千姿百态。譬如，1940年9月1日，曾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复职湖北省政府主席后，制定了一套施政计划，其中包含着落实抗战建国纲领的文化建设项目，如教育、编译、印刷、书店、报纸、图书馆、艺术、体育、博物馆等。在桂林，由于桂系力量同蒋介石历史上的纠葛与现实中的微妙关系，其文艺政策要比陪都重庆开放得多，较之那些党派意识极强的黄埔系掌控的战区，文艺之繁荣不可以道里计。根据地文艺政策自有特色，另当别论。
在制度保障与组织建设的同时，政府主动参与文艺社团建设，积极推进社团工作。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成立的众多全国性社团，到1938年上半年，相继被整合为中华全国各界抗敌协会，如“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等。张道藩既是作家，又是政府当局的重要文化官员。其1936年2月12日至1938年1月14日担任内外部常务次长，接着出任教育部常务次长（至1939年8月18日），1938年4月8日至1940年兼任社会部副部长，身兼数职，忙碌可想而知。但他还是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等一道积极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筹组，在1938年3月27日召开的“文协”成立大会上，他担任总主席，发表演讲，并同冯玉祥、邵力子、陈铭枢等政治家及郭沫若、茅盾、田汉、郁达夫、巴金、丁玲、曹禺、胡秋原、姚蓬子、王平陵、陈纪滢等作家当选为理事。“文协”还特聘蔡元培、宋庆龄、叶楚伧、于右任、居正、宋美龄、孙科、柳亚子、白崇禧、陈立夫、陈诚、何香凝、方治、张闻天、周恩来等政界要人与社会名流为名誉理事，其会刊《抗战文艺》得到政府部分资助。由此可以说，“文协”这一民间社团也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局的文艺政策。 正是在当局适度放开、鼓励支持的背景下，抗战文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加大了对电影事业的投入。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隶属于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三部故事片与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后来又有《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民族万岁》《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故乡》《警魂歌》等。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文艺科电影股的中央电影摄影厂，卢沟桥事变后吸纳了一批官方体制外的电影人才，拍有《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活跃的西线》《东战场》《抗战第九月》《武汉专号》《重庆的防空》《抗战建国一周年》《敌机暴行及我军东征》《刘甫澄上将移灵》《孤城喋血》《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阎锡山投资开办的西北影业公司也拍摄了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6本）和《风雪太行山》等。
由于胶片进口不易，电影生产大受影响，加之戏剧演出直接面对观众，便于揭露敌人暴行，激励民气，所以，戏剧得以长足发展。为此，兴建了专供演剧之用的抗建堂与青年馆。有政府背景的剧团，即有中电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中国万岁剧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青年剧社，另有国立剧专的剧团。此外，还有一批民营剧团。“抗战胜利后，曾有人于此做过统计，在抗战八年中，共出版剧本一百二十五部之多。”其中，历史剧获得大丰收，抗战剧留下了英勇抗敌的雕像。战争的洗礼与创作的磨砺，也造就了优秀的戏剧人才，譬如老舍。如果没有抗战剧的经历，很难想象这位小说家后来能够创作出永恒的经典剧作《茶馆》。
许多作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亭子间，奔赴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由于身份、身体、性格与创作个性等诸多差异，作家走向正面战场的途径有多种多样：一是作为记者赴战地采访。如曹聚仁、夏衍、王西彦、姚雪垠、黄药眠、林林、孙陵、廖沫沙、谢冰莹、安娥等作家，与陆诒、范长江、秋江、杨纪、刘尊棋、胡定芬、周海萍等记者，写出大批报告文学，使这一滥觞于清末民初的新兴文体走向成熟。二是慰劳与访问。淞沪会战时，郭沫若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部队慰劳与访问。执掌第三厅之后，他又以中将厅长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参加武汉各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先后到北战场的宋埠、南战场的咸宁、通山、阳新、武宁等前线慰劳，回来后撰写文章，呼吁后方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抢救前方的伤寒病员。少将衔政治部设计委员郁达夫，先后到山东、江苏、河南、浙东、皖南等地前线巡视防务，写下一批战地报告与及旧体诗等。臧克家、黑丁、曾克、邹荻帆、田涛、田一文、李石锋、伍禾等14人在河南省潢川组成隶属于第五战区的“文化工作团”。1939年6月28日至12月9日，老舍、王平陵、胡风、姚蓬子等代表“文协”参加全国慰劳总会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文协”早就有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这次是得到“战地党政委员会”资助，才最终成行。三是参加文艺宣传。无论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的上海救亡演剧队，还是1938年改编后直属政治部的抗敌演剧队、宣传队，抑或隶属于各地方各部队的文艺团体，都有作家参与其中，如洪深、田汉、光未然、宋之的、马彦祥、瞿白音、章泯、王震之、王莹、凌鹤、徐韬、舒非、严恭、张客、吕复、赵明等。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一边参加演出、讲演等宣传活动，一边从战场汲取素材，编创带有硝烟味的作品。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就产生于文艺演出途中。四是作家入伍。吴伯箫、天蓝等参加八路军，吴奚如、彭柏山、朱镜我等参加新四军，丘东平、阿垅、陶雄、黄仁宇、张天虚、穆旦等参加正面战场部队，钟敬文、司马文森、何家槐、杨邮人等任职于第四战区政治部，碧野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阵中日报》的副刊编辑，邹荻帆参加94军一个服务队。战场经历与战争体验，使得作家视野拓展，积淀丰厚，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种文体均涌现出能够代表现代文学全面发展的优秀作品。诗歌如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死在第二次》，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穆旦的《森林之魅》，臧克家的《国旗飘在鸦雀尖》《古树的花朵》，贺绿汀的歌曲《游击队之歌》等。小说如巴金的《憩园》《寒夜》，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冯至的《伍子胥》，萧红的《呼兰河传》，吴奚如的《萧连长》，孙犁的《荷花淀》，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戏剧如曹禺的《北京人》，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陈铨的《野玫瑰》，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歌剧《白毛女》等。
二、文艺政策的收缩和迂回
民国政府抗日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由于对共产党的顾忌，尤其是当其发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根据地的发展势头迅猛之后，便表现出防共、排共甚至反共的政治姿态，出台一系列文件，掀起一波又一波反共浪潮，制造了皖南事变等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惨案。与此相应，文化管制次第强化，文艺政策渐呈收缩之势。
1942年7月1日，发行人张道藩亲自操刀，在《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指出在消极的方面要有所不为，即“六不”：“（一）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二）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三）不带悲观的色彩。（四）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五）不写无意义的作品。（六）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在积极方面要有所作为，即“五要”：“（一）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二）要为最受痛苦的平民而写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四）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五）要用现实的形式。”文章虽以个人署名，但可视为代表了当局的文艺政策。看得出来，这些观点是抗战之前三民主义文艺观的延续，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左翼。
为了贯彻这种政策，当局设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等机构，省、县亦分别成立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室，在此前后，还颁布了《限制报刊登记办法》《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特殊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1938年至1941年6月，查禁书刊960余种；1942年查封报刊500余种；仅1941—1942年，就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1943年查禁书刊500余种。《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抗战》《抗到底》《全民》《抗战漫画》《七月》等报刊，夏衍的《一年间》、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毛泽东自传》《朱德将军传》等都曾遭到查禁，连《李宗仁将军传》《白崇禧将军传》等也不能幸免。曾经在淞沪会战部队担任下级军官、在战斗中英勇负伤的阿垅，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1939年写出长篇小说《南京》，作品以真实的描写、犀利的眼光与诗意的文笔，荣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优秀长篇小说奖。按说，作为当时唯一一部全力表现南京会战的优秀长篇小说，出版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由于作品对南京会战的部署、指挥及兵员素质的培养等方面均有批评，便无法通过检查，民国时期始终未能出版（直到1985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曾经在文化工作方面颇为当局倚重的第三厅，集中了一批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而这些作家既不完全听命于当局的指令，又三次拒绝了要他们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劝诱，于是编制被一压再压，终于在1940年9月被撤消。三厅撤消后，周恩来表示欢迎作家到延安去，当局为了拉住这批作家，才于当年11月成立了没有行政权力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45年3月30日被解散）。在当局政策的影响下，各战区战地文化服务处、文化服务站、文化工作队等组织机构被强行撤消，有些战区、军、师的演剧队、宣传队也被迫解散。 反共气氛紧张时，某些在部队工作的作家处境危险，被迫出走。如贾植芳1937年9月终止在日本的留学，转道香港回国抗战。他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留日同学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山西中条山前线作战部队第3军第7师政治部，任上尉日文干事，专事日文翻译和对敌宣传工作，同时为《七月》撰稿，被约为特约撰稿人、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1939年，国民党当局掀起排斥异党的政治暗流，贾植芳于5月不得不逃离这支部队，辗转到重庆、西安等地报馆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他在西安的处境愈加困难，遂第二次从军，到驻扎在陕西黄河沿岸的一个工程兵团担任翻译，替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出身的团长翻译日本的工程兵书籍，如《工程兵教练法》《烟幕使用法》等。但是，干了不到两年，又被这个部队怀疑，认为“来历可疑，有什么非法活动，并已决定了处置的办法：就地活埋。因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命令它的驻在西北地区的党政军机关部队，指令凡是发现‘异党分子’和‘左倾分子’可就近处决”。团部一位王姓文书闻讯急忙来报信，贾植芳才得以逃离部队。
臧克家于1938年1月即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从事文艺宣传工作。4月8日至16日，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之邀，臧克家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进三出，对血战台儿庄的主力部队——第五战区30军孙连仲部下的31师、27师、30师等进行了实地采访。“在抗日将士高昂士气的感染下”，他只用了十几天的工夫便写成了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5月初由生活书店出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予他大力支持，不仅带他同车到前线去，还于军事倥偬中为《津浦北线血战记》做了长篇题词，并资助了一笔款。在采访写作过程中，作者与在台儿庄大捷中立有战功的师长池峰城、张华堂、黄樵松等将领结下了友谊，黄樵松师长于七十里外专人送来题句、绘图、照片。31师战地服务团、司令长官部林处长、李副官、于秘书、张参议与兵站阎站长等均给予切实的帮助。臧克家先后参加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文化工作委员会，曾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名义，与姚雪垠、孙陵组成“文艺人从军部队”（亦称“笔部队”），前往随（县）枣（阳）前线，三人分别到广西部队84军173师、143师、189师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参加了随枣会战。1941年1月1日，应池峰城军长之邀，去30军任参议，从事文艺工作。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愈加紧张，4月，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了逐客令，臧克家遂与碧野、田涛愤而离去。稍后，由于画家朋友齐人的关系，受邀到31集团军任参议，12月调任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与碧野、田涛筹办文学月刊《大地文丛》。1942年5月1日，《大地文丛》创刊号终于出版，却因载有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译文，遭到汤恩伯查封，图书馆被搜查，臧克家被传问。诗人投身战场，忠心报国，却屡屡受挫，备感寒心，遂于1942年7月结束了四年多的军旅生涯，与郑曼联袂徒步奔赴重庆。行将离开31军及三一出版社驻地河南叶县寺庄之际，他写下《春鸟》，寄托忧愤：“而我，有着同样早醒的一颗诗心，也是同样的不惯寒冷，我也有一串生命的歌，我想唱，像你一样，但是，我的喉头上锁着链子，我的嗓子在痛苦地发痒。”
当局防共排共的政策及其激起的反拨，妨碍了更多作家对正面战场的倾力表现，加之作家生活方式与前线生活仍有相当距离等原因，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的表现远不如抗战前期那样声势浩大，反而，作家对政府当局的批评声音却有所加强。
然而，由于民族救亡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国共合作毕竟维系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局文艺政策也左右摇摆，时紧时松。对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也并非绝对排斥，而是有打有拉，宽严兼施。田汉就曾受政治部张治中部长的委托，撰写《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整理稿刊《戏剧春秋》第1卷第6期，第2卷第2—3期），作为政治部整理部属剧团及领导全国戏剧抗敌宣传的参考。“报告中某些建议，如改善部属剧团团员的生活教育、加强领导等，曾蒙其部分采纳，且曾宣布戏剧指导委员会及部立戏剧学院的组织。”1939年下半年，当局已有排斥异党的苗头，“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仍能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3500元资助。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此地与彼地，文化态度亦非铁板一块。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正面战场在对待左翼作家的态度上不尽一致。原西北军、东北军、粤军、桂军等部队，对待作家就宽容一些。桂林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也与桂系李宗仁对待作家的态度有关。
张发奎担任集团军总司令与战区司令长官时，对作家十分欢迎，多有关照，因此作家乐于到他所负责的战场工作。1937年，张发奎请郭沫若为第八集团军建立一个类似当年北伐军中的政治部，后因蒋介石、陈诚不同意这一设想，遂称战地服务队，简称战队。1937年9月25日，战队正式成立，有钱亦石、杜国庠、左洪涛、石凌鹤、何家槐、林默涵等34人。上海失守后，战队随第八集团军活动，后来第八集团军建制撤消，战队暂归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代管。1938年4月，张发奎调任第二兵团总司令，他又把战队调到武汉，改为第二兵团战队。1938年12月，张发奎抵韶关，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队也随同前往。由于余汉谋所属的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已提升为第四战区政治部，战队成员另行安排工作，左洪涛、何家槐等担任长官部秘书，为张发奎起草讲演稿与公开发表文章，随后辑成《张发奎将军抗战言论集》三集出版。后来，第四战区析出一个第七战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广西柳州，战队人员又跟随前往。
张道藩一方面作为当局文艺政策的阐释者与执行者，另一方面又是一名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家。他深知创作的艰辛与作家的敏感，因此在执行当局文艺政策的同时，尽量维系政府与作家的关系。据曾任《文艺先锋》主编的赵友培回忆，当时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文艺作家，多数没有固定职务，生活都很困难。虽然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维持了部分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其所属文化工作委员会也安插了部分左倾人士，但仍然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文艺工作者的感觉比一般人敏锐，感情比一般人热烈，容易不满现实，容易冲动偏激。在这种生活困难的窘迫中，若不能适时援助，可能产生严重问题。蒋介石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指示张道藩选择若干已有成就，或对国家有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不分党派，一视同仁，包括共产党的文化人士或左倾分子，凡是愿意和政府接近的，都可以同他们联系，每人按月补助稿费若干，以补贴生活。“道公（指张道藩）了解文人的心理，穷归穷，还是一身傲骨，自尊心极强，即使你要送钱，也得有技巧；官僚作风，施舍架式，不但不会使他感激，甚至激起反感，弄巧成拙。尤其左倾人士，他们更因缺少安全感，时时有怕落下把柄，成为日后被……清算斗争的恐惧。因此，对于左倾文艺作家，道公亲自出马，安排一切。”“他先后联络的左倾人士，包括沈雁冰（茅盾）、胡风、冯雪峰、田汉、洪深、许广平（鲁迅之妻）、张友渔、韩幽桐、舒舍予（老舍）、王向辰（老向）等二十多人，由道公按月致送相当数目的稿酬；这一份稿酬，不像一般稿子发表后，才付给的，而是由道公别出心裁，以‘特约撰述’的名义，用‘预付稿费’的办法来办理。稿费预付了，对方也收了，是否真正写稿，不关重要，彼此心照不宣。因此，规规矩矩写稿的，不是没有；一字未见的，也不乏其人。”“在送钱这件事上，也必须极为谨慎，不落痕迹。道公深深了解其中微妙，关照送钱的人，把钱亲手交给对方，或事先约好家属，不要收据，不要回条，这是对左倾人士心理安全感的一重保障。”“这一项工作，一直维持到民国三十二年。”“除此之外，文运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联系并罗致全国文艺界优秀作家，及音乐、美术、戏剧、电影、民间艺术各部门的专门人才，……只重专长，不重资历”。此外，文运会还设立了“青年写作指导委员会”，免费为有志于写作的青年服务。“指导委员会聘约的指导委员，包括新诗、散文、小说、剧本四部分的成名作家，每月有一点固定的报酬，超过预定篇数时，再送若干批改费，最大的前提是：一定要使寄作品来的青年，得到最中肯具体的评语。这是对指导委员的期望，希望他们抱着最大的热诚和爱心，来提携青年，引导后进。另外，对稿件的收转，也指定了文运会指导科来负责，一定要彻底执行政策，绝不让青年寄出稿子后，有‘石沉大海’似的失望。”
回顾历史，在政府当局文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有值得汲取的成功经验，也有令人扼腕的苦涩教训。假如当时国民党当局再大度一些，国共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假如作家的党派意识退居于国家意识之后，作家习性更多地服从民族利益，抗战文艺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果。